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疑我的美国历史课老师小亨利・小艾伦教授是约翰・洛克的狂热粉丝。否则，为何在美国建国历史的小测验中，英国人约翰・洛克作为标准答案出现了三次呢？ 课程大纲原来是一份权利契约书
在这次只占总成绩百分之五的小测验中，小艾伦教授首先在填空题中问：为新殖民地南卡罗来纳州起草《基本宪法》的是谁？接着在单项选择题再问：1690年出版的《政府论》的作者是谁？然后又在多项选择题中问：《独立宣言》起草人杰弗逊认为最伟大的三位人物分别是谁？这三道题的标准答案分别是：洛克;洛克;牛顿、培根和洛克。
从此，我牢牢记住了英国人约翰・洛克，以及三百多年后，他在波士顿的粉丝小亨利・小艾伦教授。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总能在这位长得健硕的黑人老师身上，看到那位精瘦的严肃的英国绅士洛克的影子，并突然明白了小艾伦教授那份课程大纲为何需要学生签名：原来那不是一份课程大纲，而是一份权利契约书。
与大多数老师相同，小艾伦教授在第一节课便发给我们一份详细的课程大纲，上面列有课程目标、课程安排、课堂纪律、评分标准等;不同的是，这份大纲最后一页是签名页，上面写着：我已阅读并愿意接受上述内容。
一周后，我签下这份契约，并没发现其中蕴含的伟大意义，直到学期过半，我才明白。若是用《独立宣言》中引用的洛克的话说就是：“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这意味着，从我们交回签名页那刻起，小艾伦教授便有了来自我们的正当统治权力。每周，他可以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读书、交作业、复习、考试、作报告、写论文，并不许无故缺课两次以上。这些唠叨，不仅幽默，更是合法。在明白这一点之后，我将小艾伦教授的契约仔仔细细学了一遍，从此忘记他的老师身份，只关心契约条款，有的放矢，果然事半功倍。 拖堂十分钟，学生反了！
有一次，老师拖堂十分钟。不得了！我的小伙伴们简直反了。这是一节环境学实验课，做完实验之后大家分组汇报实验结果。每组只有三分钟，但由于前面几组同学汇报超过了预定时间，因此，到了下课时分，还有两组未汇报。但这并不能阻止几位同学自行准点放学走人。
第一个走人的便是我的同桌，他不愿意在拖堂的教室里多呆一分钟。一看时间到了，老师没放学的意思，他便戴起蛤蟆墨镜，和周杰伦似的，到爆地走了。我在他身后目瞪口呆。接着，又有几位同学大摇大摆地走了。老师有些不安地左顾右盼，但又不能不认真听取剩下的两组实验报告。
当所有报告结束后，教室里剩下不到一半的人，背着书包站在老师身旁。老师还欲总结，问：“从中你们发现了什么？”几位同学不说话，放声大笑，我瞧那意思是：“我们已经够给面子留到现在了。”老师反而比我更坦荡，笑笑。于是，大家顿作鸟兽散，没有总结。没有办法，即便在课堂上，最值得尊敬的是契约，而不是老师。 去世了也挂课
据说，在所有“死亡课”中，耶鲁大学雪莱・卡根教授的“死亡哲学”课是最有名的。
有位身患癌症且到末期的男孩选修了他的课。因为知道自己快死了，这位男孩比其他人都用功，并比其他人更加“敢于尝试所有人生体验”。这位男孩去世后，卡根参加了他的葬礼，但在期末评分时，挂了这位男孩的课，因为已经死亡的他缺席了后半学期的课，缺席了小组讨论，缺席了期末考试，按照课程评分标准，他只能是不及格。“没办法，在这件事面前，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读到这个故事，我立即想起小亨利・小艾伦教授的那份课程大纲：妈呀，没想到那份我笑嘻嘻签名了事的课程大纲，竟连生命都无法承受其之重。 最失败也是最好的一节课
但不久，事实证明我又错了。在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第三天，将体现自由平等精神的课程大纲视为课堂之宪法的小亨利・小艾伦教授，竟然未经商量，擅自修改条款，更换了上课内容。
他先是简单讲了一下恐怖主义及其历史，然后给大家讲了这堂课的小论文要求，最后给我们看一部“9・11事件”的纪录片。
谁知，班里最漂亮的法国姑娘，竟然是当年从双子楼中逃生出来的幸存者。她哭了，哭得不能自已，跑出了教室。两位女同学眼泪汪汪地紧跟了出去。接着，又一位同学哭了，跑了，又两位同学跟出去。
我不知道这堂课最后是怎么结束的。当我返回教室去拿书包时，只剩下小艾伦教授尴尬地站在教室里，有些不知所措地收拾东西，全然没有了平日里作为课堂统治者的信心与气焰。此时离下课还有十多分钟。
这堂课内容从此再未提及，不了了之。这大大违背了每一个细胞都散发着洛克气质的小艾伦教授所追求的契约精神。这可能是他所上过的最失败的课，但在我看来，却是最好的一节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