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新西部》封面报道以《孙武胜打官司》为题，向读者讲述了一个小包工头变身讨薪专家的故事。
孙武胜仅是初中学历，为了维权，他努力自修法律，从而传奇般地为自己打赢了第一场官司。那场官司，更让他为自己赢回了自信，从此走上了为农民工兄弟讨要血汗钱的征程。
他曾设立了响当当的“孙武胜维权工作室”，并使之成为进城务工人员普法教育的“宣传基地”;他至今不是律师，但他一直四处奔走协助农民工们维权，近在本省，远及拉萨……
孙武胜，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让《新西部》转告读者：我，还在路上。
记者采访孙武胜时，适逢他前往咸阳市渭城区人民法院，为河南籍小包工头出庭，讨要工程拖欠款。
本案开庭虽然已是第二次，但看得出原告方对孙武胜颇为信赖。他们围着孙武胜梳理案情，不时冒出一句常人难以听懂的法律术语。而孙武胜则谈笑风生，显得成竹在胸。他让农民工们稍安勿躁，一定要相信法律是公正的。
讨薪代理人
1995年，孙武胜从富平老家带着一帮农民工兄弟到西安来搞建筑。他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建筑商却以种种借口克扣他们的工程款。当时适逢年节，拿不到钱的农民工兄弟均表示没脸回家。
几十万元的工程款收不回来，跟着他干了多年的农民工兄弟中，大多数人能够体谅他，但还是有个别几个情绪激动的兄弟“绑架”了他12岁的儿子。
为了赎回孩子，他硬着头皮贷款还薪，“谁让我是工头呢？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兄弟们的薪水算是还上了，但还款期一天天逼近。
又是一年春节，信贷员上门催促还贷，否则便要报警抓人。无奈之下，妻子劝他还是出去躲躲，免得连累一大家子人过不了春节。
孙武胜回忆说：“今天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是大年三十，我身上只揣了家中仅有的30元钱，只身跑到西安来躲贷。春节，建筑工地空空如也，我一个人住在四面透风的工棚里煎熬着。”
孙武胜坦诚，那是他今生最为凄惨落魄的一段时光。
一天，濒临绝望的孙武胜，偶尔在电视节目中看到一名60多岁的山区老人自学法律，打了足足十年官司，最终为自己讨回了公道。
“那个节目感动并启发了我，60岁的山区老人都能通过自学法律维权，我好歹还读过初中啊。”孙武胜回首往事，仍显得底气满满。
自那以后，孙武胜白天在工地劳作，业余时间几乎都用在了自修法律上。
功夫不负有心人。利用法律武器，孙武胜果然为自己赢得了人生的第一场官司，并讨回了拖欠几年的工程款。
官司赢了，欠款失而复得，但孙武胜并没有就此止步，他说：“经过学习，一方面我喜欢上了研究法律，一方面我想帮农民工维权，因为我有过切肤之痛。根据我国的社会现状，拖欠农民工薪资的事从来就没有断过，也不可能绝迹，这项工作或许够我干一辈子的。”
从那之后的数年间，孙武胜开始为农民工充当代理人，帮助他们讨要血汗钱。
出手后的孙武胜战果累累，完胜了一场又一场官司，在社会上引发强烈的反响，甚至成为舆论和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
在法庭上，孙武胜的法律专业知识时常让对方律师暗自佩服;在民间，“包公老孙”、“讨薪专家”则成为农民工们对他的称谓。
十余年里，他获得了诸多荣誉：“2003年中国建筑业十大新闻人物”、“2004年度陕西十大法治人物”、2005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十大法制新闻人物提名奖”、2006年荣获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十大魅力人物中最具有正义感奖”等等。
从不敢怠慢
九年前，本刊记者采访孙武胜时，他背着一只大大的黑色帆布式文件包。这次再见孙武胜，文件包依然背着，精神状况和貌似冷峻的外貌也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头发花白了许多。
孙武胜告诉记者，他一直在路上，从不敢怠慢。他说，特别是每逢年末，找他代理讨薪的农民工都能把手机给打爆了，工作室里从早到晚就像个医院，好像永远都接待不完似的。
十余年来，孙武胜为农民工所打的官司已经有上千件，“胜多败少，为数不多的败诉案往往是由于证据不足。”日前他曾做过统计，经由他每年代理的讨薪案均在50件以上，95%以上以胜诉结案。但令他至今头痛不已的是，许多官司虽说打赢了，但钱却迟迟拿不到手。
提起赢了官司拿不到钱，孙武胜就有些矜持不住了，“在依法治国的今天，如何执行，这些在法律法规政策中都能找寻到相应的解决之道，为什么就是没办法呢？事实证明，咱们的法律还存在对欠薪责任人缺乏惩戒、缺乏管控等有力措施。这种赢了官司就是拿不到钱，或许也算是咱的一种特色罢。”
据孙武胜说，曾经的“孙武胜维权工作室”在2009年就结束了。“在那之前，工作室的一切开支是由香港某财团资助，所以我们替农民工打官司不收取任何费用，完全是义务维权。但2009年香港方面撤资后，维持日常运转的资金顿时捉襟见肘，不得已我们才开始收取少量的劳务费用赖以维持。”
但孙武胜坦言，他们从来没有按照政府制定的收费标准收过费，都是比标准低很多，基本属于议价收费。“一般根据案情难易收个一千到三千不等。我现在平均每月收入在五六千元左右，这比在建筑工地搬砖好多了，也体面得多（笑）。”
昔日的“孙武胜维权工作室”挂靠在西安市劳动局下设的“西安天宇劳动保障事务服务中心”。自打香港方面取消资助，孙武胜不得不自力更生，重新“挪窝”。办公地点从当初的南稍门，转移到长安南路西北政法大学附近。人员也从当初的9名，减少到后来的五六名，直至现在的3名。
2006年，本刊记者曾对孙武胜打趣说：听说你也拖欠员工的工资？你在替农民工讨薪的同时，自己也拖欠别人的工资。当时孙武胜回答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也很头痛。我们这里就有同志说，他们也要告我，让我当一回被告。
一语成谶。据孙武胜说，后来还真有一名员工把他告上了法庭，理由是工作期间他与员工未签署劳务合同。
那次孙武胜败诉，赔偿了对方一万元。
眼下，“孙武胜维权工作室”已改换门庭，挂靠于“陕西法苑法律咨询服务部”下辖的“农民工法律援助办公室”，并获取了从业资格证。
继续往前走
记者九年前采访孙武胜时问过他：人靠激情办事是不会长久的，你会打退堂鼓吗？他坚定地回答说：我想不会。
回忆十余年来的讨薪之路，孙武胜感慨万千。虽说他与曾经的小包工头身份早已判若两人，但所做的工作仍是一名讨薪者。
“来找我帮助的，大多是出苦力挣钱少的农民工兄弟，有些仅为拖欠千儿八百，甚至二三百元来找我。说好听的我是法律工作者，说不好听的我还是一个跑腿讨薪的，迂回堵截去和欠薪者磨嘴皮，讲法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记者找寻出当年的采访笔记，其中记着孙武胜十多年前编的一段“了了歌”，农民工的艰辛可见一斑：活完了，灶散了，吃得没米没面了，油盐酱醋用完了，煤气成了空罐了，电炉丝也用断了，没有办法做饭了，工头把嘴磨烂了，民工把腿跑断了，工钱没人结算了，出力流汗白干了，想起老婆犯难了，想起娃儿心酸了，马上就要过年了，没脸回去团聚了……
看得出，孙武胜是个精力充沛的人，一路走来丝毫看不出他有倦怠的神情。他告诉记者，自从他买了车，腿脚就更长了，帮农民工讨薪也跑得更欢实了。记者发现，他已经把他的车当成了房车，暖水瓶，饭盒，被子，一样都不少。他说，“常在外面跑，准备工作不可少。”
记者了解到，孙武胜已经在西安买房安定了下来，妻子也搬来了西安，帮他做内勤工作。孙武胜自豪地说：“她比我能行，上网查资料，几分钟的事儿;打字复印样样精通。”
日前，孙武胜将工作室再次搬迁到了北郊，目前正在装修布置。
就孙武胜而言，他对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心怀感恩，对未来的发展信心满满。虽说他至今仍是一名代理人而非职业律师，但他的名声已经广为流传，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助请求络绎不绝。
“这么多年来，我选择了走维权之路，根本在于骨子里存有与社会不良恶习作斗争的血性。加上农民工兄弟们对我的信任，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支持，我会努力将维权工作室办下去，此生不会再做第二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