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回顾40年来改革开放的峥嵘岁月，更加认识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定性推动作用。可以说，没有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就没有今天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地位，也就不能从经济大国进而成为军事强国，人民生活也就不能从温饱而奔向小康。1992年，我作为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曾有幸成为邓小平视察深圳谈话的记录者，并参与策划首发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系列宣传报道工作。抚今追昔，这段26年前的往事仍历历在目……
一、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在重要关头，我还是要说话的”
人们不会忘记，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了一场共和国建立以来未有过的巨大政治风波。风波过后的一段时间，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了中国人民及中共党内、甚至国际社会议论的焦点。
1989年6月5日，当中国的政治风波还未真正结束的时候，美国总统布什就宣布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外交关系等方面对中国的“五项制裁”。美国国会则很快发表声明，对中国进行严厉指责。“两院”甚至通过关于制裁中国的国务院授权法修正案，以便美国政府能够随时地以苛刻条件制裁中国。
7月14日至16日，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等七国首脑在巴黎开会，宣布集体制裁中国。之后，它们继续开动各种权力机器，包括经济的、军事的和文化宣传的各种机器和工具，推波助澜，希望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就此彻底垮台。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接踵而至，更使中国内部的某一部分阶层和人士在总结历史的和现实的教训中，政治态度更加坚决和强硬，振振有词地要把“反对和平演变”作为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当然，也就更加谈不上扩大对外开放和深化体制改革、推行市场经济，使国家的经济保持高速度增长了。
1990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宣部《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简称《学习纲要》十九条），并在按语中讲明：“此件业经中央同意”，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干部群众要认真学习。很明显，颁发《学习纲要》十九条，主要的不是要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实际上是要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大动员。夏天，中共中央党校专门举办高级干部学习班，重点是学习和领会《学习纲要》十九条，主题同样是“反自由化”和“反和平演变”。这年的下半年开始，《人民日报》和北京的一些刊物如《中流》等，就不断发表关于要“重提阶级斗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的大块文章。北京一份权威报纸发表的一封颇有来头的“群众来信”，强硬地指出：“那些对改革开放不主张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不是政治上的糊涂虫，便是戈（戈尔巴乔夫）叶（叶利钦）之流的应声虫。”中央的其他报刊和各省、市、县的党报、党刊和广播、电视，也有许多紧跟形势，连篇累牍地发表各式各样的文章，宣传《学习纲要》十九条的精神，提出“经济多元化必然导致政治多元化和权力多元化”，“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批评忽视阶级斗争的“错误倾向”。
此时，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尖锐的问题，搅动着已经在岗位上“全退”的邓小平的思绪。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强调经济“要实现适度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448页）
可惜，邓小平语重心长的这些话，没能够成为战略思路和方向。中国当时整个偏“左”的舆论导向也就没能够得到纠正。中国仍然像一艘缺乏明确前进方向的航船，不可能给力加速，只有随波逐流，甚至原地打转。当然，也就更加谈不上扩大对外开放和深化体制改革、推行市场经济，使国家的经济保持高速度增长了。
据有关数据显示，198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增长3.9%，1990年也只增长5%。这两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最低谷。不少企业倒闭，职工下岗，通货膨胀尽管从1988年近19%的高危状态降到了1990年的15%左右，仍然让广大老百姓喘不过气来，人心惶惶。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不得不承认：“比较突出的是经济效益下降，国家财政比较困难。”
邓小平对此当然不满意。1990年12月24日，他再次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更突出强调：“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市场还是计划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52-453页）
中国是一个习惯于小道消息满天飞的国度。“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搞得人心不得安宁。海外关心中华民族命运的许许多多同胞、华侨、华人、国际友人也都n心忡忡。
邓小平这个“退休老人”坐不住了，1991年春天到了上海，开始了并非寻常的“谈话”。他希望通过上海的地位和作用，去影响全国并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
1991年是中国传统的“羊年”。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于2月15日至4月12日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发表了署名“皇甫平”的四篇评论。其开篇就是《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接着又接连发表三篇评论，其要旨就是“要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对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简单地等同起来；如果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改革开放、发展自己的良机，等等。这些话语，在当时是何等明亮的思想火花！无疑是在沉闷的天空划出了一道道闪电！ 但是，全国的稍有分量的报刊，绝大多数对“皇甫平”都没有反响。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决定再南下，到深圳去。而且像他自己到深圳之后所表达的意思一样：“在重要关头，我还是要说话的。”
二、担起全程记录邓小平谈话的重任
真没有想到，负责邓小平视察深圳期间谈话记录的重任，会落在我的肩上。
邓小平这一次“到南方休息”，除了他的家人和最贴身的秘书，中央派的主要是安全警卫人员，并没有负责文字工作的专职干部。中央的几个主要新闻单位也没有派记者跟随。我当时是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被调去参加接待工作。
1992年1月19日上午9点，邓小平乘坐专列到达深圳，到迎宾馆之后马上就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同其家人商量后，只得在上午10点安排老人家去视察市容。
当天晚上7点30分，邓办王瑞林主任和广东省、深圳市领导在深圳迎宾馆6号楼开碰头会，检查总结当天接待工作情况，落实首长明后几天的考察行程，详细安排接待和保卫等工作。也就在这次会议上，指定要我负责做好邓小平视察过程中的记录工作。
几天时间里，邓小平在深圳国贸大厦边视察市容边发表许多重要的谈话；在参观考察的路上，坐在中巴上的邓小平常常会对周围的人发表一些重要谈话。22日下午，邓小平在深圳迎宾馆接见部分党政军负责人时，对在场的党政负责人吹风。邓小平在谈话中，主要强调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会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23日上午，送别邓小平之后，回到深圳迎宾馆5号楼的房间里，我马上同《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陈锡添系统地整理邓小平5天来的谈话记录。几天前专门抽调过来帮忙的深圳市委宣传部四川籍干部凌泳，留下来继续协助我整理录音和抄写。为了加快工作进度，我又从市委宣传部办公室调来了机要干事沈钟生帮忙。
我们从23日中午开始连续奋战了将近20个小时，最后形成了一份《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谈话记录》，共13000多字。这主要是作为档案之用。为了使领导更便于掌握邓小平谈话精神，我又在前面这份稿上再精简，去掉视察过程及一些情节交代的文字，形成一份《一九九二年一月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特区的重要谈话要点》，近10000字，分五个部分。最后，由我负责任地在两份文档末尾签字：“记录人吴松营”。
第二天，我就将全套的记录稿和录音带送给深圳市委秘书长兼市委办公厅主任任克雷，由他报市委领导和报送中央办公厅。
三、深圳大胆破例，宣传报道邓小平的谈话精神
由于省市领导多次请示，要求公开报道南方重要谈话精神，邓小平都不同意“破例”，当时再向谁请示，也是不可能得到同意“破例”的答复的。那么，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责任呢？我们这些“匹夫”为什么不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呢？
我首先向刚从北京开会回深圳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广慧汇报，建议把邓小平谈话的重要内容以评论形式进行宣传。得到市委的支持后，我又考虑到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学习和吸取去年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文章后，被打压的经验教训，我们主动联系香港《文汇报》驻深圳记者站，以求借助深圳特区毗邻香港的有利条件，请香港的爱国爱港报刊配合，扩大声势，做到立体报道宣传。
2月20日，《深圳特区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刊出《扭住中心不放――猴年新春评论之一》，引起社会的很大轰动。以后该报每两天发一篇“猴年新春八评”评论。
由于《深圳特区报》每发一篇“猴年新春评论”，香港《文汇报》《大公报》都同日转载，并在按语中说明《深圳特区报》的评论“原汁原味披露邓小平南巡谈话精神”，这无疑壮大了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宣传、报道声势。香港的各种媒介以及台湾、澳门地区和各国驻香港新闻机构、通讯社纷纷转载《深圳特区报》的“猴年新春评论”，或者编发相关消息。
不久，国内的《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乃至《人民日报》也都开始有选择地转载《深圳特区报》猴年新春评论的部分文章。北京、上海以及其他省市报刊转载《深圳特区报》评论文章的，更是多不胜举。
经过反复思考、筹划，3月26日的《深圳特区报》以最显要的版面和最突出的手法发表了署名“本报记者陈锡添”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一一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立即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很大轰动。香港的媒介反应尤其热烈，有的对《深圳特区报》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全文转载，有的则摘登或编发消息。敏感的外国通讯社驻香港机构纷纷发消息。北京也传来消息：出席全国两会的代表反应很热烈，议论纷纷，很多代表在私底下大声叫好，有的人则四处找《深圳特区报》。
可是，已经过了好几天，我们主动打听，还是不见中央主管部门及至中央领导对《深圳特区报》关于邓小平视察深圳特区纪实的长篇通讯有什么反应，连电话批评也没有。反常的“平静”，经常是最可怕的时刻。当时，作为既是记录人、又是具体分管内外宣传和新闻出版工作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我已经做好被“双_”的准备，并向家人作了交代。
转机是在3月30日的《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在头版全文转载《深圳特区报》的这篇长篇通讯。后来了解到，是邓小平在家看到《光明日报》转载的《深圳特区报》长篇通讯，让秘书打电话给新华社的总编辑，说文章很好呀，问《光明日报》能转载，新华社能不能转载？这才引起了中央主要领导的高度关注。
3月30日这天下午，新华社很快作为重要稿件全文播发《深圳特区报》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并且补发了一条自己的动态消息：[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本社今天向国内外转发了《深圳特区报》3月26日发表的一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深圳特区报》的这篇一万多字的通讯，详细记述了邓小平于1月19日至23日访问深圳期间的主要言行，尤其是他对改革开放所作的重要讲话。 当天下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新华社通稿，全文播发。当晚，中央电视台也全文播发，一共播了45分钟，由当时的招牌主持邢质斌口播，并配上由广东和深圳电视台提供的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画面。
第二天即3月3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题的位置转载了《深圳特区报》的长篇通讯，《解放军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首都各大报和全国各省市几乎所有报纸，也都在这一天的头版显要位置转载。各省市的报纸、电台、电视台也都纷纷转载、转播。
美联社、路透社、共同社等外国主要通讯社，都十分敏感地捕捉到3月30日中国在舆论上发生的重大变化的事情，于当晚用“3月30日北京电”的形式，向全世界报道：“新华社、国家电视台的新闻节目都第一次发表了邓小平1月份在华南的讲话。”“中国的宣传媒介今天向全国11亿人口宣传邓小平在南方的谈话。”
这可真是中国新闻史上前所未有的盛大事情。
“平静”终于过去，随之而来的不但不是令人心惊肉跳的大风暴，而是赞扬的电话、信函铺天盖地而来，令人应接不暇。
4月1日，即将访日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会见日本驻华记者，被问及对《深圳特区报》发表“东方风来满眼春”长篇通讯的评价时，回答十分肯定：“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讲话，早已在全党和全国传达。现在发表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报道，可以使全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他的谈话精神，以便全面地彻落实。”新华社当即向全世界播发了这条消息。
至此，我们冒险“破例”的事情，才算画上了完满的句号。
但是，我们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仍然重大，并没有就此停步，而是继续千方百计地为宣传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精神而努力。
4月8日，由我和陈锡添撰稿的电视片《邓小平同志在深圳》在深圳电视台视播出。接着，我同市委宣传部新闻处的处长黄新华、副处长李小甘到香港同香港卫视洽谈，促其同意播放《邓小平在深圳》的电视片，让邓小平的形象上卫星电视，跨越千山万水，传播到全世界。
4月8日，由深圳市委宣传部策划编辑的《一九九二年――邓小平与深圳》一书由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成为当年的一本畅销书。
6月28日，我带领市委宣传部新闻处的同事，将精心制作的巨幅画像《小平同志在深圳》正式树立于深圳市中心的红岭路口。香港中通社、《文汇报》《大公报》《华侨日报》《天天日报》《明报》《信报》《经济日报》，以及香港的电台、电视台等近20家新闻机构同时发布这一消息。有的报纸不但在头版显位刊登这一消息，还配发评论，说“这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要信号”。邓小平的巨幅画像成为深圳的市标，又被海内外众多媒体报道和渲染，已经举世闻名，吸引着无数的崇敬者和旅游客人。
四、南方谈话促成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突破、新成果
历史证明，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方发表重要谈话，拨正了中国航船的航向，扭转了党内外一度思想混乱的局面，促进了全国的思想大解放，改革开放事业有了新突破，20多年来不断取得新的巨大成果。
1992年的“两会”重要内容是修改、补充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重要文件，使之符合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促使全国改革开放步入新的进程，为中共十四大的召开创造新的条件。
10月12日至18日，党的十四大隆重召开。江泽民总书记在报告中说：“邓小平同志今年初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广大干部和群众思想更加解放，精神更加振奋，上下团结一致，到处热气腾腾，进一步展现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理想的壮丽前景。”
就在这次党的代表会议上，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确定了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党内外“姓社”“姓资”的争论，被画上了休止符。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根本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掀起了新的高潮。
与此同时，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围绕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开始新的突破。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职工内部持股、中国的两个证券市场沪市和深市规模迅速壮大。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海南特区迎来了空前绝好的发展机遇。
从1992年起，中国经济又进入了持续高速发展时期。GDP从1991年2万亿元，到2001年突破10万亿，2006年突破20万亿，2007年超过26万亿元。中国改革开放头30年，经济增长速度为年均9.8%。这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
2011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为9.2%，总量达472000亿元，跃居世界第二。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经济仍然保持中高速增长。2013年至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2%，高于同期世界2.5%和发展中经济体4%的平均增长水平。2013年至2016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0%以上，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居世界第一位。
2016年，我国GDP为744127亿元，折合113916亿美元。2017年中国GDP达82万多亿元，越来越接近美国的经济总量，而把第三的日本抛得更远。与此同时，中国发展协调性不断增强，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教育事业明显加强，文化繁荣发展呈现新气象，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等等。
邓小平南方谈话距今已经26年，邓小平逝世已经21年多。回顾当时的历史背景和26年以来的情况，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邓小平1992年1月的南方谈话，就没有中国的新一轮改革开放，更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的经济总量世界第二；没有媒介的新闻舆论推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不可能那么快速、广泛地传播，中国的改革开放会更加曲折，中国甚至世界的历史都可能要改写。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8月20日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上指出：“邓小平同志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的卓越领导，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大力倡导和全力推进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欣欣向荣，中国人民才能过上小康生活，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
今天，我们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践行习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回顾历史，了解和记住中国40年来改革开放的道路并不平坦，记住26年前我们党在推进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教训和经验，记住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经常强调、提醒的要做实事，又要敢试、敢闯的谆谆教导。每一个共产党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必须学习、发扬改革开放拓荒者、建设者团结奉献、开拓创新、勇往直前的精神。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工程，成就伟大的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