心理学研究表明，直接受灾、目睹灾难或参与救灾的人员中，有30%～58%的人会出现创伤后压力症候。记者作为需要第一时间赶赴灾难现场进行采访报道的工作人员，在经常性地与创伤事件接触过程中，当应激源刺激强度超过承受力时易现职业创伤症状，若不能正确面对并有效调适，则可能产生长期心理障碍甚至人格损伤。因此，关注灾害报道中记者的心理健康，了解记者会出现哪些异常表现，有利于为早期调适记者不良情绪提供帮助，也有利于记者克服异常心理，以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投入到工作中。
一、恐惧
恐惧是所有灾难报道记者最明显的、最普遍的反应之一，几乎同记者如影随形。
二、焦虑
记者素有“无冕之王”之称，但作为目击灾难现场的人，生命受到威胁，同样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易感人群。在自然灾害发生的恶劣环境中，记者看见的多是断壁残骸和血腥的画面，听到的是呻吟和哭泣声，呼吸着腐臭、消毒液等混杂在一起的味道……灾难报道，给记者的生理和心理提出了很多挑战，有记者表示，在汶川地震震区采访时，最无法忍受的就是那种无处可逃的尸体腐烂的气味，甚至在离开那里很多天后，依然觉得空气中飘荡着那种味道。
记者在灾区长时间采访所受到的应激会出现累积，这种应激在离开灾区后反复被迫回忆得到加剧，从而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回避”行为，焦虑症状更加明显，会不断感受到恐怖，心情莫名其妙变得更坏，甚至情绪突然失控等等。这种症状持续3个月以上则构成了创伤后应激障碍，这是灾区一线记者最容易出现的问题，也是最应该警惕的问题。
三、消沉
面对生死，悲伤是人类最为直接的表现。记者也是常人，在灾难或创伤性情境中，遇到严重或长时间的刺激和压力，也会出现各种心理反应。陕西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辛红在汶川大地震采访后提出要求：“短时间内请不要再派我去采访灾难，我无法再面对死亡”。在汶川、玉树地震报道中，许多记者处于悲痛之中，情绪焦躁、无法睡眠，甚至情绪失控。《国际先驱导报》报道说，有香港记者从汶川大地震现场回到香港后因不自控地感到悲伤，主动向当地“生命热线”求助，经评估，该记者患上了早期忧郁症。
四、自责
在灾难现场，很多记者会在心理上产生无助感和挫败感，因为他们除了采访，很少能够像专业救援、医疗队伍去“救人”，甚至有位年轻记者在博客中发出“百无一用是记者”的感慨，对记者的工作价值产生怀疑。
在心理学中，角色同人的行为有关，一定的社会角色要同一定的行为相配套。角色不当，行为就会混乱，势必会引发不协调，造成混乱无序、心理失衡。在“救人”和“报道”之间的游移，深层的原因是记者的角色混乱。混乱本身就是一种伤害，无能为力感会造成强烈的自责，出现情绪上的悲伤、低沉反应。
五、冷漠
这种冷漠表现在记者缺乏新闻伦理。新闻伦理是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价值取道德表现与日常行为品德规范等的总和。但很多媒体为了挖独家，达到自己的采访目的，不顾采访对象的心情及身体情况，强迫采访对象一再回忆那些悲惨的场景及受难的感受。
“马航事件”可供媒体报道的内容不多，面对受众强烈的知情欲望，记者只好把聚光灯对准遇难者家属。如在3月8日北京新闻发布现场，家属们刚一到达，闪光灯就开始不停闪烁。在记者的粗暴采访下，很多家属的情绪几乎失控，有几名刚刚知道亲人失踪消息的家属更是晕厥过去，有些媒体为了抢独家新闻逼着家属讲述痛苦的回忆。这些遇难者家属不仅要承受丧生亲人的悲恸，还要面对媒体带来的二次伤害，很多人感觉自己被媒体剥得赤裸裸地置于无数聚光灯之下，毫无尊严，更有人向媒体哀求 ：“请放过我们吧。”
六、炒作
西方新闻界有一句话叫做“灾难是记者的节日”，意思是灾难事件为新闻记者大显身手提供了机会，并非指面对灾难记者像过节一样。但在新闻实践过程中，确实有一些非主流媒体“满腔热情”节日般地追逐着灾难报道，灾难本无可回避，给当事人带来痛苦，但如果媒体在报道中渲染的却是灾难的恐怖与血腥，则会给受众投下长久的心理阴影。
《人民日报》政治版副主编苏显龙曾说，灾难是对考验每一个记者职业素养非常好的良机。在灾难面前，现场记者们要经得起考验，就要在了解这些易出现的异常心理的基础上克服、战胜并摒弃它，以积极向上的心态迎接挑战，从而为受众提供真实客观、有人情味、有责任感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