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一个繁荣期，北宋前期政治安定，为商品经济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南宋继承这种发展趋势，商品经济在发展的同时，世人的社会意识和行为也发生了改变，甚至与前代大相径庭。文章阐述了宋代商品经济在农村及城市的发展表现，并对社会各阶层的心理和行为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宋代；商品经济；社会意识
一、入宋以来商品经济发展
（一）农村专业户和包买商应运而生
宋初，在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如四川、东南等重要产粮区出现了农产品专业生产区和农村专业户。除粮食产量大增外，经济作物的产量也较高。我国种茶、饮茶历史由来已久。宋代茶叶产量较唐代有了大幅度提高，种植面积更为扩大，据《宋史・食货志》统计，秦岭、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都有种植，南宋时有六十六个。以种茶为业的农民被称为“茶园户”或“园户”，“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地，不出五谷只是种茶”，农户“采茶货卖，以充衣食”。茶叶作为经济作物和市场产生联系导致了包买商的出现，在其他产业中，也出现了包买转资、预贷本钱的包买商。如在荔枝产区两广、巴蜀、福建，由于生产规模较大，包买商对荔枝也实行包买包销，荔枝“初著花时，商人计林断之以立券，若后丰寡，商人知之，不计美恶，悉为红盐者。这样，商人和荔枝专业户之间也形成一种包买关系。且商人贩益广，乡人种亦多。宋代大量专业户和包买商的应运而生，正是发达的商品经济产生的结果。
（二）城市商业繁荣
宋代坊市制度被打破后，城市居民和工商业者可以在城市内开铺，店铺与住宅区相互交错，出现了“自大街及诸巷，大小铺席，每日清晨，两街巷门，浮铺上行，百市买卖”的景象。当时汴京和临安城中无论是繁华的商业区还是偏僻的小巷，都可见店铺沿街设置，北宋汴京随处都可见商铺、邸店、酒店、茶坊，从“御街一直南去，过州桥，两边皆居民。”凡生活所需的都可以从市场上购得。商品经济发展不仅打破了商品交易的地域限制，而且突破了交易时间限制。夜市的营业时间延长到三更甚至四更，进一步丰富了城市经济结构。当然，城市商品经济发达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市场体系的内涵深化，服务行业也得到大发展，在城市里，茶楼、酒馆、旅店兴起。交通运输像车船、坐车、雇船、脚夫等成了重要行业。
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对社会意识的影响
（一）重商观念盛行
宋人普遍意识到“行商坐贾，通货殖财，四民之益也”，范仲淹就是重视商业的一个典范。他在主持“庆历新政”期间，认为是“国家轻变其法，深取于人”，导致“商贾不通，财用自困”。为了解决京师粮食不足的局面，他提出 “一万贯及以上者，与之佐官；三万贯即以上者，京官致仕”。既保证了国家财政，又提高了商人地位。对于政府的茶盐专卖，他还请求仁宗帝“诏天下茶盐之法，尽使行商，以去苛刻之刑，以息运置之劳，以取长久之利，此亦助陛下修德省刑之万一也”。他认为不与民争利，把贩卖茶盐交给商人经营，也可以使国家财政获利。
宋代商品经济空前发展，在思想领域引起了“功利主义”的产生。代表人物李觏一反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想，倡导功利主义。他同情和支持中小工商业者，认为他们“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兴夜寐，攻苦食谈，以趣天时，听上令也”，小商小贩遵守规定，辛苦经营，应该予以保护。对于垄断市场的巨商大贾，李觏认为要对他们加以限制。
（二）逐利求富，金钱至上
宋代金钱至上的社会风气普遍流行，“有钱可使鬼，无钱鬼揶揄”，为了钱，“骨肉亲知以之而构怨稔衅，公卿大夫以之而败名丧节，劳商远贾以之而捐躯殒命，市井交易以之而斗殴戮辱”。商品经济的发展还极大地冲击了原有的择偶观，婚俗观念也与前朝发生很大变化。世人嫁娶论钱财的风气较为普遍。许多上层士人“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才之多少”。这种过分追求金钱的风气，是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直接后果。世人逐利求富，对金钱作用的夸大，也由此改变了人们价值观，并且形成拜金、奢靡等不良社会风气，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蔓延，连普通百姓都“就店呼酒，亦用银器供送”，人们对金钱的过分追求，忽略了真正的人生价值。
（三）各阶层竞相经商
宋人不再以经商为耻，社会各阶层竞相经营商业，掀起全民经商的浪潮。首先，农民经商。史载：“（农户）秋成之时，百逋从身，解偿之余，储积无几，往往负贩佣以谋朝夕之赢者，比比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草市、墟市的出现，也为农民经商提供了场所，越来越多的农民或主动或被动的进入市场，兼做小商贩。多数农民往往在农闲时节进入市场，有的农民将自家农作物拿到市场交易。对于大对数农民商贩来说，通常在乡村落做些小生意，赚些蝇头小利，有的农民干脆弃农从商，以求厚利。
其次，官僚士人参与商业活动。宋代官商现象很多，上至亲王将相，下至胥吏闲官，北宋蔡襄称“臣自少入仕，于今三十年矣。当时仕宦之人，粗有节行者，皆以营利为耻。虽有逐锥刀之资者，莫不避人而为之，尤知耻也。今乃不然，纡朱怀金，专为商旅之业者有之。兴贩禁物茶、盐、香草之类，动以舟车迁往来，日取富足。”在商业浪潮的推动下，把“学而优则仕”作为自己信条的士子们，也操起了经商治生的行当。如江淮地区的“衣冠士人，狃于厚利，或以贩盐为事”。
再次，寺院僧尼经商普遍化了。在开封，相国寺已兼做定期交易场所，每月开放八次，“东京大相国寺，乃瓦市也。僧房散处，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此。”不仅百姓在寺院交易，僧人也参与其中，成都大慈寺僧尼们“贮积谋利，坐列市贩。”庄季裕《鸡肋编》中记载：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