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作为党报记者，肩负着壮大党报、发展党报的历史使命，更需有良好的精神状态。那么，党报记者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精神特质，何处是党报记者灵魂皈依的港湾？笔者认为，不妨从中国新闻界灿若星河的明星中，挖掘蕴藏的精神财富。因为，他们的新闻情怀依然引领着新时期党报记者精神追求的方向。
“尽忠代谋”的热情
明星案例： 邹韬奋，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记者。他在主持《生活》周刊的7年里，以其独特的“服务精神”，硬是把《生活》周刊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刊物，一跃发展成为“风行海内外，深入穷乡僻壤的有广大影响的刊物”，“创造了当时期刊发行的新纪录”。他总是抽出时间，仔细阅读、答复读者的每一封来信，认真倾听读者呼声，反馈读者信息。邹韬奋说：“编者每日一到夜里，独处斗室之中，就案旁拥着一大堆的来信，手拆目送，百感交集，投函者以知己待编者，编辑也以极诚恳真挚的情感待他们，简直随他们的歌泣而歌泣，随他们的喜怒而喜怒，恍然若置身于另一天地中，与无数至诚的挚友握手言欢，或共诉衷曲似的，辄感负托之重，期望之殷，竭我智能，尽忠代谋。”
在服务精神方面，当下少数记者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为：傲慢症。
读者找上门来，总以工作忙、没时间、写稿件等理由推脱敷衍，对群众疾苦毫不关心。面对群众上门反映的维权、讨薪、救灾等求助时，冷眼旁观，不愿倾听介入，不愿伸出援助之手。 在采访时，以“无冕之王”自居，喜欢摆谱，喜欢被采访对象“请”去采访，时常要求对方车接车送，甚至乐于笑纳对方送的土特产。采访中，问语生硬，俨然“盘问”，官气十足。回到办公室，喜欢用电话“遥控”，吩咐通讯员传稿，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对于通讯员提出的问题，搪塞敷衍，不屑回答，更谈不上沟通交流、热心辅导通讯员。有时，干脆照抄通讯员来稿，心安理得在通讯员名字前署上自己大名，然后传所在媒体发表后“挣工分”。对通讯员传来的“恳请斧正”但质量较差的稿件，懒得修改，不屑留言回复，让此类稿件“石沉大海”，让通讯员“望穿秋水”。
“奉若天职”的赤情
明星案例：范春歌，《武汉晚报》记者。她用生命体验诠释新闻，仅在1989年，就骑单车纵穿神州大地采访，途经云南、 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等5省区的64个县市，全程4076公里，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精神和体力的双重磨难，沿途发回稿件34篇。她说：“只要世界上有路，就有上路的；有天职，就有听从召唤的；有死神，就有敢于赴约的。”在采写新闻的路途上，她经历过生死考验、漫长行程中的诸多不便和旅途中的伤痛。她采写的一篇篇来自世界屋脊的生动报道，就是在氧气瓶旁完成的。2009年10月，她在自己的一篇博客中写道：“我庆幸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只有这样的时代才给一个普通的地方记者提供辽阔的采访疆界，才能接纳个性化的采访方式和写作风格。今年国庆节，我刚刚度过五十周岁生日，我骄傲，五十岁还在做记者。”她对新闻事业的赤子之情跃然纸上。
在新闻理想方面，当下少数记者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为：安逸症。
一日早晨，笔者随机找来几位年轻记者，问当日准备了哪些采访选题，居然说不出一条有价值的选题。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记者如无精心准备，一天肯定采写不到什么好新闻。这样的记者像“宅男”“宅女”，坐在办公室等记者部主任“派活”，然后，泡会议、拿材料、随市领导活动，写点八股式的、干瘪的时政新闻交差了事。他们觉得，上述采访安逸轻松，光鲜体面。既无烈日暴晒，又无风雨袭扰，且发稿及时，“工分”好挣。而到基层采访则觉得“苦累难”：人难找、费时间、费精力、费成本。于是，QQ、电子邮件代替了一线走访调查；电脑前的百度搜索、复制粘贴让位于现场的辛苦采写；千篇一律的新闻通稿、通讯员来稿取代了深思熟虑后的公正结论；打电话、编材料、整理记录成为采访的便捷方法。
他们不想主动进工厂、走车间、跑社区、下田头，不想做新闻事业的主人。在他们的身上，鲜有新闻理想主义的情怀和痴迷新闻事业的奉献精神，充斥着利益的争夺和报酬的计较，甚至甘愿给自己贴上“新闻民工”的标签。
“勿忘人民”的深情
明星案例：穆青，原新华社社长，新闻经典名篇《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作者之一。他最喜爱的一句话是“勿忘人民”。他说：“我们培养和训练记者，一开始就应该让他们到实际斗争中去闯，去滚，养成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的优良作风。”他曾有过这样的心灵自述：“在40多年的记者生涯中，我与人民群众一道经历过时代的波澜，迎接过斗争的胜利，多少有名和无名的英雄们的优秀品质和崇高的思想感情教育着我，感染着我，激励着我，像一团不灭的火在我心头燃烧。我始终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通过揭示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感情，用他们身上的革命火花，点燃千百万人心灵的火把，用他们的精神力量，用他们的追求和理想，去推动革命事业胜利前进。”
在职业操守方面，当下少数记者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为：浮躁症。
一是心态失衡。如今，“报纸危机”、“报纸终结论”、“报纸冰河期”、“报纸的生死拐点”等唱衰报纸的论点甚嚣尘上。在这股声浪中，一些记者陷入“明天早餐在哪里”的集体焦虑中。不安心党报工作，对新闻事业的敬畏感下降，导致不断出现严重损伤党报公信力、影响力的重大责任事故。二是职责失位。在当今舆论场中，“三俗”新闻作品频频从电脑、手机屏上弹出，充斥受众视线。相反，那些深入人民群众中采写的有分量、有价值、传播正能量的作品，在党报刊发后，似乎关注度不高、影响力不够。于是，少数记者在新闻采访上出现选择性困惑：是不畏艰难、不辞辛苦到人民群众中去，充分挖掘反映火热生活、鼓舞人心的新闻作品，还是采写吸引眼球的社会新闻？三是行为失范。少数记者过份在乎自己的个人收入，功利心太重，甚至陷入拜金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行为上失范，导致少数记者不但没能成为受读者尊重的人民记者，反而成为违背职业道德、大搞有偿新闻有偿不闻、遭人唾弃的人。21世纪传媒系列案件，是一个令中国新闻人蒙羞的反面教材。“新闻才子”、曾怀有强烈新闻理想的沈颢，因犯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职务侵占罪而锒铛入狱，令人痛心、警醒和反思。 点评：以导向为灵魂，以真实为生命，以人民为中心。党报记者重任在肩，笔力千钧。普利策说：“一个愤世嫉俗、唯利是图、蛊惑民心的媒体，最终会制造出像自己一样卑劣的民众。”在众声喧哗的舆论乱象中，党报记者更需突出政经视野，坚守道德高地，呵护文化绿洲。 继续“走转改”吧！因为，基层，永远是新闻的源头；生活，永远是新闻的富矿；精彩，永远是在采访路上；人民，永远是我们的老师。继续与时代同行吧！因为，读者受众在哪里，新闻宣传的触角就要延伸到哪里。
“绝不苟同”的性情
明星案例：郭玲春，新华社记者。她把会议新闻的导语写得“精巧凝练，独具特色，富有魅力。就像一颗颗美丽的珍珠，熠熠闪光，光彩迷人。”她打破了“新华体”模式，“开阔了新闻工作者的眼界”。她说：“我有一个追求，那就是，我要写得和别人不一样。”她写的《金山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全国新闻工作者表彰大会在京开幕》等作品，与众不同，是新闻中的精品。她说：“新闻，要永远给人以新的感觉，包括内容到形式。某种样式多了，我就不写。我看报，若发现自己的报道在形式上和别人的类似，我就感到不安，对自己产生不满。”
在创新意识方面，当下少数记者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为：依赖症。
某某领导指出，某某领导要求，某某领导强调……翻开时下一些报纸，类似语言比比皆是，千篇一律，干巴生硬，毫无个性特点，读之味同嚼蜡。这就是一些记者犯的“依赖症”，抄袭大报语言，模仿别人风格，因循守旧，墨守陈规，文风老套。有的记者一年写几十万字甚至百万字的报道，却没有一篇拿得出手的文章，更别谈参赛获奖。他们的作品突出表现为“四多四少”： 照本宣科发表上层机关报告指示的稿件多，发表下层实际生动事例的稿件少；冗长琐碎一般化的通讯多，能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和有中心有价值的精炼的新闻少；罗列现象、铺陈条文的华而不实甚至不华不实的总结文字多，扎扎实实地从实际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且能指导实践的文字少；经常见过的重复雷同事情的稿件多，一时一地某人某事的新特点、新经验与新方法的稿件少。一些记者不愿研读国内、国外优秀新闻作品，不愿探索改进文风、追求个性化写作的新路。像老驴拉磨一般，围圈打转，不越雷池，不知如何超越自我。结果，多年以后，进步迟缓，“涛声依旧”，鲜有得意之作，不被读者认可和欣赏。
“倚马可待”的激情
明星案例：范长江，原人民日报社社长，新闻名著《中国的西北角》的作者。他做事雷厉风行，绝不拖沓，出手快，有倚马可待的激情和才华。他走遍大半个中国，及时采写了大量通讯报道。尤其是《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后，出现了读者抢购潮，“未及一月，初版数千部已售罄，而续购者仍极踊跃。”他说：“一个记者，如果能为一个伟大的理想工作，那是很值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
在专业能力方面，当下少数记者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为：拖沓症。
少数记者干事拖拖拉拉、效率低下、不能做到“今日事，今日毕”，影响了整个团队的工作节奏。有采访任务时，他们抱怨工资低、工作强度大、拈轻怕重。采访完成后，他们不愿趁热打铁，加班加点，快速写稿，而是磨磨蹭蹭，能拖则拖。编辑多次催稿，才拿起笔来，匆忙写作。然后，懒于打磨作品，交差了事。在他们身上，难见“口勤、腿勤、手勤、脑勤”的基本素养，难见精品意识，呈现出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消极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