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产业的动态差异性
现代文化产业是发达经济体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国民经济发展所依托的静态比较优势和动态竞争优势都被高度浓缩在文化产业的差异化定义之中。以下我们通过定义的比较来展示发达经济体文化产业的差异。
英国创意产业。其定义如下：创意源于个人的智慧运用，以知识产权形式出现并以此实现收益，不断发展并成为国民经济体系中新的增长动力。范围界定相对宽泛，具有创意性的服务业也包含在其中。总体看，音乐、建筑设计、视觉表演、娱乐软件开发和数字出版物等近年来发展迅速。
日本内容产业。文化产业在日本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双重推动下发展，发展范围比英国更为宽泛，除去演出、影视、展览、新闻、娱乐内容、还包括体育与旅游，另外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等形式都包含在产业范畴之中。
美国文化产业最大的特点是强调知识产权保护，其创造的价值超过了许多传统工业，因而被称为版权产业。美国文化产业主要有三个大类：一类是娱乐与电子传媒业；二类是印刷与出版业；三类是旅游相关的产业。
韩国文化产业范围参考自《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包括传统的美术品、服装服饰、特色食品、历代文物；新兴的主要包括电视剧、电视、广播、游戏软件、网络娱乐内容、创意性设计等。
综合上述四国的特点，中国国家统计局分别于2004年和2012年颁布了中国文化产业的统计范围，产业范围的两次调整表明我国文化产业正在进行局部微调以期逐步完善产业框架，创新产业驱动机制，以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文化产业。
二、 创新驱动机制差异化的根源与国别比较
1. 文化产业驱动机制分类与文化差异性分析。国内学者雷光华、傅才武、宋丹娜以及霍步刚（2009）等分别从文化产业发展的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以及政策路径等提出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本文在参考上述内容的基础上加入文化差异等因素重新对各国文化产业的产业驱动机制进行分类：市场驱动型与政策驱动型。前者的代表是英国和美国，它们以熊彼特的创新理论、阿罗、罗默以及卢卡斯的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在知识经济时代发展趋势下，突出个人的创意与才华，通过工业化生产模式产出大量可复制性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使其迅速形成了现代文化产业；政策驱动型的代表是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国家充分借鉴了别国发展的经验基础，结合本国经济发展中特有的产业支持政策，最大限度实现了后发优势。
对于不同创新驱动机制背后的文化差异根源需要我们借助通过文化维度进行分析。
整体看英美两国因同属于安格鲁﹒撒克逊文化渊源，在文化维度上具有高度相似性。中国、日本与韩国虽然同处于东亚地区，但在五个维度上都却存在相当的差异，最小为2，最大则达到62。
从局部上看，我们通过五个维度分别说明：
第一，权力距离。美国、英国不是很看中权力，它们更注重个人能力的发挥，对权力的追求比其他国家要逊色不少；中、日、韩三国由于国家体制的关系，较之英美等西方国家更为注重权力的约束力。这种差距对于文化产业中个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就会产生重要影响。英美的文化产业中市场行为多于中日韩，而政府的行为则是中日韩多于英美。
第二，不确定性规避。不确定性与人们的行为倾向有着密切关联，即风险偏好与不确定性呈现反向趋势。因而以个人为主体的经济单位富有活力，能够形成有效的市场。中国与英美两国在这一维度上相接近，对于中国文化资源广泛分布的地理特征和市场体系不完善的制度特征而言，有助于激发保护文化资源与文化创意发展的民间积极性；在不确定性避免程度较高的日本与韩国，个人强烈的工作进取心和团队合作意识推动了中小型文化企业的发展，减少了个体地位可能遭遇的市场风险。
第三，个人与集体主义。美英两国均强调个人的作用，成就属于个人，又以自由发挥为基础。其开放性使得来自不同群体的个人有机会展示自身的才能，来自市场的奖励是对智力资源流入的有效奖励，也是人本开放主义成功实施的关键。中日韩的社会都是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企业与员工相互依赖，很多文化企业的核心资产价值就等价于是核心员工的人力资本价值。两者的分离就意味着价值的同步消失，所以文化产业链条中的每个环节力求对参与人给予最大的关注，使他们以集体形式存在于产业发展过程中。
第四，男性与女性社会。前者强调事业成功，而后者则同时关注事业成功与生活质量。鉴于文化产业消费的特殊性，文化产品和服务应满足消费者偏好为前提实现效用最大化。日本是显著的男性化文化，中美英非常接近，韩国则是具有最富女性化气质的文化，韩国电视剧的题材是休闲时间中最优选择便是有力的证明。
第五，长短期导向。在长期导向的国家中人们更加注重长远目标，愿意为目标而不断奉献，东亚三国都注重长期，特别是中国对于民族文化的关注一直强调传承性；在短期导向的国家，人们更加注重当前的生活和享受，不愿为了将来而牺牲现在，英美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形态具有典型的时尚性。
结合整体与局部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东西方文化差异客观存在，但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存在很多交织点。中国现代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在客观上要打破传统观念束缚，充分借鉴不同经济体的经验，有效整合各种资源，完善自身的产业创新驱动机制。
2. 基于国别角度的比较。
（1）英国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英镑危机、欧盟成立等多重压力下，1997年5月英国政府成立了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组，并提出把创意产业作为振兴英国经济的重要手段。到2011年，伦敦被公认为是全球三大广告都城之一，欧洲第一电影制作中心，创意机构密布，并拥有全球客户总数的四分之三。
从伦敦的情况看，英国文化产业发展走的是一条集群发展之路。这类知识密集型产业集群，其创新的主要来源是知识创造与交流，而知识的创造与交流是通过教育机构、科研中心等媒介，这类交流媒介可以保证交流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集群内的有制度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摩擦性失业和侵权行为。
（2）日本的文化立国政策。日本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通过产业政策推动文化立国的国家战略的实施。鉴于其国内资源禀赋不足且长期以来受制于生产原料外部进口，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日本将历史资源最大限度投入到现代生产模式中。此举不仅实现了资源的即时收益，而且也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并弘扬了新兴文化。同时，考虑到本国市场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规模有限的不足，日本确立了以全球市场为其文化产业发展的终极空间，发挥自身制造业方面的国家竞争力，通过对外贸易与经济合作带动文化产业发展，最终形成经贸文化产品文化软实力经贸的循环发展模式。
（3）韩国的文化政策支持机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带给韩国经济二战后最为严重的衰退。为扭转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韩国将文化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新支柱产业，借文化产业的发展来带动经济的复苏。为保证政策的有效实施，韩国政府自1998年开始先后设立了文化产业局、文化产业振兴委员会等国家级的专门管理机构。随后为提升政府的行政效率，将文化产业振兴院以及主管电影产业发展和游戏开发等五个不同机构合并，成立文化产业支援机构协议会。与管理机构相配套出现的是专项基金，包括政府专项基金，地方专项基金以及康采恩式的集团基金等形式。它们分别用于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以及对外出口，直接资助个人创业者以便其发挥文化才能。
韩国对本国的人才是其发展文化产业的另一大特色，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是创意，而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工作又是提高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为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韩国政府大力培养文化的专门型人才，例如专门从事电视剧拍摄的专业化团队，负责演员市场的职业经纪人，娱乐领域的软件设计与开发人才等。除了专业人才外，韩国还注重培养复合型管理人才和国际营销人才，负责文化产业管理及海外的推广工作。
（4）美国文化产业的三位一体发展。美国作为新大陆于17世纪登上世界舞台，其国民除印第安土著外大都是移民的后代，其开放性和创新性的人文特点，使得一个没有历史文化遗产，缺少传统文化资源的国家能够不断融合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形成了一种高度杂交的文化。好莱坞作为一座梦想制造场，吸引了全球范围内大量人才和资金，拍摄大量不同文化题材、不同时期典型人物形象的大片，借助规模经济作用，创造了无数票房神话。
但不可否认的是，再好的创意也必须有付诸实施的手段。以美国电影业为例，大量的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用大量的资金投入到这一具有风险的产业中，希望借助眼球效应实现高回报率。美国华尔街自身具有强大的金融创新能力，文化产业也从其不同形式的金融创新活动中受益良多，在分散风险的同时也通过版权制度的建设保障了文化产品未来收益的排他性占有。美国电影业运用投资组合理论将数量一定、题材不同的电影组合在一起，此举为投资人有效分散了非系统性风险，从而使得稳健型投资者（人寿保险资金和退休资金）大量参与其中。具体融资的方式包括股权融资、债券融资、贷款支持和资产证券化等不同形式。在美国，知识资产证券化已运用于文化产业的各个领域，这一形式将更多人的利益通过文化产业关联在一起，实现了文化产业发展动力泛社会化的现实。
三、 构建中国文化产业创新机制的措施
第一，从权力距离出发，协调产业园区聚集模式的主导模式。根据英国创意产业发展的经验，结合我国渐进式改革中优先试点再推广的成功范式，我国应该通过产业园区的模式实现产业聚集。创业园区的经济实质是降低公共服务的成本和信息流通的成本，政府通过财政、税收、金融、行政监管等方面的措施为创始期的企业提供发展所需的资源，以减少企业经营失败的风险。这类园区通常有两种模式：市场导向模式与政府主导的模式。到目前为止，我国文化产业园区多采用地方政府主导模式。由于市场体制不够完善，各方面的基础条件薄弱，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存在缺陷，所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在客观上是必要的。但政府应该尽量尊重市场的资源配置结果，不进行刻意园区建设，而应该对已经自发聚集了创意产业企业的地方提供可行的制度保障。另外鼓励依托大学模式而建立的产业园区，这类园区适应在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通过产学研的价值链整合实现美国硅谷式的发展。
第二，综合不确定型规避与个人和集体的角度，中国在文化专业人才与相关人才的培养上需要采取多元化的战略。韩国文化产业对人才培养的重视程度非常高。人才作为智力资本的载体是新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现代文化产业承接工业发展的基础成果，其服务业的属性使得不需要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入，更多依靠个体创造力的输出与转化。韩国政府培养人才的模式还充分考虑到产业链各环节的发展需求，既重视了创造环节，也关注了实现环节。我国文化人才的培养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东部发达地区，这些地区既有丰富的市场需求，也有社会文化资源储备，能够在不确定型回避较低的人文环境下满足不同专业特长的文化人才实现自身的市场价值；但其他地区的文化产业的发展环境相比则较为落后，产业内分工与协作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个人的创新工作缺少保障，致使相当数量的人才和产品无法与市场融合，因而需要建立企业组织来降低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与产权保护成本。我国在学习韩国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的同时，也要从个人与集体的角度出发协调区域均衡发展机制，深挖当地特有的文化资源，实现人才培养的属地化与引入机制并行。
第三，从男性化与女性化的角度看，促进文化与资本、科技三者融合，经济效益与价值引导并重。男性化社会强调事业的成功，而现代文化产业发展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以企业为经营主体，贡献产值和获取利润。以美国八大电影公司为例，它们是好莱坞在全球展示的标志。这些美国的文化企业无一不是通过内部资本的集聚实现内生性发展，再通过资本市场进行产业资源整合，最终形成了时代华纳、迪斯尼等大型文化产业集团公司。我国文化体制市场改革方兴未艾，很多企业尚未改制，需要以市场化改革来培育一批企业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领路人，这一过程需要行政垄断性企业通过机制改革与社会资本相结合，以便挖掘相关行业中有竞争优势的企业。此外，技术创新使得文化产品的质量大大提升、传播范围延伸至全球可以到达的各个角落，产品中的文化内涵代代相传成为启蒙社会青年群体的最佳途径。
女性化社会则同时关注事业成功和生活质量。文化产业的发展不完全是由市场组成，其中还有相当部分属于社会公共产品，即文化事业。政府应该以社会大众的基本文化需求为出发点，通过公共财政体系构建覆盖城市与乡村两个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力争实现文化服务均等化的目标，为中国核心文化价值观的有效传播以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奠定基础。
第四，从长短期导向着眼，塑造国家形象与软实力建设，为中国对外经济各领域长远发展奠定基础。我国对外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进出口贸易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不可否认的是对中国的负面报道给中国对外发展平添了许多交易成本，为改变这种不利局面，我国通过国家形象宣传片等文化产品表达我国未来和平与共赢的发展战略。同时，我国也在大力加强文化领域的贸易发展和对外投资的输出，在获取贸易利益的同时，展开国际文化交往合作以建设国家软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