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刚
对于一位作家来说，他的一生，到底哪些重大经历、日常生活才可以写入其人物传记中，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像路遥，一生中充满了断层、传奇、争议，其生活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就尤其紧密。
过去的30多年，中国的城市化的运动以及由此带来的乡村急剧空壳与萧条化，世人更深切地产生着“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物质更浓，精神更淡”的迷惘。在这一背景下，对于精神文明的讨论社会就似乎从未停止过，并且在某个时刻总会凸显。
同样在30多年前，路遥在黄土原乡与故都西安徘徊期间写下了关于城乡变革的作品。他早期的作品《人生》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新农村的变化，显示了转型时期中国的种种问题，从而突显当时青年对待世界，对待人生的态度和精神；后期代表作《平凡的世界》以其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展现了改革时期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在当代作家中，路遥是较早地于创作中提出“城乡交叉地带”与“社会转型问题”的作家，这些问题的提出对分析转型社会时期的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与冲突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也是路遥之所以能写出《人生》与《平凡的世界》的缘由。
写《路遥纪事》的初衷根于路遥研究，又不同于路遥研究。同时，我也希望为读者理解这位陕北“大百科全书”式作家路遥提供全新的角度，成为读者了解路遥创作生涯和他不平凡人生的最佳指南。这也是我研究路遥的理由。《路遥纪事》描写了路遥的一生，内容涵盖了路遥的生平经历尤其是创作历程，写出了路遥成长、求学和走上文学之路的艰辛奋斗；同时通过对时代信息、故乡风貌和陕西文学作家群的散点叙述，将路遥放置在一个文化大背景中剖析，使读者更为全面、具体地了解路遥的创作人生。如青年评论家杨柳岸所说，《路遥纪事》的写作是一次精神回乡之旅，作者“在文字的蛛丝马迹中还原前辈作家曾经的精神苦旅，感受一个同乡作家留在这个世间的巨大的精神能量。他用一本书走近一个作家，用一本书感受一颗文学灵魂，与之交流文学与生命体验……可以说，真正的文学，是我们每一个作家共同的故乡。把文学构筑成我们的精神家园，是我们每一个作家的神圣使命。”
对柳青的继承与启示
1983年4月3日，路遥在上海写下了《柳青的遗产》。中国当代老一辈作家当中，柳青对路遥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都出生在陕北这块辽阔的黄土高原，几经辗转后又在古都西安长期生活并创作，对文学有着至高的信仰，这种追求使他们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路遥把柳青称为“我的文学教父”。柳青作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现实主义创作的代表作家，在路遥心目中，是他在做人和创作上的可见可触可亲可爱的楷模，是他的精神导师。换言之，路遥对柳青接受就是对传统实现主义的崇高继承。路遥曾多次提到，在《平》准备创作前，曾阅读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七次通读《创业史》，是准备阶段阅读次数最多的书籍，由此可见路遥对柳青的重视。路遥在《柳青的遗产》一文中写到“对于今天的作家来说，我们大家不一定都能采取柳青当年一模一样的方式，但已故作家这种顽强而非凡的追求，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尊敬和学习的。”文末，路遥写了这样的一句话“他一生辛劳创造的财富，对于今天的人们和以后的人们都是极其宝贵的。作为晚辈，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他的馈赠。”柳青在小说集《恨透铁》印刷之前，反复叮咛编辑，无论如何不能省略掉《恨透铁》书名下的“一九五七年纪事”这几个字。路遥早年的一本小说集《当代纪事》，其中有两篇小说的副标题采用××××年纪事的方式：《在困难的日子里――1961年纪事》《惊心动魄的一幕――1967年纪事》。“史诗”的宏大叙事不只是向前辈柳青学习致敬，更是一种对现实主义的新继承，这种史诗情结的创作不仅客观显示了历史最真实的一面，同时也成为时代的一面放大镜。
今天，反思文学的时代现状，我们注意到，“新时期”以来，标举写“个人”的“新启蒙”文学在摆脱政治束缚的同时逐渐远离了传统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这注定了对路遥的创作有一种集体的排斥与忽视。路遥曾不平地说：“许多评论家不惜互相重复歌颂一些轻浮之作，但对认真努力的作家常常不屑一顾。他们一听‘现实主义’几个字就连读一读小说的兴趣都没有了。好在我没有放弃我的努力。”有必要再次重申，那些被称为重要的文学史拒绝或远离“路遥”，这种态度与读者对其的接受状况构成了巨大的反差。可以说，文学正在丧失广大读者的关注度，作家正在消极对待社会现实的责任感，这不能不说是今天文学失陷的一个主要原因。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才有必要重提阅读和关注路遥。现实主义文学是在“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受西方各种文化、文艺思潮，特别是俄国19世纪文艺思潮的冲击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完全崭新的文学。它的基本精神，是现实战斗精神。 经过现代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长期影响，现实主义作为主流文化，它的审美规范已经内化为读者深层的阅读期待。现实主义作品重要意义之一就是高度显示社会责任感与道德感。路遥在作品里要求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倡导勇于进取、锐意创新的政治思想，这是路遥政治理想在文学中的体现。读者通过阅读《人生》可以感知到主人公高加林在人生的道路上所面临的矛盾痛苦心理，这种遭遇与长期一段时期的社会联系密切，一度时期，很多读者在作品中找到了“自己”，觉得自己和作品中的某一人物有一样的遭遇。通过对作品的阅读，有了一个浅层次的人生观、社会观以及深层次的共鸣与契合，使作品除了文本意义外还具有了时代意义与社会意义。路遥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不仅在今天得以重现其固有的文学价值，并且留给我们丰富的时代启示和文学意义。
路遥曾说过：“比之某些著作浩繁的作家来说，柳青留给我们的作品也许不够多。可是，如果拿一两金银和一斤铜铁相比，其价值又怎样呢？”路遥对柳青这位现实主义大师的推崇和学习，不但很好地继承了柳青的文学创作传统，更在精神层面深入理解了柳青。路遥写的《病危中的柳青》与《柳青的遗产》两篇文章，可以看出是对这位同乡的一种极高致敬与义无反顾地追随。
路遥用自己的行动继承了柳青的文学传统，也刷新了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度。路遥完成《平》第二部时，面临他的是生命危机与完成作品之间的艰难选择，如果停笔调养，可能像柳青一样会留下一部残缺的《创业史》而死不瞑目；如果选择继续完成创作，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路遥最后选择了继续完成创作，在关键的时刻，他冲过了终点，最后长眠于这个他热爱着的世界。他比柳青幸运的是他可以做出选择，避免了前辈的悲剧，却也留下了无限的悲怆与遗憾。作家熊召政说：“路遥的小说字里行间始终有一种对文学、对文字的敬畏，路遥是真正以一种神圣感在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路遥对文学是宗教般的虔诚，是用真情与生命在书写，他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文学、交给了人民，用自身的行动告诉我们该如何对待文学。“所谓定位，不是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对作家进行随意的吹捧或贬抑，而是根据对已存在的作家作品及其在文学界、社会上所产生的影响的客观事实，对其价值和地位给予一种科学的文字表述；或者说，地位就是根据客观存在的作家作品的文学史实对作家的一种命名。”《平》一版再版，总是供不应求。《路遥文集》《路遥全集》先后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广州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多次再版。路遥的文学价值与路遥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究竟该如何定位，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答案。我们试图通过一个个调查数据与诸多的事实说明，在路遥所处的当下读者生活阅读的中心位置来看，路遥在读者心目中的持久影响力，可以确认路遥文学作品价值的同时也能确定路遥在当代文学史应有的地位和意义，这是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与路遥精神的一种高度肯定。
在道德缺失的今天，审视路遥的遗产，综观路遥的创作历程、文学作品，我们发现，路遥坚守着现实主义的阵地，守护了精神家园，正如路遥自己所说：“现实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绝不仅仅是创作方法的问题，主要是一种精神。”路遥用生命恪守一块精神文学的阵地，以保持他与社会发展的良性关系。
饥饿少年读书时
路遥少年时代一直被饥饿所困，这是路遥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1963年9月，路遥进入延川中学初中66级乙班学习。当时，延川中学的饭菜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他所吃的几乎全是丙级饭：稀饭、黑窝头、野酸菜。有时，这些也无法保障，好心的老师与要好的同学偶尔也会帮衬一下。
路遥在《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问》中谈如何观察生活时说：“我的《在困难的日子里》，写了1961年的饥饿状态，这必须要你自己体验过什么叫‘饥饿’……你必须要自己有这种亲身体验，或者是在困难的时候获得珍贵东西的心情把它移植过来才能写得真切，写得和别人不一样。我举这个小小的例子来说明，要注重你自己内心的体验。”路遥在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中这样描写“我想到新华书店走走。听语文老师讲，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创业史》，很不错。听书名像历史书，可又听说是长篇小说。厚书我当然买不起，只想立在书店里翻一翻。”“站在地上太冷了，于是就上了炕，打开自己的铺盖，我准备把腿伸进被窝里，一直坐到天明。就在我打开自己铺盖的时候，突然发现被子里夹着几本书。一看，是《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把一切献给党》……”此篇小说可看作是作家对过去生活的艺术回忆，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和感情经历也是路遥在那个年代所体验过的。从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到饥饿时代的少年路遥，对书籍的向往与狂爱。
路遥的生前好友在回忆路遥读中学时的一段情景“‘半灶生’星期三和星期六下午，课一上完就可以离校，回家取干粮。但是，每到此时，路遥心慌意乱地捱到课上完，急匆匆地赶到宿舍，取上干粮布袋，径直跑向阅览室，就像一头馋嘴牛犊溜进菜园子，拼命地啃，不到下班关门，他是舍不得离开那个最使他留恋的地方。偶然被老师碰上了，他就煞有介事地说，已经约好和村里某某一块回，相跟上走，人家让在这儿等，不见不散。”（高歌：《困难的日子纪事――上大学前的路遥》）县城唯一的图书馆成了路遥经常光顾的地方，他在那里阅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名著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铁流》等大量外国翻译小说。
阅读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许多人一生可能无法意识到这一点，这也是大多数读书人最终只不过读读而已，未能从阅读中获取更多滋养的原因；而另外一些读家，他们每读一本好书便有所得，因而时时都在进步。路遥就属于后者，阅读使他的生活丰富起来，人生因此变得有了一定的弹性。
20世纪60年代的陕北山区信息闭塞、生活节奏滞后，加上童年时期经历的种种苦难，使路遥产生了追求新生活的愿望，渴望了解更广阔的外部世界，希望通过读书、增长知识来改变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命运。
从延河到《延河》 1973年9月7日，路遥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从少年到青年，从闭塞的延川县到共和国文艺发祥地延安，路遥开始了阅读之路的远征。进入大学不久，路遥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刊物和文学的阅读当中。路遥曾说：“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鼎盛期，出了不少好的作品，我要回到那个时期，和作家分享那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大学时期的路遥，大多数时间是在阅览室、图书馆度过。期间，他翻阅了大量的文学刊物。在同学的印象中，他最感兴趣的是《延河》《萌芽》《收获》《小说月刊》等杂志。随着阅读量的增加，路遥的阅读慢慢由期刊杂志转向了世界名著。路遥大学同学白正明回忆“一本接着一本读，有时在教室，有时在宿舍，有时在杨家岭革命旧址，像久旱的庄稼苗遇上了一场垧雨，尽情地汲取着水分和营养。”“延大是读书的好地方，依山傍水，特别是夏天，延河滩里清新凉爽，杨家岭上松柏翠绿，环境十分幽雅。”（白正明《路遥的大学生活》）
路遥是一个视野开阔、知识丰富的作家。白正明说，有一次，路遥与几位爱好文学的同学交谈读书体会时说：“读书要有收获，就要按文学发展史的每个阶段，每个流派的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去读，并要对你喜欢的作品重点地钻研，要会享受、会浏览、会大拆大卸。”要读书，会读书，这是路遥的读书体会。在文学陕军第二代作家中，“路遥是读书最多、学养最好的人。”
1973年《陕西文艺》创刊号上，就有路遥的短篇小说《优胜红旗》。贺抒玉同志回忆说，他们去陕北组稿认识了路遥，带回了路遥的这篇小说，路遥的文学才华从此进入了《延河》编辑的视线。
大学时期，路遥的床头经常放着两本书，一本是柳青的《创业史》，一本是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两本路遥百看不厌。
1975年，还未毕业的路遥被《陕西文艺》以开门办刊的名义借调到编辑部当见习编辑。1976年，路遥毕业时，时任主编的王丕祥及贺抒玉亲自去陕北，在分配方案已经确定、学生全部留陕北的情况下，说服校方将路遥争取到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任《陕西文艺》（1977年7月《陕西文艺》恢复原名《延河》）编辑部编辑。
大学时期突出的文学创作，使他从延河畔走到了《延河》。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成绩离不开大学期间的勤奋阅读，在人生的关键时期，起到了决定作用。
偏好外国文学
路遥在《我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答〈延河〉编辑问》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问：谈谈你的阅读范围。
答：范围比较广泛。除过文学外，各种门类的书都读一些。对俄罗斯古典作品和苏联文学有一种特殊的爱好。杂志中除过文学作品外，喜欢读《世界知识》《环球》《世界博览》《飞碟探索》《新华文摘》《读者文摘》和《青年文摘》等。
问：在中国或世界名著中，你最喜欢谁的作品？
答：喜欢中国的《红楼梦》、鲁迅的全部著作和柳青的《创业史》。国外比较喜欢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肖霍洛夫、司汤达、莎士比亚、恰科夫斯基和艾特玛托夫的全部作品；泰戈尔的《戈拉》、夏绿蒂的《简・爱》、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这些人都是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家。他们每一个人就是一个巨大的海洋。
从以上对话中，粗略地作一统计，《红楼梦》约80万字，鲁迅的全部著作约300万字（不包括译著），列夫・托尔斯泰全部著作约500万字，巴尔扎克全部著作约1200万字……另外，其他文章中涉及的书籍有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叶尔绍夫兄弟》、雨果的《九三年》等等。这些作家的煌煌巨著少则几百万字，多则上千万字。
一个作家的阅读不仅是为了吸取养分，更多是通过阅读带来新思考与冷静的分析。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里强调“长卷小说中的一种现象是，有特别辉煌的开卷和壮丽的结束，但中间部分却没有达到同样的成绩，这在很大程度上会给读者带来难言的遗憾。我个人觉得，天才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似乎就有这种不满足。”“拉斯普京曾写了《告别马礁》，揭示的正是这一痛苦而富于激情的命题。我迄今为止的全部小说，也许都可以包含在这一大主题之中。《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卷六第三十章可以看作是我从一个侧面专门为此而写的一个小小的‘特定’。”
路遥对外国文学的追寻与借鉴，显示了崇尚大师、取法经典的开放做派。
路遥在阅读外国文学时，深切感受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浅显与苍白。路遥说：“我想对整个这一文学现象作一次挑战性尝试，于是便有了写《人生》这一作品的动机。”评论家李建军说，虽然路遥具有自觉地接受一切优秀文学影响的开放态度，但是，俄罗斯文学对他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可以说，他的作品里的道德诗意和利他精神，他对底层“平凡的世界”和“小人物”的关注，都与俄罗斯文学的精神是相通的。
苏联评论家在《当代国外文学》杂志上撰文评价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中这样评价路遥的《人生》：“《人生》这部中篇小说的名字，一看上去就与莫泊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同名。莫泊桑笔下那纯洁、孤弱无告的女主人公似与巧珍相近。然而，这两部作品的相近也仅限于此。路遥反映的完全是另一种现实。显然，小说关于寻找道德支点的思想更为重要。路遥的小说，象（应为“像”，笔者注）许多中国当代作品一样，很接近苏联文学中农村题材散文。作家在表现普通人坦白无私和诚实的品质的同时，也显示出他们文化低、畏惧权威的弱点。正是这些农民们在小说中成为各种道德因素较量的中心。”
路遥通过阅读外国文学，在世界性文学联系中去开辟自己的文学道路，这是作家寻找突破自我创作个性的重要途径之一。路遥说过：“当我反复阅读哥伦比亚当代伟大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著名的《百年孤独》的时候，紧接着便又读到了他用纯粹古典式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写成的新作《霍乱时期的爱情》。这是对我们最好的启发。”“路遥其实已经意识到自己要变。”路遥生前的朋友、诗人远村说，“他去世之前，已经开始研究卡夫卡了。”路遥自己也提到，“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文学的形势。我知道，我国文学正到了一个花样翻新的高潮时刻。” 在孔夫子旧书网搜索“路遥藏书”，显示多为外国文学，其中钤有路遥藏书印或签名的有《安娜・卡列尼娜》《外国作家论小说创作》《法国当代短篇小说选》《海明威短篇小说选》《歌德谈话录》等。
路遥阅读了许多当代国内同行的作品，觉得其中有的不错，并与世界上一些作家进行比较。所比之人大都是现代派作家：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等等。说明路遥对此现代主义并不陌生。然而，现实主义的大部头更像是他的心结，他需要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来了却。但时间没给他改变和创新的机会。他作为一个“不合时宜的农民作家”停留在别人的脑海里。
从乡村到城市，从古典名著到外国文学，路遥完成了从封闭环境中内心的渴望阅读到自觉的有目的性、有选择性阅读的蜕变。对外国文学的接触，给路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性的启示。路遥通过阅读与世界文坛看齐，作对比研究，他曾说：“实际上，世界各国都存在着这么个‘交叉地带’，而且并不是从现代开始。”关于“交叉地带”――这个世界性的话题，路遥用尽了毕生的精力。
路遥与陕北文化
文化地理是人类活动在人地关系中的高层次表现，文化贯穿于整个人类的社会。地域文学是“强调以地域生存为特殊背景，把开掘地域人文情状视为主要文学目标”（张伟然语）的一种创作。文学评论家李继凯说，陕北黄土高原属草原文化过渡地带，人种与文化均呈现出多民族融合的特征。民勤稼穑，俗尚鬼神，游牧与穴居的生活历史积淀下深厚的生命意识（性爱、生殖与护生等）和文化传统，赖此与酷烈的自然环境相抗衡，养成了粗豪、劲爽和倔强的民性。（李继凯语）就陕北文化而言，昂扬悠长的信天游，狂跳猛擂的腰鼓，娱神娱己的秧歌等等，是这一地区民间艺术的代表，其蕴涵的生命文化精神对陕北作家有很大影响。
路遥与陕北地理
陕北黄土高原，位于黄河中上游，地处陕西北部，与山西、内蒙古、宁夏、甘肃接壤，是农耕文化向草原游牧文化的过渡地带；陕北历史悠久，曾孕育了灿烂的文化，无数先民们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奋进的足迹。
路遥生于陕北，长于陕北，在陕北一步步成长起来，一路艰辛地从乡村走向中国文坛。路遥并不是多产的作家，他一生主要创作的文学作品有二十个短篇小说、五个中篇小说、一部长篇小说。当我们把陕北这片广袤辽阔的黄土高原和高昂激情的陕北民歌，与这里的山民以及坚韧的生命感、深远的苦难感、传统的道德感和淳朴的诗意感联系起来，我们会发现，路遥作品中的雄浑悲壮和慷慨激昂的美学感受，被衬托得非常完美。可以说，是陕北这块土地成就了路遥的文学气质。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这样一句看似简单的话，其中倾注的路遥对于陕北这块古老而贫瘠的黄土地的心血和汗水，也许只有作家自己最清楚。陕北地形破碎、沟壑纵横，气候干旱少雨，农耕条件差。《平凡的世界》开头的描写，可以看出土地在路遥的价值世界里的敦厚和凝重“在漫长的二三百万年间，这片广袤的土地已经被水流剥蚀得沟壑纵横，支离破碎，四分五裂，像老年人的一张粗糙的脸……就在大自然无数黄色的皱褶中，世代地生活繁衍千千万万的人。无论沿着哪一条‘皱纹’走进去你都能碰见村落和人烟，而且密集得叫你不可思议，那些纵横交错的细细的水流，如同挂满一般串联着一个个村庄……”
观路遥的小说创作，我们发现，无论是他早期所写的成名作《人生》，还是让他蜚声世界的《平凡的世界》，黄土高原始终是他精神的归属。自然地理空间的基本格局对文学风格的分布状况有深刻的制约作用。不同的自然环境会影响人的审美心理。路遥把这块世界上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写进作品中，在当代文坛上吹起了一股强劲的“陕北风”。此后，“路遥”与“陕北”等同，陕北成了路遥文学作品中一个独树一帜的重要标签。我们认为，路遥作品中的这种陕北风情不仅是他对这块地域风情的描绘，而更多是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气质的贯穿与持续。路遥的笔下，黄土地的意象频繁出现，可以说，路遥的小说真正解决了传统乡土小说的“乡”与“土”，真正做到了扎根于“乡土”。路遥在创作中既带着对故乡的眷恋眼光，又带有批判故乡风习的审视眼光，在传统乡土小说面前，表现文化冲突样式的两种或多元文化之间的距离构成了小说空间的张力，也设定了这一文化冲突的内在精神，将传统中国文化下的“城乡交叉”各阶层的人与地域，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冲突剖析得清晰明了，这种地域差异文化在作品中的关键作用，从而形成了路遥作品的特点。
在早期作品《生活咏叹调（三题）》中，当那个已经是现代化炮兵团里的政委，终年生活在祖国莽莽苍苍的西南边陲时，梦里却“常常是一片黄颜色”。梦里的“黄色”，是人物的一种精神“回归”，是对故乡的眷恋。同样，《杏树下》那个中年知识分子也是生活在童年的乡土回忆里。如果说，路遥早期的作品是一种探索，一种对故乡的自我意识，那么中篇小说《人生》，就是一次有意识的突破。《人生》中，朴实的德顺爷爷是一位黄土地上的哲人。德顺爷爷说：“你把良心卖了！巧珍是个好娃娃，你把人家撂在半路！你作孽哩！归根结底，你是咱土里长出的一棵苗。你的根应该扎在咱土里啊！你现在是个豆芽菜！根本一点土都没有了，轻飘飘的，不知你上天呀还是入地呀……”当高加林又一次被退回农村时，德顺爷爷再一次给予他人生的启迪：“你也再不要看不起咱这山乡屹崂了……就是这山，这水，这土地，一代一代养活了我们”。小说的结尾，高加林扑在德顺爷爷脚下，抓着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喊叫了一声：“我的亲人哪……”高加林离开生养自己的母土，最后又重新回来，黄土地宽容地接纳了他。路遥在此处表现了黄土地的庄严和神圣，也表达了他对黄土地的深情和毫无保留的认同。
《人生》是路遥的转型作品，尽管小说还存在着寻根、反思，但路遥在《人生》中用传统的文学的手法将城乡“交叉地带”推到了一个新的创作高度。高加林是一个生活在城乡“交叉地带”的青年，在这个“交叉地带”里，他既不是英雄模范，也不是懦夫坏蛋，而是一个“一时分不清是好人还是坏人”的人物形象。《人生》的问世，不但为文学界贡献了一个新鲜的人物形象，也对中国传统的“乡土小说”进行了一次提升。此后，路遥用《平凡的世界》对“城乡交叉地带”展开更加全面深入的思考与诠释，可以说，《平凡的世界》是路遥精神内的一次全面突破。路遥曾在《早晨从中午开始》里这样介绍《平凡的世界》“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作品中将要表露的对某些特定历史背景下政治性事件的态度；作家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地上，真正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但是，作家对生活的态度绝对不可能‘中立’，他必须做出哲学判断（即使不准确），并要充满激情地、真诚地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个性。” 独特的地域文化不仅铺垫了文学作品的艺术底蕴，而且也直接塑造了作家的主观世界，使他们成为某种地域文化的体现者，由此产生了地域文学流派。有论者提出，由柳青发端，路遥、陈忠实等继承发展，形成了代际传承明显的流派――“黄土文学流派”。这三位作家虽然都秉承着“农村题材”“现实主义”的传统，采用了宏大“史诗”的叙事方式，但是三人作品存在着内在的差异。柳青的《创业史》是一部共和国的政治史，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一部民族史，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农耕文化没落、社会转型的变革史。不同的自然、人文地理环境造就不同气质的作家和审美心态。假设把三人同放在“黄土文学流派”里，多少有点差强人意。三位作家创作特点明显，“单一的文学作品往往不能透彻地解释复杂的地域文化现象，只有相同地方风格的系列文学作品所组成的地域文学流派，才是文化地理研究的主要依据。”（刘岩语）所以，我们研究一个作家，必须要全面、透彻地了解作家生活的环境与时代。这里只是抛砖引玉，如何准确定论路遥文学流派范畴的所属，暂且不论。
路遥无限留恋生养自己的陕北，将描写陕北作为自己的作家使命，并以真挚的创作态度完成此使命，其意义以“陕北”为主题的创作超越了“陕北”，进而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与冲击。
路遥与陕北民俗
陕北是中国东部与西部的接合处，也是黄河文明与草地文明的接合处，又是土地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接合处。千百年来，这里是民族斗争与民族融合的前沿，这里的民风民俗独具特色。独具特色的地理文化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陕北民俗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路遥作品中的陕北民俗文化是他对陕北黄土高原这个特定的地域内民族文化心理长期积淀的纪录。尼日利亚伊博族小说家齐诺瓦・阿切比说：“没人能了解他所不熟悉的语言背后的文化。”路遥在其小说中用鲜活的文学语言描述了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的陕北乡村生活，翔实生动地向世人展示了独特的陕北民俗文化的魅力。
“服饰是穿在身上的历史。”陕北人长期以来冬穿棉袄、皮袄，夏穿土布衣褂，头蒙白羊肚手巾，腰紧红裤带，正如陕北信天游中唱的“白羊肚子手巾头上蒙，红布裤带吊缨缨”。《列子・汤问》“北国之人，巾而裘。”清代官员王培巡视榆林时写了《七笔勾》，其中一句是“没面皮袄，四季常穿不肯丢”。有人认为，陕北人喜欢穿光板羊皮袄和白颜色的服饰。其实，这种衣裘尚白的风习和历史上的戎狄族是分不开的。陕北自古就是民族融合的“绳结区域”。陕北从商周时代起，先后有鬼方、白翟、赤翟、林胡、义渠戎等少数民族。白狄有尚白的习俗，这种尚白的习惯一直深深地溶化在陕北人的潜意识之中，支配他们的心理前后达几千年之久。《平凡的世界》中“少平索性把他那卷破烂铺盖也送给了‘萝卜花’――可怜的‘老萝’就一领老羊皮袄伴随他度夏过冬，连个被褥也没有。”路遥曾自称为“北狄后人”。刘凤梅回忆“有一次我回家，在路上碰见了路遥，大冬天，路遥穿一身白，白裤、白衫、白腰带。在陕北是夏天穿白衣服的人有，冬天没人穿白衣服，穿白衣服我就感到很奇怪。有一次我问路遥我说你为啥要穿白衣服，路遥说我给我自己戴孝。”这是路遥中学毕业后知识青年返乡期间，这种尚白的宗教心理深深影响着路遥的内心世界。所以，陕北风土人情方面的内容成了路遥重要的创作素材和表达方式。
陕北的地理气候，决定了陕北以种植高粱、黍子、糜子、荞麦、小麦、玉米为主。陕北人以小米、黄米、荞麦、豆类等制作的馒头及面食为主；岁时节令，手抓羊肉，豪饮黄白二酒。《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中“我自己捞了一碗高粱面和土豆丝糊汤大口吃起来，并对姑夫和姑姑说，‘白米白面我都吃够了，这饭正对我的胃口！’姑夫和姑姑看见我这样，都惨淡地笑了。”陕北人在逢年过节，祝寿满月，婚喜乔迁之际，常食用软黄米年糕。《平凡的世界》中“少安妈和金波妈在锅上把油糕和白面馍，分别拾到几个盘子里，兰花和贺凤英两个人一前一后往席面上送。”法国文艺批评家丹纳说：“作品的生命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风俗。”路遥在作品中大量描述了陕北人的饮食习惯，通过饮食文化表现陕北人的真实生活。
事实上，路遥一生都一直偏爱陕北的饮食。好友海波回忆，路遥一生爱吃陕北农村的饭食，尤其喜欢吃揪面片、熬洋芋、炖羊肉、老南瓜、钱钱饭、搅团、长杂面、清涧煎饼等饭食。路遥生前同事邢小利说，有一次开会毕吃酒席，他与路遥紧挨着坐吃，但见路遥吃得缓慢吃得单调吃得奇少，便问他：你在小说里写饥饿感写得那么强烈，怎么眼下满桌好吃的却没了食欲？路遥说，他不爱吃酒席，想吃家乡饭，可是曾经饿得很惨，于是饮食上习惯吃简单一些。路遥好友曹谷溪回忆，一次他去西安看路遥，谈话谈到吃饭时，路遥带着他又叫了《文学家》主编陈泽顺（陈行之），花了三十多元的出租车，到了干姐刘凤梅家。路遥说想吃陕北饭，刘凤梅于是便做了荞面抿尖，曹谷溪回忆，路遥端着大老碗，狼吞虎咽，挥汗如雨，吃得王朝马汉。
宗元在《魂断〈人生〉》里曾这样描述：喜吃家乡饭菜，如清涧的煎饼、绥德的油旋、子洲的果馅、镇川的干炉，特别是普通农家的洋芋擦擦、钱钱饭和杂面。这里介绍下路遥生前最爱吃的陕北长杂面、搅团和清涧煎饼。长杂面多用小麦、豌豆或杂豆与玉米混合磨成粉，这种面加进沙蒿粉能擀出极薄的面，切条长达丈余，调进羊肉臊子，味香爽口，是待客的上品，产妇在月子里也多吃这种面；搅团和煎饼的原料都是荞麦，做搅团先要烧开水后往锅里撒荞面，一边用擀面杖从锅底噼啪不停地搅动，搅时只能顺着一个方向搅，不可来回乱搅。搅团的功夫全在“搅”上，搅不到就不会匀润滑腻，煮时只能用文火，火大则会糊底。搅团的吃法有汤吃、干吃两种。而煎饼是先拿荞麦去皮磨成糁子，水浸后用手在案板上搓成糊状，再用细箩把渣滤去，用文火在鏊子上摊制成薄如牛皮纸的小饼。吃时用醋、蒜泥、姜粉等调料蘸食，其特点是软中带韧，酸甜清香。
除了服饰与饮食文化，路遥在作品中多次提到了陕北的窑洞。窑洞是陕北黄土高原民居的活化石，蕴含着北方民族穴居的历史遗风。陕北地区的窑洞多样，最典型且分布最广的是穴土窑洞，依土崖挖窑洞，前置门窗，以通气纳光。随着社会的发展，土窑洞大量废弃，石窑、砖窑随之兴旺甚而高楼大厦争比高低。这说明陕北的窑洞建筑艺术有着无穷的生命力，“没有建筑师的建筑”这是世界建筑界对陕北窑洞的最高赞誉。陕北窑洞是一个综合性的生活场所，卧室、厨房、起居间的功能合为一体。在陕北寒冷的冬天，烧炕的热量一部分用来做饭，一部分通过炕道暖炕。因此，依山而建的窑洞和热土炕成了陕北在农耕时代的最佳居所。对于以前走西口的人来说，窑洞是他们奔波劳苦的艰辛生活中最温暖的驿站。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写道“秀莲听他说完，在被窝里抬起半个光身子，高兴地说，‘如果能赚这么大一笔钱，那咱们不光能打土窑，就是硬箍几孔石窑洞也够了！’”这是小说人物对家园的向往，也是每个陕北人有生以来最大的心愿和希望。有了窑洞意味着有了家，有了一种生命的归属感。同样在《人生》中也有对窑洞的描述“他和老景的办公室在县委的客房院里，四面围墙，单独开门。他和老景一人占一孔造价标准很高的窑洞。其余五孔窑洞是本县最高级的‘宾馆’，只有省上和地委领导偶尔来一次，住几天。”陕北建造窑洞一般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窑洞的造型结构简单，大多陕北人可以自己动手建造，成本低廉。窑洞冬暖夏凉，自然调节能力很强，可以说，窑洞是陕北人与自然生态相结合的最好典范。路遥通过描写窑洞，除了表现陕北居住文化，还把人物的奋斗史与时代感体现得淋漓尽致。
读过路遥的作品，我们发现毛驴、骡子是在陕北主要的交通工具和耕作伙伴。陕北在旧时曾有走西口的习惯。《人生》中“我歇进那店，就不想走了。灵转背转她爸，偷得给我吃羊肉扁食，荞面……一到晚上，她就偷偷从她的房子里溜出来，摸到我的窑里来了……一天，两天，眼看时间耽搁得太多了，我只得又赶着牲灵，起身往口外走。那灵转常哭得像泪人一样，直把我送到无定河畔，又给我唱信天游……”《平凡的世界》中“他钻出破窑洞，立刻把铁青骡子在车上卸下来，先把它拉进了窑洞。牲口是他的命根子，不敢再让雨淋了；万一这牲口有个三长两短，他孙少安就得去上吊！”可以看出，毛驴、骡子在陕北家庭中的作用和重要性。另外，路遥作品中还有对“婚丧嫁娶”“上坟祭拜”等礼俗的描写，这里不再一一举例。
路遥与陕北方言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地域文化重要的一部分。方言研究专家刘勋宁曾说：“研究地方文化，包括研究地方的现代文化和古代文化两个方面。无论哪一个方面，对语言资料的依赖程度都要更甚于主体文化。”（刘勋宁语）
路遥一生多半时间生活在陕北，不仅形成了习惯的语音表达方式，还积累了大量的陕北方言词汇。如“彪正” “瓷脑” “撑架” “串门子” “翠铮铮” “圪 ”“灶火旮旯”“圪塄”“光景日月”“熬煎”“挑担”等反映陕北乡俗的方言。路遥对陕北方言的适当使用，向世界展露了陕北黄土高原独特的地质风貌以及陕北人的生活习惯，字里行间透露出了陕北人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平凡的世界》“秀莲给他换了‘见人衣裳’，又烧了半锅热水，让他把满头的土垢洗干净……”“常有林是上门女婿，就是丈人有心帮扶他们，‘挑担’会不会从中作梗？” “他要利用中午别人睡觉的时间来营务自己的庄稼。”《人生》中：“‘二杆子’！操心凉了！”“加林哥，你不要太‘熬煎’，你这几天瘦了。”《在困难的日子里》：“我所以选择这个时候回校，主要是怕路上碰见相识的同学，怕他们对我外出‘打食’又胡乱想什么。”路遥笔下的人物活生生说着地道的陕北方言，符合人物个性。如《人生》中巧珍对高加林表白爱情时说：“加林哥！你如果不嫌弃我，咱俩个一搭里过！你在家里盛着，我给咱上山劳动！不会叫你受苦的……”这种句式陕北味道十足，表现了陕北少女的纯真质朴、善良、真实的性格。寥寥几笔，通过多方言的应用，对作品起到了传神的作用。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灵魂。”（刘勋宁语）大量的方言表现出路遥对母语的热爱，对于陕北读者来说有一种真实的亲切感，对于陕北之外的读者有一种新奇感。事实上，路遥小说中出现词汇大多是清涧与延川区域的方言。比如《平凡的世界》中的“烂包”一词“他姐夫平时就遛遛达达不好劳动，家里光景一‘烂包’……” “烂包”在这里是形容混乱而无正常秩序。陕北方言的很多词汇，在不同语境下有的意思完全不同。比如“串门子”。一般意义上的“串门子”是到别人家去聊天。陕北方言特定语境下的“串门子”多指男人到他人家里与其女人发生暧昧关系。《平凡的世界》“……但这些死皮赖脸的家伙又根本不在乎她的容颜，只管到这里来串门子。”“王彩娥吼着对他说：‘你这个没骨头的家伙！怕什么？屁的事也没！看他金家这群王八羔子怎放人！你光明正大来串门子，谁家的龟儿子看见你和我睡觉了？’”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清涧方言。根据中国方言语系划分，清涧与延川同属于晋语系五台片。“最近看到一些材料说，陕北话可分为上面话（北面话）和南面话，界线正好和榆林、延安两地级行政区划一致；唯有位于交界地区的清涧县例外，内部夹杂着两区的口音。现在看来，清涧境内实有南北两区，它的分界线正是这更大范围的分界线在本县的延续。”（刘勋宁语）清涧话在陕北属于比较独特的方言。清涧话里的逆序词较多，如“味气”“康健”“欢喜”“朋亲”“愿情”“貌相”等，我们在路遥的作品中能读大量的逆序词。
另外，陕北方言中多叠字。通常意义下，“叠字”源于民间口语，是一种儿童思维方式在语言中的体现。一旦进入文学领域，叠字具有虚实相生之美，便成为最典型的文学语言。对于叠字的使用，我国古已有之，《诗・载见》“龙阳阳，和铃央央。”陕北方言中的叠字的广泛使用使路遥的小说中充满了浓郁的泥土气息，浑厚朴拙、韵味十足。如“翠铮铮”“花蓬蓬”“花格弯弯儿”“俊丹丹”“蓝格英英儿”“烂囊囊”“绒圪墩墩儿”“笑格嘻嘻儿”……这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原始思维方式，它经常会出现在一些原始民族或封闭的地域性很强的文化中。路遥把这种叠字恰当地运用在创作中。以《平凡的世界》为例“韭菜灯，翠铮铮。”“绿格铮铮清油炒鸡蛋，笑格嘻嘻干妹子你硷畔上站。”“绒圪墩墩儿褥子软格溜溜毡，不如你干妹子胳膊弯里绵。”“脸白格生生，眼花格弯弯，身材苗条，走起路来，就像那水漂莲花，风摆杨柳！”语言之妙，妙不可言。这种叠字是陕北地区一种特有的语言特色，往往传达的也是一种对某事物的喜爱之情。
除了日常口语之外，陕北方言中的叠字在民歌中也有很好的体现，如《平凡的世界》中，王满银唱给兰花的信天游《兰花花》：
青线线（那个）蓝线线，蓝个莹莹的彩，生下一个兰花花，实实的爱死个人！ 五谷子（那个）田苗子，唯有高梁高，一十三省的女儿呦，数上（那个）兰花花好……
路遥小说中部分陕北方言不全是天然纯熟的地方方言，其中有路遥对陕北方言的“接受”与“再创造”。
陕北方言就好像手指上的脶纹，即使蜕一千层皮，接着生长出来的还是原来的纹样。陕北方言给路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独特的文学语言，从而对增强地域文化色彩，准确传达鲜活的陕北民间文化气息，同时也给陕北方言文化遗产提供了一次有益的启示。
路遥与陕北民歌
陕北民歌可称得上是中国民间艺术文化里的一朵奇葩，它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来自于陕北这块得天独厚的土地。路遥把质朴而又悠长的陕北民歌融入到小说创作中，使作品增强了浓厚的陕北风情和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民歌在文学中运用已不为文学史所鲜。据刘满平研究“《诗经》和陕北民歌修辞语法上相同。《诗经》大量应用‘比’‘兴’的手法，这种动辄以比兴手法吟咏爱情，陕北民歌与之如出一辙，例如《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与陕北民歌‘青线线蓝线线蓝个莹莹的彩’，‘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与‘生下一个兰花花，实实地爱死个人’，先是以景或物开场，自然引出了人，继而生发情感。”
在陕北农村成长起来的路遥“从小浸泡在陕北民歌的海洋之中，可以说，一直埋藏在他心里的音乐，成为他后来文学创作和艺术修养最基本的因素之一。”（尚飞鹏语）小说评论家李星认为“我们不能不看到陕北古老民歌信天游在形成路遥的心理气质中的作用。陕北民歌是路遥所授最早的艺术教育。它不仅启发他感受着陕北高原的自然美，而且让他看到高原男女丰富的内心世界。它唤起了他对陕北生活和生活在陕北土地上的粗朴厚实的农民的同情和爱……他的心头经常响起信天游的旋律”。（李星《无法回避的选择》）路遥在文学创作中，从陕北民歌中汲取了大量的创作灵感和材料。《人生》中陕北民歌《叫一声哥哥快回来》“上河里（哪个）鸭子下河里鹅，一对对（哪个）毛眼眼望哥哥……”出现了两次，两句民歌替代了无法言说的情感，成为高加林和巧珍由初恋到热恋的见证。陕北民歌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一个民族的心理情绪，有其地域性和承传性，是心理世界准备期的纪录。而另一首《冻冰歌》在《平凡的世界》中先后出现多达五次“正月里冻冰立春消，二月里鱼儿水上漂，水呀上漂来想起我的哥！想起我的哥哥，想起我的哥哥，想起我的哥哥呀你等一等我……”此首民歌传达出的正是小说人物当时的心情，路遥在这里用寥寥数语的民歌，达到了千言万语不如无语凝噎，准确地把人物生活的背景环境和当时的气氛烘托得恰如其分，同时又达到了诗情画意的效果。古语“以诗为本，以声为用”，概括地说明了民歌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的特征。
陕北民歌是陕北人在生活中创造出来的用于表现陕北人生活与陕北人情感世界的歌曲。可以说，它是反映陕北人生活的民俗文化史。陕北民歌里面所描绘的陕北的地理、历史、人物、民俗，抒发的是陕北人的情感，表现的是陕北人的性格特征……这就使得陕北民歌本身就具有了陕北的这一独特的属性，一旦进入就能引起一种阅读与感情的共鸣。路遥在作品中对陕北现存文化的描述，一方面印证了陕北文化“古已有之”的历史传承，另一方面使我们对陕北的文化特征有一个更为丰富的了解。作为最能体现陕北文化的精神内涵的民歌，对路遥的性格、气质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陕北民歌是路遥文化意识的根与源。试想，如果失去了陕北民歌，陕北人将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世界？如果没有陕北民歌，路遥的小说又会失色多少？
史铁生曾在《插队断想》中说，“我真是喜欢陕北民歌。她不指望教导你一顿，她只是诉说：她从不站在你头顶上，她总是和你面对面、手拉手。她只希望唤起你对感情的珍重，对家乡的依恋。”
路遥在《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里共引用陕北民歌数十余次。陕北民歌意象指示也在路遥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种隐喻的创作手法同样也构筑成路遥文学的精神主题。民歌的精神亦是路遥的人文理想的精神想象。惠雁冰在《无力的出走：历史上陕北民歌的精神主题》中说，“‘出走’与‘逃离’是历史上陕北民歌的精神主题，也是陕北人万难更移的刻含情结。其中，‘出走’的卓绝同‘逃离’的无望使陕北民歌形成表层热烈、深层苍凉的异质性结构。”解读陕北民歌的生存状态与生活方式，就是在路遥的小说。表象下的小说人物与民歌主题的“出走”“逃离”看似无关，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揣摩，我们会发现小说故事背后的这种隐喻与指向无处不在。如果说，《人生》回应了陕北民歌这一精神主题，那么，《平凡的世界》则对这种精神主题进行了一次高度的改造与升华，从而在理想层面上达到精神“出走”的愿望。但是，两部作品最后的结尾无不是一种“回归”。尽管路遥想努力超越陕北民歌这一内在的精神主题，但最终却未能超越。陕北民歌是陕北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是陕北人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一种习惯，路遥无法跨越的其实是陕北文化的本质。
小说中的陕北民歌昭示着作家路遥的大爱大恨，路遥对民歌的青睐也预示着他对陕北文化的极度崇尚，从陕北民间文化资源中汲取对抗世俗化的道德批判的力量，坚持传统文学的写作立场，也正是坚守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
如果说，路遥一生的文学创作是一部陕北的大“百科全书”，从不同方面反映陕北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那么，陕北的地理、民俗、方言、民歌等等，就是陕北文化的DNA。路遥为我们提供的这部大“百科全书”就是一把打开并解读全景式陕北文化的金钥匙。路遥用超前的文化遗产告诉我们，文化多向流变的今天，准确把握文化的流变，不在文化演进的过程迷失，才是对陕北文化的一种冷静思考和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关怀。路遥用文本意识准确判断出，传统文化在当下社会发展中具有的重要意义。
中国当代文学中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逐渐远离乡村叙事，远离“写作地域性”，而路遥一生以陕北题材为创作基点，在传承着陕北文化的精髓基因。
路遥与“陕北人”
路遥一生著述大多数是小说，另外诗歌、散文、剧本等，加起来尚不足路遥全部创作的三分之一。路遥小说作品多为以陕北为主，因此作品中的主人公多是陕北人。英国文化地理学家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中说“地理景观不是一种个体特征，它们反映了一种社会的――或者说是一种文化的――信仰、实践和技术。”所以，考察地理景观就是解读阐述人的价值观念的文本。而路遥通过小说来塑造陕北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的形象，又通过对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表达出了自己对于世界的认识与观点；同时，路遥通过文学语言，对陕北文化的精神作了一次准确的诠释。 路遥的小说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陕北文化在路遥的心理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从而使路遥的小说体现出一种执拗悲凉的文化心态。路遥是一个具有强烈责任感的作家，主要接受了儒家思想，对生活持积极入世的态度。他继承了儒家温柔敦厚、重民重义等文化思想。与同时代的陈忠实、贾平凹相比，路遥的陕北世界里虽少了一些传奇色彩，却多了一份厚重与苦难，《人生》里的知识青年徘徊在城乡边缘地带，遭受着因环境观念的变更所带来的阵痛、骚动与迷惘。
路遥作品中的陕北男人大多数为自己的理想从容赴死，或为挣脱土地的束缚而顽强拼搏。苦难对于路遥来说不仅仅是叙述，更是路遥在创作中对人性从根本上进行的自我突破与救赎。
在《人生》中，高加林的性格中有着质朴、勤劳的一面，也同样有着现代青年敢于向命运挑战的自信与刚毅，同时他还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正如路遥在为主人公“高加林”命名时想到的一样，要像加加林一样，敢于想象，而勇敢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是“高加林”的使命，也是路遥对于生活与理想的态度。
在《平凡的世界》中，孙氏兄弟与高加林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他们共同承担着路遥在《人生》中无法实现的梦想。孙氏兄弟除了作为高加林人生轨迹的继续而平行外，在他们自身思想意识境界以及对待生活的态度上，从孙少安到孙少平，又是一种发展与超越，一种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的超越，一种对待生活态度、生命认识的超越，一种从世俗生活征服者到自我意识觉醒者的超越。也因此，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孙氏兄弟在精神气质上与高加林的接近。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路遥笔下的陕北男人有着英雄主义般的情怀，在实现理想的同时也伴随着与生俱来的苦难，为此，路遥塑造的人物一直是在奋斗中不停地挣扎着的。
与男人相比，路遥笔下的陕北女人几乎都没什么地位，这也是重男轻女社会历史现象在陕北地区尤为严重，主要表现在生育观以及教育、社会与家庭地位、婚姻等方面对妇女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造成陕北地区严重的重男轻女社会现象的原因，主要是陕北传统社会生产、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家族、人口等社会客观条件的影响。
我们很难在路遥的作品中真正听到女性自己的声音，女人在路遥的文学作品里有着很强的附属性质。《人生》中刘巧珍的一切希望寄托在了高加林的身上；而刘巧珍没有文化，在爱情与婚姻的抉择上不由自己做主；同样地，黄亚萍也具有这种强烈的依附感，她们的出现只是为了作为高加林的陪衬，小说中高加林完成了他的救赎使命的主题以后，几位女性显得非常淡薄。但《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晓霞几乎是一个特例。我们几乎在田晓霞身上看到了鲜见的“启蒙知识女性”的形象。遗憾的是，田晓霞在小说的最后不仅被彻底地改造了，由一个启蒙者沦为一个崇拜者，而且还被彻底地放逐了。
本质上，她与《人生》中的刘巧珍并无区别，但在身份上则不一样。田晓霞是一个知识者，而刘巧珍则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刘巧珍永远被拴在了土地上，并成为土地的殉葬品。而田晓霞则成为知识者的追随者，并为之献出了生命。田晓霞是路遥在创作中的一个美好幻象。路遥让田晓霞死了，意味着仅有的一线希望的破灭。路遥在创作《平凡的世界》一书时，在写到田晓霞去世后，曾经痛哭流涕，喃喃自语：“田晓霞死了，田晓霞死了！”并且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哀伤之情，打电话把远在外地的弟弟王天乐叫到跟前，只为告诉他：“田晓霞死了，田晓霞死了！”正因为这个梦的破灭，孙少平所有的梦想也破灭，才使小说具有了艺术的张力。田晓霞这个人物是路遥在创作中的一次“不成功”的突破，但就是这个“不成功”使这个人物形象更加完美，他希望田晓霞的完美是真实存在的，只有死亡才能使故事可以继续下去，才显得田晓霞真实。如果说，刘巧珍是传统美德、乡村文明的代表，是内外皆美的化身的话，那么田晓霞的爱情观点，超越了阶层结构的爱情形态，以社会转型期的特定语境展开了小说的爱情叙事，构成了某种深层的呼应，是《人生》的升级版。命运是无法做到对待每个人都是公正的，但对待命运的态度却是可以由自己来决定的。不同的态度就有别样的生活。理想是美好的，它可以引导着人为之而奋斗。
再看看路遥笔下的女性形象谱系，《在困难的日子里》中的吴亚玲、《姐姐》中的“姐姐”、《人生》中的刘巧珍和黄亚萍、《你怎么也想不到》中的郑小芳和贺敏、《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中的刘丽英，等等。从作品中来看，陕北男性作为启蒙知识者是需要女人对自己无条件献身的，而且他们的成长要依靠一个个女人无条件的献身才能完成。只有在女性的自我牺牲中，启蒙者的无意识欲望和快慰才可以得到满足。因此，女人并没有找到了希望的出路，她们只能成为启蒙者的附属品。而这陕北女性对于爱情有种近乎崇拜宗教般的崇拜。在《人生》中，刘巧珍不顾世人的讥笑、爹娘的打骂，爱质朴纯真，她以她的那种充满激情而又实际的做法表白了她的炽烈的爱。因此，路遥作品中的女性情愿为爱情奉献一切。
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使数千年来的陕北人的人性得以在文学作品中张扬；同时，路遥也向世人昭示着陕北人特有的热情、激情、浪漫和梦想。
有论者说，“路遥深爱这片黄河流经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他深爱火热的生活和源于生活的文学，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生命为燃料，在黄土地上刻下了中国改革开放壮阔雄浑的生活图景和辉煌伟岸的汉字人生。而路遥的“汉字人生”业已成为陕北人重要的精神现象和文化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