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对养猪农户养殖规模变动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
这一系列的补贴政策无疑大大鼓舞了养殖户（场）业主饲养能繁母猪、促进生猪养殖的积极性，但是究竟对促进养殖农户扩大养殖规模起到了多大的作用，这一问题引发了学术界对政府补贴政策所产生效果的思考和研究。
1 文献综述
散养户与规模化养殖户相比，由于在疫病防控、猪肉质量保证、稳定投入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即使散养户的数量大也对增加生猪的供应量帮助不大，因此为了增加生猪供给量必须提高规模化养猪户所占的比例[3]。对于如何扩大养殖规模，国内的研究仍以定性研究为主，如姜冰等[4]定性分析了中国发展规模化养猪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张颖等[5]认为选择优良品种猪、坚持“预防为主”的防疫原则、提供营养全面的饲料等措施可以提高规模化养猪的经济效益；齐秀华等[6]分析后认为，提高管理水平、防疫、品种等可以显著提高规模化养猪的经济效益；李桦等[7]对养猪农户规模变动效益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后认为，户主年龄、收入满意度、合作社和政府服务可以显著影响到规模变动效益。但是这些研究均没有涉及到政府实施的生猪补贴政策。
国内专家学者们对政府补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种植业上，如王姣等[8]利用PMP模型对中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效果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虽然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不大但是可以明显提高农户的种植业收入；吴连翠[9]通过对粮食主产区安徽省农户的调查研究发现，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增加粮食播种面积和物质资本投入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万敏等[10]通过对湖北省5县市的调研发现，种植业惠农补贴政策能够起到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的积极作用，但是相关措施不配套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补贴政策的效应。
上述研究表明，政府补贴对种植业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相关的政府补贴对生猪养殖业到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些补贴能否达到政府所期望的效果，除了政府补贴外还有哪些因素可以影响到生猪的养殖规模，为了研究这些问题，本研究拟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运用实地调查的数据，同时结合养殖农户养猪的内外环境因素，以政府补贴对养猪农户规模变动意愿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从而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2 数据来源及样本分析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研究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2012年7～8月份对四川省资阳市生猪养殖农户的调查。由于能繁母猪补贴是政府对生猪养殖补贴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研究选择能繁母猪补贴作为政府补贴的替代变量。之所以选择四川省资阳市作为调查地点，主要是因为四川省不仅是养猪大省而且是政府补贴（能繁母猪补贴）工作开展得较好的省份，同时，资阳市的养猪农户的数量较大，因此调查结果可以较好地反映政府补贴对养殖规模变动的影响。
本次调查采用了农户问卷调查和个人深度访谈相结合的调查方法。问卷内容包括养猪农户的家庭人口特征、养猪状况及疫病状况、借贷情况、收入状况、所获得的公共支持状况等问题。调查地点为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宝台镇和祥符镇的4个自然村。抽样方法为随机抽样法，发放问卷160份，收回有效问卷140份，问卷回收有效率为87.5%。在开展问卷调查的同时，调查人员还对养猪农户进行了个人访谈，以求更深入地了解农户的生计现状。
在调查中，调查人员发现，很多农户家中的养猪栏空置或被挪作他用。在与农户访谈时了解到，2007年以前资阳当地农村基本家家户户都养有生猪，但到了2011年调查时期很多散养农户已放弃了养猪。当被问及放弃的原因，大部分养殖农户都反映饲料成本太高，养猪的利润太低。而对于本研究所探究的政府给予的生猪补贴，大部分养猪农户反映都听说过，而当地的政府补贴主要是能繁母猪补贴，而非养肥猪补贴。因此本研究用“是否购买能繁母猪获补贴”作为政府补贴的替代变量，用“是否愿意扩大养殖规模”作为养殖规模变动意愿的替代变量。
2.2 样本的描述性分析
2.2.2 样本的收入特征 考虑到养殖农户的规模变动根本原因是利益的推动，因此本次调查涉及到家庭主要劳动力数量、养殖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和收入满意度3个变量。被访农户的劳动力数量平均值为3.24，而且绝大部分调查对象没有雇佣人工，仍以家庭成员为劳动力。养殖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集中在50%～80%，这说明养殖农户的家庭收入仍是以养殖收入为主；收入满意度为2.88，这说明大部分的养殖农户认为养殖收入在可接受范围内。
2.2.3 养殖环境特征 本次调研地点为养殖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因此这些地方都有养殖培训和政府提供的各项支持政策。政府所提供的支持政策主要有能繁母猪补贴、能繁母猪保险、生猪疫病防控、扶持生猪标准化规模化饲养场及农业贷款等，但很多养猪农户反映政府所提供的支持政策存在服务不到位等问题。
2.3 研究假设的提出
本研究将养猪农户作为“理性人”来进行分析，养猪农户是否扩大规模取决于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扩大或缩小规模所获得的生产效益。因此设定养猪农户的规模效益函数：
D（R）=P{[E-C]/N≥R/M} （1）
式中，R为养猪农户养殖规模变动前的净收益；M为养猪农户养殖规模变动前的规模数；N为养猪农户养殖规模变动后的规模数；E为养猪农户变动规模后的预期收益；C为养猪农户变动规模后的成本投入。（1）式表明养猪农户只有在变动规模后的净收益不小于变动前的净收益时才愿意变动养殖规模。因此可以提高养猪农户收益的因素将对养猪农户扩大养殖规模起到促进作用。由于养猪农户的净收益受到内在因素与外在环境的共同影响。因此本研究从内在因素和外在环境两方面选取了15个变量来进行分析，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养猪农户资源拥有量对扩大养殖规模起正向作用。
假设2：养猪农户收入对扩大养殖规模起正向作用。
假设3：政府补贴对扩大养殖规模起正向作用。
养猪农户的资源拥有量主要包括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11]；养猪农户收入包括养猪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和收入满意度；政府补贴主要是指能繁母猪补贴。
3 实证分析
3.1 模型构建
对于以分类数据为主的离散型数据，采用概率模型（Logit、Probit和Tobit）比较理想。由于采用的数据是以分类数据为主的离散型数据，因此本研究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来分析政府补贴对规模变动意愿的影响。
3.2 变量说明
本研究将因变量（养猪农户扩大养殖规模的意愿）分为想要扩大生猪养殖规模和不想扩大生猪养殖规模两大类；将解释变量分为养猪农户个人特征变量、养猪农户生产变量、养猪农户经济特征变量、所获公共支持变量四大类，其中每个大类变量又分别选取若干可测度的具体变量作为替代变量。具体的变量说明及相关变量对因变量的可能影响方向如表1所示。
3.3 模型估计结果
3.4 结果分析
由表2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对规模变动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的变量共有6个，分别是年龄、婚姻状况、养猪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收入满意度、养殖培训、政府补贴，这也说明本研究的三个假设都得到了验证。
2）养猪农户收入。养猪农户收入主要包括养猪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和养猪收入满意度两个变量。养猪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和养猪收入满意度分别通过了5%和10%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养猪收入所占比例越高、收入满意度越高越希望通过扩大生猪养殖规模来获得更高的收益。
3）政府补贴。从模型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政府补贴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并且回归系数为正。这说明如果政府进行补贴，养猪农户倾向于扩大养殖规模；如果政府不提供补贴，养猪农户更倾向于保持养殖规模不变甚至缩小养殖规模。由于被调查的养猪农户大部分为小规模养殖和散养，政府的能繁母猪补贴（每年每头100元）对他们来说属于较大的额外收入，因此政府的生猪补贴对养殖规模变动意愿就起到了促进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受教育程度和近一年是否发生疫病这两个变量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本研究分析认为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所致：①被调查农户的整体文化程度偏低，平均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水平，因此整体的文化程度对养殖规模变动意愿的显著性影响不大；②由于被调查对象养殖规模集中在小规模养殖和散养，对这些养殖农户来说普遍存在文化程度偏低、对疫病认识不足等问题，因此养殖农户关注点就集中在生猪价格、饲料价格等直接影响到收入的因素，生猪疫病这种概率性事件反而被选择性忽略，这就造成近一年是否发生疫病对规模变动意愿显著性影响不大。
4 结论及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政府补贴和其他因素共同影响到养猪农户的规模变动意愿。有政府补贴、养殖农户的年龄较轻、婚姻状况为已婚、收入满意度高和养猪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大等对养殖农户扩大养殖规模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与此相反的是，养猪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和养殖场近一年的疫病状况对农户扩大养殖规模意愿影响不大。
因此，为了提高养猪农户的养殖规模、加快新农村建设、提高生猪供给量，政府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完善生猪补贴政策、养殖保险政策等相关政府支持，同时保证执行力度，促使养猪农户扩大其养猪规模；第二，通过建立地区养殖规划、提供优惠的养殖贷款等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养殖队伍中来，利用年轻人的冲劲、干劲等来保证和扩大生猪养殖规模；第三，政府不仅要重视生猪疫病防控还要加大对生猪常发疫病防治的宣传工作，引起养殖农户对生猪疫病的重视，从而保证生猪养殖户免受大规模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