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5日，邓小平同志大弟邓垦逝世。在众多弟妹中，邓小平对这位大弟的关心最多，两人年龄接近，是他引导大弟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么，他们兄弟之间有着怎样的手足之情呢？
给弟弟寄红色杂志
1920年9月11日，邓小平等100多位中国青年乘坐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历经39天抵达法国。这一年，邓小平17虚岁，弟弟邓垦10虚岁。
1922年8月，旅欧少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机关刊物《少年》月刊创刊，不久，邓小平被调入该刊，从事蜡板刻写、油印、装订方面的工作，他的字工整美观，油印清晰。1924年2月，《少年》月刊改名为《赤光》半月刊，邓小平在该刊编辑部继续从事刻写、油印、装订的工作，期间，他以“希贤”的笔名发表了许多充满激情、思想尖锐的文章。同年下半年，邓小平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领导成员。
邓小平牵挂着从小一起长大的弟弟，为了让弟弟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他把《赤光》半月刊从法国寄送到四川，不管路途遥远。寄了好几期，当时邓垦正在读高小，年龄还比较小，还看不太懂。后来，他到了广安初级中学上学，年龄大了一点，再把哥哥从遥远国家寄来的杂志拿出来阅读，逐渐理解了里面的意思，政治上开始受到哥哥的影响。
1926年，邓先烈（女）、邓小平、邓垦、邓蜀平的生母淡氏在家中逝世，年仅42岁，临终前十分牵挂多年未联系的长子。
邓垦在南充嘉陵高中读书时，就已经参与了学潮，后被敌人追捕，不得不回家隐藏，在北山小学教了半年书。1930年，他到成都求学，又参加了革命，敌人要抓他，他只好再次逃回家，仍然在北山小学教了半年书。北山小学也叫望溪乡初级小学堂，其父亲邓绍昌是创办人之一。
1931年，他打算到上海求学。父亲λ说，听说你大哥回国了，可能在上海，你到上海后找一找你大哥。
虎穴寻兄终相见
1931年4月，21岁的邓垦告别父亲邓绍昌，前往上海暨南大学求学。
一次偶然的机会，邓垦从同乡胡伦处获悉，哥哥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经过多种途径打听，他一直没有找到哥哥。他发现许多人在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于是，他也花了2块大洋，在上海三大报之一的――《时事新报》上登了一个寻人启事，启事说：邓希贤兄鉴：弟已来沪，希见报速至法租界萨坡赛路辣菲德路口普庆里五十七号一晤。弟先修启。1931年5月3日第三版的《时事新报》刊登了这则启事。
《寻人启事》刊登之后，邓垦依然没有收到哥哥的任何消息。其实，他不知道，邓小平已经看到了这则《寻人启事》，但是他不敢随便来看弟弟。他担心，这是特务的一个陷阱。
对于11年未见弟弟的他而言，这不是多虑。早在1927年，他从苏联回国，辗转来到武汉后，他便改名为小平。1927年8月后，他随同党中央搬迁到了上海，任党中央秘书长。当时，他负责安排中央机关的各种会议、联络，而且知道许多秘密联络点。
1931年4月，他刚从赣南崇义红七军回到上海汇报工作，多少获得一些信息的特务正在追捕他。在当时白色恐怖的氛围下，中央为了保护党组织不被破坏，严令所有的地下党员，不准照相，不准去剧院和电影院人多的地方，甚至夫妻之间也要保守党的机密。虽然如此，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和叛徒的出卖，还是让党中央机关几次遇险，许多地下党员被捕杀。而通过《寻人启事》作为诱饵，也是特务们常用的伎俩。
但是，心细如发的邓小平经过反复思考，认为这则《寻人启事》不是特务的陷阱，而应该是弟弟刊登的，因为“邓先修”是弟弟在老家的族名，上海特务不可能知道。而且与此同时，地下党情报网也报告，确实有几个四川籍学生刚刚抵达上海求学。
但邓小平依然有一些担心，就算这个启事是弟弟刊登的，那么，特务估计也会注意到这个《寻人启事》的。
在特务如麻的上海，曾经让邓小平至少两次遇险。第一次发生在1928年，邓小平、张锡媛夫妇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住在同一所房子里。一次，中央特科获悉，敌人发现了他们的住所，要来搜查，便通知周恩来等人迅速搬走了，但未通知到外出的邓小平。结果，敌人正在房子里搜查，他去敲门。幸亏有个潜伏的地下党也在屋内，答应了一声来开门。机警的邓小平发现声音不对，立即就走了，未被抓住。以后半年时间，他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同年，他第二次遇险。当时，邓小平和中央领导罗亦农刚接完头，他刚离开后门，敌人便从前门破门而入。他出门后，看到中央特科一个扮成擦皮鞋的同志，向他做了快走的手势，他不动声色，从容地离开了现场。而未来得及撤退的罗亦农被敌人捕杀了。
邓小平正是凭借其机警、冷静，多次脱险，但战友的鲜血，让他更加小心谨慎，这也是他不能马上和弟弟相见的原因。
在经过中央特科的多次秘密侦查之后，邓小平用特殊的方式和弟弟见了一面。
一天，邓垦正在租住地和老乡聊天，突然，听到有人敲门，问邓先修在吗？邓垦看了半天，发现一位穿个布长袍，戴个礼帽，穿双皮鞋，穿条西装裤子的壮年人。这种打扮在上海十分流行，虽然11年未见面了，但邓小平大概的轮廓未变，他知道是哥哥来了。
两人没有多话，邓小平叫弟弟跟他走，邓垦跟哥哥一起走到四马路。四马路是文化街，书店、茶社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也很多，是比较混乱的一条街。兄弟两人来到一个嘈杂的茶社。邓小平预先订好了一个房间，他把弟弟带到房间里，和茶房打了个招呼，茶房便马上开了门让他们进去了。到了房间后，邓小平简单地问了弟弟两个问题，家里情况如何？你来上海做什么？邓垦说慈母在1926年逝世，父亲身体还好，他是来暨南大学求学的。他叫弟弟赶快搬家，自己要搬，几个同学也要搬家。
邓小平吩咐弟弟搬家后把地址告诉他，他留下一个通信地址，说，你写信到这个地址，告诉我新住宿地，我便来找你。
邓垦回到住地，马上和同学分头搬了家。邓垦搬到苏州河南岸一个广安同学兰本森的住处。兰在同济大学上学，两人是广安初中的校友。邓垦把新地址告诉了大哥。邓小平到新地方找了两次弟弟，那个地方已经出了租界，不安全。邓小平让弟弟搬到租界中他的熟人家里居住。 邓垦看到邓小平他们工作时，都是以打麻将为掩护。别人一听他们在“噼里啪啦”地打麻将，也就不注意他们做什么了。他们5月份见了面，到了7月份，邓小平告诉弟弟他要离开上海了。邓垦告诉哥哥，自己已经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了，在成都西南大学贴过标语，喊过口号。他打算和大哥一起革命。邓小平说：这样子，你刚来还不熟悉，先介绍你到赤色互济会去。那是一个国际组织，在党的领导下，专门救济监狱中的同志，写信安慰他们，募捐筹款，送吃的，做这样的工作。邓垦很快就参加了赤色互济会。1930年1月，张锡媛因产褥热逝世，不久，她和邓小平的女儿也夭折了，邓小平带弟弟祭奠了亡妻亡女的坟墓。
1931年7月，邓小平和金维映去了中央苏区，兄弟两人再次失去了联系。
1934年10月17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刊登了《伪都瑞金已克复》，通过这个新闻，邓垦估计大哥已经随同红军撤离了江西。
相聚延安
1934年，先后从上海暨南大学、上海法政大学肄业的邓垦，在上海惠平中学任教。
1935年，邓垦参加了革命，同年在上海经同乡、同学刘田夫（建国后任广东省省长）介绍入团，1937年入党。1937年至1938年，他在上海八路军办事处救济委员会任干事，专门负责在监狱和出监狱同志的联络和接待工作。
1939年，邓垦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1年至1945年，任延安《解放日报》编辑。
1945年7月，邓小平回延安参加七届一中全会，和邓垦匆匆见了一面。会开得十分紧张，会还未开完，日本投降了，邓小平作为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军区政委，又匆忙赶回前线了。
邓垦和哥哥谈到他来延安得到了小舅淡以兴的资助，小舅卖掉了家产资助他，国民党通缉其小舅，导致他妻离子散，吃了很多苦头。
兄弟一同回川
邓垦和大哥延安匆匆分别后，参加了小长征，走了10个月，到了东北，参加了地方政权的建设。先后担任过中共吉林地委和吉北地委宣传部长，勃利地委宣传部长兼勃利县长，佳木斯市长、市委书记。
辽沈战役后，东北全境解放。关内形势发展也很快，大片土地被解放，急需地方干部。中央命令，东北每个县只留下5个延安等地派去的干部，其余干部进关。
邓垦随同干部进关，第一站到了江西，担任了一个多月的省委宣传部的秘书长，后来又安排他进四川。他离开江西，到南京报到，见到了大哥邓小平。
西南服务团安排邓垦到川南工作，他原本打算和川南的干部一起走的。大哥担心其安全，叫他和二野司令部一起走，更方便、更安全。于是，邓垦和二野司令部一起走。当时司令部有刘伯承、邓小平、李达、张际春、蔡树藩，还有卓琳及其几个孩子，加上邓垦。
从南京到西南，路上情况复杂，大战役没有，国民党残兵还很多。那时吃饭怕敌人投毒，二野保卫部想出一个办法。到了一个饭店，保卫人员立即进入厨房守着，也不打扰饭店营业，油盐菜米，全部用现成的。
湘西、贵州的路很难走，往上看是高耸入云的山，往下看是万丈深渊。路在大山半腰，狭窄，悬得很。敌人残兵开枪打汽车轮胎。车胎爆裂，车子便从山上滚下深谷，不少战士由此牺牲。后来二野司令部决定，停止前进，扫荡完毕残兵再走。用了一个月，肃清了残敌之后，才开始继续前进。
到了重庆后，邓垦被安排在川南行署工作，被任命为泸州地区专员。他在泸州工作了一年，又调到重庆市任副市长。
邓垦在重庆后，见到了舅舅淡以兴等亲人。
聚少离多
邓小平调入北京后，兄弟两人聚少离多，见面很少。
多年来，邓垦到北京开会，就到大哥处坐一坐，吃顿饭，聊一聊，工作都很忙，相聚时间都很短。
“文革”期间，邓垦被关了8年之久，抓他的原因，就是问他在上海怎样找到邓小平的。邓垦把事实说了多次，但他们不相信。最后，邓垦让他们找来当时的《时事新报》，查到了那则寻人启事，才算完事。
“文革”结束后的一次，邓垦到北京看大哥，兄弟两多年未见，邓小平叫弟弟到其家里住，大概住了半个月。
1973年，邓小平陪外宾去广西桂林等地，回京途中在武汉停了两天。那次，邓小平还到弟弟在汉口洞庭街的家里一次。他说，你这套房子还可以嘛。顺便送了几个广西的芋头给邓垦，这是广西的土特产。1929年，邓小平在广西百色便很喜欢吃这种皮色淡红的芋头，他觉得很好吃，说送给孩子们尝个鲜。
翌日，邓垦带着妻子丁华和孩子们到武昌东湖百花村客舍看邓小平，中午一家人坐一起吃饭。邓小平吃饭很简单，吃四川咸菜，吃一点辣椒，饭量小，喜欢喝一点酒。早年喝点茅台酒，年纪大了，不喝茅台了，喝点葡萄酒、绍兴酒。这天中午，他喝了一点葡萄酒。下午，邓垦一家返回汉口，他乘火车回北京。
此后，邓小平来武汉视察工作，或到南方巡视路过武汉停留，都住在东湖客舍，邓垦就带着全家到住所看他。
1989年和1992年，邓垦和哥哥进行了长谈，谈了张锡媛的事，谈了1931年两人在上海见面的事情。也谈了一些国家大事。他们谈了几个大问题：社会主义的分配问题，防止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结合起来的问题；南巡之后社会反映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