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软件外包；边际成本；边际收益
软件外包在过去20年获得了迅猛发展，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企业 越来越倾向将非核心软件业务“从内到外”进行转移，把自己做不了或过去从事但没做好的软件业务，通过合约的方式交给外部专业公司去完成，其目的就是要利用它们的专长和优势来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和增强发包商竞争力。
设想一个完全内置式的软件生产系统转变为一个高度外包型的生产系统，这一转型过程会使得采取这一策略的企业获取新增利益，同时，也要支付额外成本。给定技术、制度等外生性因素，边际利益和成本的比较决定了外包或产品内分工理论意义上的平衡点；而技术和制度等外生条件的改变，则会推动上述利益和成本的相对平衡位置向有利或不利于外包扩大的方向转变。从经济分析的思路来看，驱动软件外包兴起的原因是成本和利益的相对力量推动经济分工深化的结果，依据此思路，对软件外包发生机制问题，可从“软件外包的利益”、“软件外包的成本”、“软件外包强度决定因素”、“改变利益和成本平衡因素”四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分别进行分析。
一、软件外包的利益
经济学新古典理论以及新贸易理论侧重分析经济活动空间区位的分离通过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学习效应带来效率水平的提升，揭示出外包，即经济活动的空间展开和相对独立的分布可能产生的节省生产成本的利益，其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内容：
1 通过比较优势效应带来成本降低的利益。比较优势是指某种经济活动能够密集利用特定国家或经济体内部比较丰裕的要素带来的低成本优势。根据软件工程学对于软件产品生产过程的划分，软件开发主要分为需求分析、设计、编码、测试、销售交付、服务六个阶段，每个阶段都由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源提供。在软件开发成本中，人力成本占到75％左右的比重，所以，企业要实现低成本优势，就不可能忽视人力成本的巨大差异。考虑到不同国家和经济体内不同类型人力资源的相对稀缺度和相对价格不同，在技术和其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把软件生产中不同的价值生产环节拆分到所需要的人力资源相对价格比较低的国家进行，这样就能够通过节省成本获得比较优势利益。其实，软件外包的初衷就是发达国家利用发展 中国 家软件产业中相对廉价的劳动力，降低企业在软件领域的研究开发成本。
2 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带来成本降低的利益。规模经济效应是指企业在单位时期内的产出数量与平均成本的反相关系，即产出数量越大平均成本越低，因而可以通过扩大一定时期内的产出数量来实现降低成本的利益。软件开发的不同价值生成环节存在着不同的最佳规模，比如，需求分析环节相比设计环节而言，是属于智力密集，规模相对较小；而编码、测试环节，则是属于劳动力密集，规模相对较大。如果采用内置式的生产方式，把所有环节纳入同一空间点的生产系统中展开，就只能选择某个关键环节的最佳规模作为整个系统的规模，不能同时实现多个环节的最佳经济规模。而通过软件外包模式，则可以把一体化生产系统拆分为需求分析、设计、编码、测试、销售交付、服务六个特定环节为基本单元的产品内分工系统，通过同时实现更多环节的最佳规模达到节省成本的目标。
3 通过增强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带来的利益。对于多数企业来说，软件开发既非其业务所长，也非其核心能力。将软件业务外包可以增强企业的资源配置能力。内部资源在很多情况下无法满足企业的发展要求，而将软件业务外包可以充分利用外部资源提高企业竞争力，公司高层主管可集中时间和精力，集中公司的有限资源，把企业有限的资源集中在最有价值的核心业务上。软件外包强化了企业的核心业务与企业市场竞争的战略地位。
4 通过经验经济带来学习效应和利益。经验经济或学习效应，是指职员在实际工作和业务操作过程中，通过积累经验和提升技能带来的成本降低和效率提高的利益。学习效应与职员完成的累计产出数量具有正向关系。对于承担软件开发的专业人员而言，在一个内置式生产系统中工作与就职于专门服务提供商相比，后者会因为业务内容多样化或密集度较高，在实践中获得较强的学习效应。企业采用软件外包就是以最经济的方法利用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软件外包服务商在特定领域的专长，来提升本企业软件服务的品质和效率，充分挖掘外部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保持软件系统的更新跟得上技术进步，从而全面提升自身的绩效水平，实现产能效益和竞争能力的提高。
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以及当代企业战略竞争理论，强调市场环境的特点以及竞争对手的互动关系对企业战略选择的影响，在竞争加剧和需求快速变动的市场环境下，企业组织结构的轻便或瘦身能够带来应变和灵活度增加的竞争优势，构成外包利益的又一潜在来源。软件外包有助于企业通过资产简约和成本瘦身调整以降低风险、增加应对市场变动的灵活性。软件开发是创新性很强的工作，技术、市场的变化非常快，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厂商需要适时地调整其员工、资产和产出结构。由于投人和成本结构不同程度的存在沉没成本，人员、资产处置和结构调整通常会带来调节成本，导致软件开发过程中存在着各种风险。将软件业务外包出去后，服务商可以与发包商共同分担其中的风险，实现风险的部分转移。反之，如果采用内置式生产方式，则会因为“尾大不掉”效应难以迅速调整而发生更大成本。
二、软件外包的成本
软件外包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会发生额外成本，这些成本被 经济 学广义交易成本的概念所涵盖。广义交易成本包括运输、信息交流、风险等成本，交易成本的高低及其分布特点，对软件外包发生的广度和深度具有根本制约作用。
外包是由内转外，意味着生产过程在一个更广大的空间展开，由此会派生额外的商务运输成本。对于软件外包而言，运输成本主要包括：一是可用货币价格表示的运输费用，软件外包偶尔伴随着某些货物贸易；二是商务旅行费用，软件外包需要技术和管理人员面对面交流，派生较多人员的商务旅行。
同样，外包伴随的生产过程空间展开也会派生额外信息交流量，因而会在信息技术和通讯价格给定的前提下发生额外信息成本。某个产品生产过程分拆到不同空间位置、地区甚至国家后，为协调供应链运转需要大量的、密集的长距离信息交流和沟通。当语言不同时，交流成本就不仅仅指电信通信成本，而且包括谈判的时间花费、合同监管以及消除文化差异。
除去运输、信息交流成本，软件外包还存在寻找外包伙伴、监控执行合同等方面的风险成本。一般来讲，发包商会因软件外包而增加额外管理消耗和商业风险，前者主要包括软件服务商的选择、需求分析中的知识传递、软件外包项目的谈判、与服务商交流的成本、项目的额外管理成本、软件外包风险的控制等；后者主要包括商业机密泄露、知识产权侵占、交流沟通风险、项目管理风险、工期质量风险和项目失败风险等。
其他各类成本，比如人员跨国过境旅行需要申请签证和安全检查、不同国家对承接外包实行税收和其他政策影响的差异也可归结为交易成本高低的差异。
三、软件外包强度决定因素
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认为， 企业 对特定投入品或投入工序流程，需要考虑的是通过市场从外部购买还是在企业内部制造的问题。在生产成本相同的假定下，内部制造会使得企业规模扩大而需要支付较高的组织成本，从外部购买需要利用市场机制而支付交易成本，理论上可以假设最后一个外包出去的投人环节应大体满足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在边际上相等的条件。
横轴表示对软件生产过程采用外包分工强度，纵轴表示软件外包给发包企业带来的收益和成本。在其他条件给定，随着外包程度提升，实行更多外包一般面临预期收益较低的约束，因而外包边际收益可以看作是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由边际收益因素决定的不同软件生产环节采用外包先后顺序，边际成本线可能有不同形状，这里简单假定是一条水平线，即假定临界水平上新增一道软件生产环节外包的边际成本保持不变。外包的边际成本和收益决定了均衡意义上的外包程度。
四、改变利益和成本平衡因素
从理论上看，软件外包深化的均衡程度由临界水平上软件生产环节外包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线决定，进一步看边际收益和成本线的相对位置受到技术和制度演变等方面的力量制约。理解软件外包兴起的深层次根源，需要考察相关技术和制度因素如何变动并显著改变上述平衡点。
首先，分析当代信息技术革命的作用。传统的服务只能是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接收者面对面、一体化的进行交易，新的信息通信技术出现之后，使得软件等服务产品成为可贸易品。软件开发的数字化、模块化和标准化，为软件外包创造了基础条件。而远距离信息交流成本的快速降低，为软件外包的推广深化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信息交流“距离死亡”的局面，使得有可能在成本有效的前提下，通过信息交流代替人员移动来超越诸多传统服务的提供或消费对相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员空间位置限制，推动了软件外包广度和深度的拓展。正如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安德鲁·格鲁夫指出的，互联网时代的通讯手段使得“坐在9700公里之外的工程师与坐在隔壁办公室使用局域网的工程师没有什么两样”。而数字、语言、图像等不同形态的低成本、远距离信息交流手段为跨国呼叫服务、填写报税单，甚至医生诊断服务，提供了商业上的可行性。
其次，分析当代航空运输的革命作用。当代各类运输手段的成本因为各自领域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而降低。旅客航空旅行成本大幅度下降，这对软件外包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软件外包不仅需要密集的信息交流，而且也需要人员频繁往来沟通，人员面对面交流是不可缺少的要素。特别是在软件外包合作的早期磨合阶段，人员面对面的沟通尤其重要。航空旅行成本大幅度降低对软件外包人员的商务旅行，特别是国际性远距离的人员往来协调提供了支持。
再次，当代制度演变和政策调整的推动作用。20世纪后半期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在实践中推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经济体采取开放导向的经济 发展 战略，政府的开放性促进政策对软件外包的兴起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于发包国而言，以美国为例，美国基础 教育 缺乏竞争力，以及“9·11”事件后更为严格的移民管理政策恶化了国内软件人才的短缺，使得单纯依赖国内人力发展软件产业难以为继，“在全球范围内，以更低的成本寻找更年轻的替代者”这一思路加速了软件外包的发展。对于承包国而言，由于跨国公司的发包能扩大发展 中国 家的国民就业机会和产品出口机会，软件外包普遍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支持，以印度为例，到世纪之交，印度已经形成以税收、补贴、鼓励外资、知识产权保护等内容为重点，以软件技术园和经济特区为载体的系统性政策支持体系。此外，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以及APEC、欧盟、东盟等区域性国际组织也在软件外包的发展进程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在WT0的积极推动下，各国不断放宽对服务领域的管制，使得全球电信等基础产业发展迅猛，在此基础上极大地推动了软件外包。
最后，当代市场竞争环境演变的作用。当代市场竞争环境的新特点，也在客观上推动了软件外包的发展。一方面，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企业对软件外包降低成本的机遇更为敏感。不景气和竞争压力增加的宏观经济和 政治 环境促使各类组织寻求更加节省成本和提升效率的增长模式，寻求利用较少基础设施和雇佣较少员工的增长模式。另一方面，20世纪很多市场环境呈现的需求多样化和复杂化趋势，市场竞争环境的演变促使厂商把部分环节外包出去，并通过外包谋求竞争优势。外包先行者的优势显现之后，又会通过模仿创新的战略关系，在动态进程中强化这一趋势。竞争环境下企业行为的互动关系，会对外包这类能够带来效率提升的管理方法产生一种锁定效应并自我强化。
综上所述，在下图分析框架的基础上 总结 软件外包发展的具体原因： 现代 IT技术的普及对降低信息通讯成本的革命性作用、航空旅行和运输成本的下降、鼓励开放的制度变迁、市场竞争范围的扩大和程度加剧等环境因素演变，使得企业在临界水平上追加一个软件生产环节外包到外部甚至国外进行的广义交易成本大幅降低，这是软件外包兴起的最重要根源，其作用机制表现为图中制约外包的边际成本线从MC,大幅下移到M。随着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演变，出现软件等新产品，其生产过程内部服务投入流程的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差异显著，特别适合采用外包和产品内分工方式生产，这使得软件外包的边际收益线从MR，显著上移到MR2。过去由MC，与MR，决定的E，所代表的均衡意义上的较低软件外包程度向右边移动，即提升到MC，与MR，决定的E，所代表的较高外包程度，构成软件外包兴起的深层经济背景。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软件外包兴起的深层次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三化”，即效益最大化，经济全球化与全球 网络 化。企业始终追求效益的最大化，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改进质量，是效益最大化的必由之路；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企业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要素资源，效益最大化的空间得到拓展；而全球网络化则使得效益最大化追求的内容、时间和空间都得到了空前的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