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世纪70年代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大调整时期，即迫于国力的下降和核优势的萎缩而在对苏冷战中采取“缓和”（detente）战略。1963～1974年的越南战争是导致尼克松政府缓和战略出台的直接原因，因此亚太地区也就成为该战略实施的最前沿。一般观点是，尼克松政府从越南和东南亚大规模裁撤武装力量标志着冷战中苏联优势时代的到来。而本文认为，尼克松政府在亚太地区实施“缓和”战略的实质是：在谋求地区政治均势、地区合作和恢复核平衡的基础上，从全方位、微观的军事力量维系为重心转向多种手段并用，尤其以增强经济手段的运用和调动资本主义世界整体经济力量加强渗透为主的灵活的地区战略。本文将着重探讨美国这一以退为进的亚太战略转变的合理性。
关键词：尼克松主义 缓和战略 经济外交
一、概述
一是美国将恪守所有条约义务；
二是如果某个核大国威胁我们某个盟国的自由，或威胁某个我们认为其生存关系美国安全的国家的自由，我们将提供保护；
三是在涉及其他形式的侵略的场合，我们将根据条约义务，在被要求时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我们将指望直接遭受威胁的国家承担为本身防务提供人力的主要责任。
20世纪70年代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的著名学者约翰·N·克劳夫（John·N·Clough）在谈到对马来西亚的政策时明确体现了上述内涵：“美国可以通过接受贸易和经援政策来提供长期援助，那些政策将有助于（马来西亚）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发展对于马来西亚政府成功的创建一个统一的社会是基本的条件。但外来者不能作得太多来帮助马来西亚政府对付那些增长了的各国共有的压力或者其国内的共产主义叛乱。”
“缓和”战略的施行并不意味着亚太战略地位下降，更不是美国政府外交开始退向孤立主义。20世纪70年代的三届美国政府基本按照“尼克松主义”的原则处理亚太事务，都试图以更灵活的策略根据美国国内和亚太地区的实际形势作出决策，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收缩”战略是对美国内外经济安全状况恶化的受迫性反应。美国对海外日益加大的展拓力度与国内经济危机频率加快、国际收支状况恶化、财政负担过重的矛盾逐渐深化而难以调和，导致了霸权成本透支及核优势的萎缩。
（二）尽管美军事、经济实力有所下降，但苏联进入20世纪70年代经济亦大幅度倒退，美国经济力量仍远远超过苏联；同时在“冷战”共同反苏的背景之下，美国能够调动资本主义世界的整体经济力量获得经济力量供给、投射、地缘争夺的比较战略优势。因此，尽管70年代至今围绕“缓和”这一时段性的外交政策的得失争论良久，但尼克松主义在事实上为美国的亚太乃至全球战略奠定了新的国际战略学的根基 ：在核均势条件下，以对亚太地区经济制度、经济增长方式的塑造和渗透为中心特征的新扩张主义。
（三）美国国内外经济安全环境的恶化也使其不能放弃作为转嫁危机场所和有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的亚太市场；跨国公司的渗透成为美国“经济外交”的最前沿。
二、安全战略转变的经济因素：霸权成本的透支和分配失衡
越南战争（1964～1973）的失败表明：过深地陷入干涉战争的泥潭严重破坏了美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国家财政预算支出的平衡，直接导致美国核力量停滞不前，危及欧洲和中东利益的安全。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亚太军事安全体系难以为继，调整势在必行。
（一）越战与财政问题
越南战争不断升级使美国财政状况逐渐恶化，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渐趋严重的通货膨胀因素，国防部军事预算的实际增长可能更为可观。1969年上台的尼克松政府开始寻求将战争从美国化转向“越南化”（Vietnamization），即在美国的军事援助下依靠南越政府人力维持战争 。“越南化”政策体现了尼克松主义的实质，即改变美国在该地区各种援助和经济介入的结构，降低维持霸权的经济成本；战略手段朝着更为多样化更具实效性的方向迈进，既使美军能体面的撤退以减少不必要的损耗又能维持较合理的投入来保证对这一战略区域有效的控制 。时任国防部长的莱尔德（Melvin R。Laird）将尼克松主义描述为“撤退＋越南化”（withdraw plus Vietnamization）。这一计划的实施首要是通过防务本地化来提高美援的利用率。尼克松政府同时更多的考虑了越南化可能的对越南地区经济的影响并将其纳入整体的安全战略的转型之中，“尽管在越南化的进程当中纯粹的军事目的的花费预计可能会实质性的减少，但仍将需要增加一些以经济发展为目的的费用……”
（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负面影响
三、美国七十年代的亚太战略：经济外交手段运用的合理性分析
20世纪70年代初的处境促使美国转向更多地采取军事手段以外的经济及外交手段作为政策核心，从全面干预转向有效控制，正如尼克松本人后来所总结的：“如果我们给予他们以经济上的支持，以帮助他们实现稳定，并以援助和忠告的形式给予他们军事上的支持以对付要给他们造成混乱的势力，那么我们就是撒播民主的种子。”
（一）“缓和”背景下美苏“囚徒的困境”
意识形态外衣掩盖下的国家利益的根本冲突是美苏在亚太争夺而陷入“囚徒困境”的根本原因，尽管美国在亚太的扩张态势有所收敛并与苏达成诸多核协定，然而在霸权利益的争夺中，在核竞赛的跑道上，谁都不愿“坚守同盟”受条约掣肘，更不可能有哪一方主动承担限核条约所规定的义务或停止对地缘边界的争夺，只有一种结果：一面进行核谈判；一面加紧扩张步伐，最终达到所谓“核恐怖平衡”下的世界和平 。对于美国而言，打破“囚徒困境”，获得控制东亚、东南亚第三世界的地缘战略优势，关键必然在于把握亚太地区正在变化中的各种因素，使其向有利于巩固美国战略优势的方向发展 。尼克松政府认识到了对变化的局势所引起的维持地区战略优势手段的革新之必要性 。斯卡拉皮诺（Robert A Scalapino）的看法是：“对外政策的依据仍将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的成分，要根据特定的局势，特定的时间加以混合运用，所以只强调任何单一关系、单一手段就是错误的理解我们时代的性质。”经济力量以更为多样化的方式参与到外交政治斗争中便显得尤为重要－－以对苏联的经济优势作为亚太地区军事安全体系的润滑剂：包括各种形式的经济援助、军务贷款。更重要的是发展培育一种互利的长期的稳固的贸易制度和私人投资的体系，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彻底消除苏联在东（南）亚日益增加的影响。
表 对美贸易（亿美元）
中国进口 - 64 689 807 304 135
资源来源：Ｕ.Ｓ.Ｄepartment of Commerce,Rureau of East-West Trade
2.日本的复兴 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使得美国在考虑东亚地区变化了的安全战略时拥有一枚重要棋子。日本对苏联、中国以及东南亚诸国的经济外交将在很大程度上填补由于美国军事力量在20世纪70年代的东亚退居幕后而出现的安全真空。对美国而言，调动资本主义世界整体的经济力量对抗和牵制苏联的扩张是20世纪50～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经济力量结构重组所导致的安全结构必要的、适应性的调整，在亚太地区这一趋势尤为明显。由复兴后的日本承担一定的防务报偿和担当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外交的先锋的声音自冷战初期即已有之 ，而日本从战后废墟中重生后的外交基调也正在于此：在美国的军事安全体系保护下，大力发展民间商贸往来并施以大量的政府援助（OLD），恢复日本的政治地位。1965年始，佐藤内阁将对亚洲的经济外交定为日本外交基调，1966年6月，日本加入亚洲太平洋理事会（ASPAC），11月亚洲开发银行创立，日本与美国并列成为最大的出资国，并由日本人出任总裁。在70年代日本的贷款、投资和援助项目中，除个别的非常时期外，东亚及东南亚国家占据了绝对优势，至1980年，日本最大的15个受援国中，10个为东（南）亚国家 。这些国家是日本战后经济发展主要的原材料产地和出口市场和产业升级最主要的依托，而这与美国在东亚的冷战遏制线恰好重合。尽管美日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双方就冲绳问题争吵不休，但在缓和后的亚太战略合作问题上，从美国政府到政策研究机构乃至日本领导层都认为应保持并首先巩固美日联盟，发挥日本在安全结构重组中的更大作用。拉尔夫·克劳夫谈到：“我们和日本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塑造，以反映日本正在崛起的经济力量，同时以配合美国和共产主义大国之间从对抗走向谈判的转变过程。”
一方面，中苏分裂突出并实际上提升了日本作为地区的经济大国的地位，使得中苏为争夺与日本交往可能会带来的经济机会和有利的政治格局而与日本改善关系，从而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并建立中苏美日的多极地区格局 ；另一方面，对苏联的战略边缘地区－－中东和东南亚，日本发挥经济外交的先锋作用将极大促进美国缓和战略的实施。尽管许多学者认为尼克松时代以及70年代的美国在众多方面显示出已不再具有保护日本经济安全的绝对能力，但是日本的在局部的经济势力膨胀对美国综合安全战略是具有建设意义的 。从亚太地区意识形态集团对抗的大背景看来，尼克松－基辛格的缓和构想所带来的客观变化之一是使日本和美国成为一名战士手中的矛和盾，不同的是原来积极推行的军事进攻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日本经济扩张之矛，美国的军事安全体系则成为盾。一方面，日本对东南亚的慷慨投资和雄厚的技术转让的前景，使得美国减轻了由于其在东南亚的商业和军事存在引起的地方民族主义情绪所带来的地区共产主义或国有化倾向膨胀的压力。在这一点上，日本公司更有适应能力，正如著名的东亚问题专家塞利格·哈里逊所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东京对其他亚洲国家神气十足，对他们的民族愿望无动于衷，而它在亚洲却采取了商业上的实用主义的活动方式，无意之中使日本的经济存在对民族国家说来不如美国那样咄咄逼人。”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对其日益扩大的经济影响始终谨慎地遵循“政经分离”的原则，也使该地区国家能够保持对日本一定程度的信任和期望，因而始终稳定在追求经济现代化的主流方向上。上述方面也就意味着，苏联在这场缓和背景下的政治争夺中，在该地区扩大影响的可能性－－不论在经济技术领域还是在政治拉拢的吸引力方面－－都绝对地降低了 。
3.跨国公司的崛起 美国的跨国公司在经济外交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左派政论家罗伯特·希尔指出道：“事实是尽管有尼克松主义或越战的逐渐降级，美国仍在世界事务中卷入很深，它过多地消耗世界资源；从德黑兰郊区到曼谷郊区，美国公司为那里的人民作出决定。”
（二）经济霸权的运用－－国际政治学分析一种
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S。Nye）在其20世纪70年代的名著《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一书中阐发了所谓“复合性相互依赖”的国际战略学概念。处理国际关系准则不应仅仅以现实主义的“武力”决定论出发，应当考虑国家间（或组织间、非国家关系间）多个层面的交往手段之间的相互联系，如军事力量－政治谈判－经济力量－文化交流－环保卫生等手段的结合运用，以其中的强项弥补其处于劣势的环节 。
四、结论
点 评
关于尼克松主义及其外交战略的研究，已经是汗牛充栋。对他在亚太所实行的“缓和”战略也有许多研究。刘汉生的文章，在说明美国从越南的东南亚撤军、从而宣告“冷战”中“苏联优势时代”的到来的同时，提醒人们注意两个事实：一方面是后来苏东阵营的瓦解，另一方面是亚太地区经济的腾飞。他认为，尼克松在亚太地区实行的“缓和”是一种“以进为退”的战略，其结果是造成了美国霸权确立和亚太经济奇迹的“双赢格局”，因而有其“合理性”。这使一篇老题目的文章带有了一定新意。作者看了不少，并尽可能地挖掘新的资料，下了一定功夫。
北京大学：何顺果教授
摘自《中国大学生毕业论文精选精评 历史学卷》2002-10-17 （J-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