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彼得・蒂尔首次与硅谷PayPal黑帮团队其他成员合影，照片中缺席的特斯拉总裁埃隆・马斯克当时正在芝加哥领奖，未能赴旧金山与大家合影。
“我反对他的说法，想想1933年德国怎么选出希特勒的。”远在加拿大的易到用车CEO周航告诉《博客天下》，指望垄断者垄断后会把资源和精力投入创新的说法，是一套蒙骗无知民众的美丽谎言。
周航反对的人是被誉为硅谷创投教父的彼得・蒂尔（Peter Theil）。前几天，他在中国宣传自己的新书《从0到1》。在这本书里，彼得・蒂尔鼓吹垄断，贬低竞争―在他看来，创业者应该通过创新来完成垄断，失败者才去竞争。而正是这一点让周航不舒服，此前他向商务部举报滴滴打车和快的打车合并涉嫌垄断，而滴滴打车和快的打车分别占中国打车市场的第一位和第二位。
彼得・蒂尔带着光环来到中国，人们也给了他足够的尊重。2月26日公开演讲的那一天，中国的社交媒体是属于他的。但在《博客天下》记者看来，与他产生直接或隐形分歧的大有人在，彼得・蒂尔在中国并未如鱼得水。
人们对彼得・蒂尔表现出的尊敬并不奇怪。在硅谷，彼得・蒂尔有众多值得骄傲的头衔，他12岁获得国际象棋天才称号，毕业于斯坦福法学院，是当代美国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一位信奉自由意志的未来主义者。但在当下中国，最让他大出风头的是他充满想象力的财富故事和作为风投界最特例独行的“异类”所取得的地位。
他是亿万富豪、Facebook第一个外部投资者。他打造了世界上首个电子商务支付公司PayPal，如今，当年他招募加入PayPal的人又分别成立了新公司，至少7家公司估值超过10亿美金，这些人包括特斯拉总裁埃隆・马斯克、领英公司（LinkedIn）创始人里德・霍夫曼、YouTube创始人陈士骏等。彼得・蒂尔也是这些公司的投资者，因此他们组成了硅谷最著名的帮派―PayPal黑帮，而彼得・蒂尔则被尊为这个黑帮里的教父。简单来说，在许多中国人眼里，他是教父的教父，是大佬的大佬。
但在美国，彼得・蒂尔是一个不那么主流的人物，至少在观念上。他的行事与众不同，年仅48岁的他管理着价值高达百亿的投资基金，他奉行逆向投资理念，反对随大流，他投资的标志性项目都是传统投资人无人问津、发展缓慢的原子领域，例如对抗衰老、治疗癌症、纳米技术和探索外太空。这些项目光听名字都让人感觉非常科幻，以至于《纽约客》记者评论彼得・蒂尔这些充满想象力的项目时写道：“与其说是为了经济回报，不如说是为了满足他乌托邦的梦想。”
另一个显得叛逆的观点就是他对垄断的推崇。
彼得・蒂尔并不承认自己的叛逆是与生俱来，在北京，他向记者澄清，叛逆来自他对自己25岁以前人生的反思和审视。他出生在联邦德国法兰克福市而后随父母迁居美国旧金山，他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读精英大学，上法学院，再进入专业的律所和金融机构上班，一直是不折不扣的优等生。后来，他逐渐发现，自己太看重这些通过竞争得来的光辉履历，然后才开始进行自我批判，重新审视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认为你所说的离经叛道，更多的是我对自身的一种清醒认识。也许是因为我自己原来特别倾向于竞争，特别想打败其他人，太看重这一切，后来反而慢慢觉得这样并不好。”
某种程度上说，彼得・蒂尔对中国并不陌生，在他的新书里就多次提及中国给他带来的印象。他对中国的技术创新并不感冒，同时认为，中国通过复制而非创新赶超西方的原因是中国人并不愿意尝试冒险和对“未来确定的悲观”。
这些观点上的分歧也为他第一次来华与中国创业者对话遭遇的尴尬埋下伏笔。他强调从0到1的垂直创新，中国企业家则教育他如何在从1到N的水平竞争中活下来;他鼓吹通过创新垄断市场，中国投资人却委婉地告诉他，在中国可以通过合并来获得垄断;他鼓励创业者探索新疆界，而多数与他见面的中国创业者包括成功人士都在说，从1到N的改良也可以获得成功。这位硅谷投资高手在中国的创业潮水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迷思。 中美冲撞
来北京宣传新书《从0到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前，彼得・蒂尔故意将一头红褐色的头发染成黑色。在硅谷喜欢穿T恤和拖鞋的他来到中国后特意穿上了黑色商务西装―他本人并不喜欢穿西装，之前甚至因为有人穿西装而拒绝开会，他固执地认为，穿西装的人看起来不太像一名工程师。他向听众解释，来中国穿西装是为了让自己看上去像销售人员。“毕竟我是来卖书的。”
书的题目《从0到1》是指彼得・蒂尔所强调的变革性，它与递进性的水平变化（从1到N）不同。彼得・蒂尔在书中的第一章解释道：“如果给你一台打字机，你又制造出100台打字机，这是水平的进步;如果给你一台打字机，你却开发出一款文字处理器，那么你就取得了垂直的进步。”
Facebook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评价这本书时说：“这本书名义上是在讲企业，但实际上我认为，它讲的是关于如何为世界创造价值的哲学。”
当天上午，彼得・蒂尔的演讲题目是《投出伟大企业的秘密是什么？》，在演讲开始时，没有人会怀疑这个接连投出Facebook、LinkedIn、Yelp（美国最大点评网站）等企业的人。台下的听众都屏住呼吸努力抓住他演讲里的每一句话，好像哪怕一根针掉落的响动都会让自己错过一句可以发财的金句。他的嗓音深沉而优雅，偶尔陷入思考，表现是他会结结巴巴地说上10多秒，“我想说，嗯，它是，是的，我基本，基本同意这点。”
他用了30分钟向中国企业家和创业者分享了自己的投资秘笈―他鼓励创新垄断，反对竞争;鼓励探索边界，反对精益改良;鼓励尊重幂次原则的方式投资（他的创业公司一年只投资5～7个项目），反对铺赛道的投资。 他反对的每一件事都正在中国发生。
中国企业和创业者习惯了在从1到N中竞争和生存，中国投资人热衷寻找风口、铺赛道式的投资，一个例证是，一家知名投资机构一个月内投了31个项目。
来中国前，彼得・蒂尔认为，中国人对未来处于明确的悲观主义，令他得出结论的证据是，他了解到中国富豪早年有过饥荒经历和现在富豪们集体向海外转移资产。
来中国后，他遭遇到对话嘉宾、今日资本创始人徐新对其中国悲观论的质问，这位固执的硅谷富豪调整了部分说法：“或许中国正在发生变化，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可能是悲观主义情绪更多一些。”他给出了自己得出结论的依据，在美国，人们不存钱，对未来一点都不担心，而中国的储蓄率高达40%。
反对的声音在这位硅谷投资大神当天下午与中国企业大佬录制央视《对话》节目的过程中开始频繁出现。对话嘉宾徐小平、周鸿t等人都明显让他感受到了中美企业家在观点上的冲撞。在实质对话开始前，中国企业家都表示赞同彼得・蒂尔的理论，中国企业家和投资人的赞同或许是出于一种礼貌的说法，因为现实里，徐小平投资的多数社交软件并非源自技术创新，而一心想杀入手机市场的周鸿t已经准备好了与其他中国手机厂商进行激烈、血腥的市场竞争，他们所做的事情都属于彼得・蒂尔批判的从1到N的水平竞争。
彼得・蒂尔在《从0到1》一书中强调垂直创新也就是从0到1的创新，强调创新者应用创新的技术去垄断而不要陷入从1到N的竞争。他断言，“资本主义与竞争是对立的，”因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所有的利润都竞争没了”。
同时，彼得・蒂尔告诫破坏式创新者不要树立一个捣蛋鬼的形象。“如果你想做一个破坏者，你自己静悄悄地做一个破坏者。”
曾作为中国互联网最大变量、不断与人冲突的周鸿t不完全赞同彼得・蒂尔的观点。他直白地告诉彼得・蒂尔：“能垄断，傻子才愿意竞争。但如果你做一件事儿，巨头看明白了，中国的巨头一定会跟你竞争。”
周鸿t自认是中国互联网的麻烦制造者。他说，树立一个捣蛋鬼的形象是他对付巨头竞争的战术，“中国即便不想竞争，但是要学会竞争的战术，这样面对堵截的时候至少可以度过”。
周鸿t与360公司成长史就是一部中国互联网的交锋史。他在腾讯、百度等互联网巨头尚未反应时，以免费的方式进入安全领域，实现了“从0到1”的成功。他数次与巨头冲突，引发巨大争议，但均在危机之时化险为夷，最终成长为中国市值百亿美金的互联网公司的执掌者。
“如果巨头看懂了抄过来，就算20个周鸿t都会死的。”周鸿t告诉彼得・蒂尔，自己当初能实现“从0到1”的成功，是因为巨头看不明白，巨头没有尾随，巨头一旦看明白安全是一个大市场，就会迅速抄袭360并开始竞争。事态发展也正如周鸿t所述，腾讯、百度相继进入360的搜索和杀毒领域，与之展开竞争，双方甚至不惜对簿公堂，这位中国企业家曾多次起诉巨头垄断，均以失败告终。
在彼得・蒂尔看来，光有互联网创新并不够，“不能只有Facebook。” 这位硅谷投资人有一句非常著名的对硅谷投资者的批评：“We wanted flying cars，instead we got 140 characters.（我们需要能飞的汽车，但结果却得到了140个字符―指技术含量不高的推特。）”他告诉台下的听众，最近他最关心的问题是“怎样治愈疾病、抗击衰老”。他认为，这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在这个领域的投资太少了。人类在这个方面进行的努力和投资太少了，所以我们几乎是处于这样一个接受和拒绝承认这样两个极端。”
彼得・蒂尔认为，如今的美国是各种小打小闹的电子科技玩意儿的天堂，却忽视了科技改变世界这样更加壮阔的理想。他怀念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在那个美国科技普及的全盛时期，对未来世界发展各种可能性的讨论成为人们日常对话的常见主题。
但是周鸿t反对彼得・蒂尔对互联网创新的轻视。在这位以杀毒起家的中国创新者看来，互联网技术进步同样给世界带来了很多改变，他甚至打趣身边徐小平投资的项目：“徐老师做了很多很无聊的事情，互联网上男人找女人，还有看一些无聊的视频。但是互联网最伟大是连接了人类，比如说发很多无聊的照片，但它其实是培养一种新的沟通方式，让人们的知识可以交流，积累很多大数据。现在可能是无聊的，但在下个时代，当互联网开始改变很多传统时代的时候，你发现互联网和旅游、金融、教育进行结合，就会产生巨大的作用。”
现场一位嘉宾告诉彼得・蒂尔，他主张创业者做“绿海”，介于一片空白的蓝海和充满竞争的红海之间。这位嘉宾的理由是“任何创业者开始进入的时候都想靠创新建立垄断的门槛。但如果当你孤独到，只有你愿意做的时候，后面没有人接你，那你会很快死在创新的路上”。
还没学会中国式谦逊的彼得・蒂尔直截了当地回应：“我更愿意生活在蓝海中。”
媒体人、PingWest中文网主编骆轶航在一篇名为《当彼得・蒂尔（Peter Thiel）遭遇“从1到N”》的文章中解释彼得・蒂尔与中国企业家产生的碰撞：在中国，对彼得・蒂尔的这种“对撞”无处不在，到处充满了“主啊，你给我测个八字儿”的鸡同鸭讲。中国的科技创业者和投资人们热切地回应和传递着他的“从0到1”，却把它无形地消解在了自己那个“从1到N”的世界里。
在易到用车CEO周航看来，这显然是双方目的差异导致的结果―彼得・蒂尔是因为创新而有机会成功，而中国企业家是为了成功而去创新。“一个想创新，一个想成功，想的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事情，我们天天追大神，就是想找到更成功的办法，这是人家根本没兴趣和不愿意回答的问题，人家愿意进行的一场是如何创新的对话，所以这种对话简直就是牛头不对马嘴。”
这位不久前饱受对手合并带来垄断威胁的CEO在朋友圈中发了一句话，“人家说只有垂直创新才能摆脱毫无意义的肉搏式竞争，你却抓住‘垄断’这个断章取义的字眼为救命般的合并找到理论依据，都是得了成功饥渴症的乌合之众。” 彼得・蒂尔如何从0到1
相信第一次访华的彼得・蒂尔所亲见的中国要比他在《从0到1》这本书中所提及的对未来持确定的“悲观主义态度”、处处拷贝复制的中国，更丰富和深刻。
面对中美企业家思考的差异，彼得・蒂尔告诉《博客天下》：“无论是从0到1，还是从1到N，我写的这本书对创业的核心建议是，永远要找到一个方式取得垄断地位。”
在彼得・蒂尔看来，对那些想从0到1垄断的公司而言，挑战在于你是否能发展出新技术或创造新事物，这自然是非常困难的。而对于从1到N的公司而言，挑战在于既然你能抄袭别人，别人也就能反过来抄袭你。
在中国待了两天，他开始熟悉中国创业者的套路，甚至变通地为中国创业者的拷贝式竞争想办法。他说，在中国，大家都非常仔细地寻找可模仿的商业模式，相互借鉴抄袭，这时候你的制胜秘诀就是速度―假设你在运营一个从1到N的公司，你的执行速度必须非常快，市场营销的速度必须非常快，扩张规模的速度也必须非常快，如果你不够快，别人就会来抄袭你并超越你。“因此我认为速度对从0到1的公司不是致命问题，但对从1到N的公司却是。”
第一个给彼得・蒂尔的PayPal投钱的投资机构蓝驰创投合伙人陈维广见证了彼得・蒂尔从0到1的过程。
蓝驰创投合伙人陈维广向《博客天下》转述，他的搭档John投给彼得・蒂尔第一笔钱时的情景：1999年，穿着拖鞋的彼得・蒂尔和他的技术工程师麦克斯・列夫琴带着他们的创业产品找到John。他们简单地向投资人讲述自己希望研发的一款用于网络支付的PDA（掌上电脑）产品后，双方便很快签下了合约。
“彼得给我们的印象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所以，很快我们就决定给他们钱。”陈维广向《博客天下》分享了当年投资彼得・蒂尔的一个秘密，“当时他们跟我们说自己要投资开发这款软件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盛行赌球，但人们赌球后发现现金转账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彼得・蒂尔做这款软件就是为了方便赢钱的人把钱从输钱的一方拿过来。”
令陈维广以及他的合伙人John刮目相看的是，在投资仅仅几个月后，判定掌上电脑支付市场太小的彼得・蒂尔就迅速主动调整了产品模式，将之前依靠掌上电脑的网上支付变成依靠用户的电子邮箱账号完成支付，这也成为了PayPal的雏形。日后彼得・蒂尔也解释了当时进行创业方向调整的原因，“掌上电脑进行的电子支付交易固然是一个有趣的技术，但全球上百万的掌上电脑用户并不会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地方，他们的共同点很少，而且他们也只是偶尔使用掌上电脑，没人需要我们的产品，所以我们没有顾客。”
“他比大多数人都要冷酷，而且理性，不易受感情影响。”这是陈维广对彼得・蒂尔的观察，这部分验证了一位认识彼得・蒂尔十多年之久的人的说法，“他非常理性，我不知道他对于人类感性情感的重视程度。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有任何情感表露。感性确实不是他人格中最为发达的一部分。”
这种理性占上风的处事方式也帮助彼得・蒂尔在商业竞争中平稳度过危机。2000年与彼得・蒂尔一起开发移动支付技术的还有另一家美国公司X.com，创始人是现在的特斯拉总裁埃隆・马斯克，当时双方竞争逐渐升温，彼得・蒂尔手下的工程师甚至要设计一枚炸弹去炸掉马斯克的公司，幸亏被彼得・蒂尔发现并及时阻止。
与马斯克竞争时，当时彼得・蒂尔已经完成了B轮的投资，资金充足，当时了解隐情的陈维广开玩笑说：“如果在中国，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就是互相给补贴，资金充足的一家一定要挤走一家。”
或许是出于早年对竞争带来恶果的深刻反省，彼得・蒂尔决定以股权比例50：50与马斯克共同成立公司，事实上，正得益于彼得・蒂尔的远见，他和马斯克合并后的PayPal才顺利度过2000年在美国发生的互联网泡沫。
这也导致很多投资人认为，彼得・蒂尔提倡的垄断可以依靠行业中的两强合并来完成。此次访华，今日资本创始人徐新也问彼得・蒂尔，是否赞成赶集网和58同城合并？或者是美团和点评合并？事实上，中国各个行业都存在市场占有率相差不多的同类型科技公司展开激烈竞争的情况，他们在竞争中疲于奔命，没有利润。彼得・蒂尔给徐新的回答是，“合并带来的只是短暂的垄断，长久的垄断还是需要依靠创新。”
陈维广说：“这是中国投资人的误解，彼得・蒂尔的PayPal之所以能完成市场垄断，并不是简单靠与马斯克公司合并，而是因为他本身基础技术非常扎实，它的杀手锏在于它的反欺诈技术，这项技术在对现金的线上交易来说就是一门核心技术，所以创新垄断论也是彼得・蒂尔通过实践得来的。” 美国著名硅谷投资人彼得・蒂尔。
2002年，eBay以1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PayPal，彼得・蒂尔拿到了大约5500万美元。他也成为了一个单纯的机构投资人，他希望能够完成自己童年时代的一些幻想：例如永远活下去，或者是选择逃到外太空或者海洋城市里，再或者和一个能和他讨论托尔金的机器人下棋。
此后与投资人彼得・蒂尔有过多次会面的陈维广从投资的角度分析，彼得・蒂尔与中国企业家观点发生碰撞的原因是，中美互联网发展处于不同阶段，“美国的互联网已经到一个成熟的阶段了，这个时候你不能只拼资金了，也不能拼人，你就要拼从0到1的新技术，中国的互联网发展也就十几年的时间，程度不同。”陈维广把中国互联网发展比作一棵树，他认为，现在中国的树上都是可以摘的果子，而且结得很低，你用手一摘就有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当然不会去解决从0到1的问题，你摘个容易的果子然后很快复制，你就可以把生意做大了。”陈维广认为，彼得・蒂尔的理论在5年后的中国比较适用。“他来得还是早了点。” 对话彼得・蒂尔 “如果一个创业团队好到有10个投资人等着它，我反而会紧张”
记者：如果你有机会与一位已经过世的人对话，你会选谁？
彼得・蒂尔：有太多人想选了，跟他们对话一定是件很酷的事情。我想想……托马斯・爱迪生吧，他是伟大的创造者，发明家，技术的创始人。我觉得许多作家也值得与之对谈，比如莎士比亚。
记者：你在书中提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很长的“山寨”史。怎么看待中国近几年的创新与创业潮？对于中国当下和未来，你都有哪些看法？
彼得・蒂尔：我觉得未来几十年里，当中国成长为发达国家时，将会在创新上遇到挑战。日本的发展历史值得借鉴，他们有着惊人的模仿历史，并在1950～1980年间发展迅速，那时人们以为日本就要称霸世界了，但实际上却是走到了瓶颈，因为这个国家并没能从模仿转型为创新。我认为这也是中国未来将会面临的问题。
当然如今中国在某些领域也位于世界前列，比如风靡世界的移动技术在中国有更大的应用空间―用户人数超过其他任何地方。中国直接进入移动网络领域，甚至在移动应用和信息方面超越了美国与欧洲。中国市场的各种创新，包括新产品、新战略、新商业模式等，都与其它地方大不相同。我不认为中国只会“山寨”，模仿是一个好的开始，而未来的几十年里中国需要做的则是寻求一条出路，以避免犯日本曾犯过的错误。
记者：有观点认为中国大部分企业只能利用技术之便，不能欣赏技术之美，请问您认为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是否实现了从0到1？当一个企业实现从0到1之后，下一步的发展应该是从1到N，还是继续保持从0到1的创新动力？
彼得・蒂尔：我觉得他们都属于从0到1的企业。他们都做出过很多创新，特别是在商业模式上的创新，准确地迎合了中国国情。总的来说，导致一个公司不再创新的原因之一是它变得松懈，这样的情况通常在创始人不再领导公司时发生。
因此，如果你想简单地看一家公司能否持续创新，就看创始人还在不在，因为他们会不断地推动创新。刚刚提到的三家企业的创始人仍在高度参与公司的管理和运作，我期待他们在未来几十年继续领导创新。
如果你回溯90年代美国第一波网络公司热潮，你会发现，那些到现在仍不断创新的公司，恰恰是仍由其创始人领导的公司，比如亚马逊和谷歌。而一些失去创新动力的企业，如雅虎、eBay等，要么是创始人不再掌舵，要么就是企业模式发生变化。
记者：很多中国企业家喜欢谈“破坏式创新”，你对那些树立了“破坏式创新”形象的企业家有何建议和提醒？
彼得・蒂尔：我觉得这种“破坏”与“被破坏”的思维方式不太正确。我不喜欢“破坏”这个词，因为它表明你作为一个创始人，想做的事情是破坏某个公司或者某些已经存在的东西，可我觉得创业的精神不在于破坏原有的企业或市场，而在于创造，做些新的、别人没做过的事情。你固然可以通过“破坏”成功，但我觉得建立一个创新的公司会带来更大的成功。
彼得・蒂尔：当我们说到“较于前人10倍改变”，总有东西是无法衡量其是否达到“10倍”标准的。一些在线视频游戏中包含大量创造性的元素，比如设计、创意，这些都很难用某个标准来衡量优劣。作为一个投资者，我一般不会投资那些难以衡量或我无法理解的东西，所以我基本不会去投资视频游戏公司，哪怕他们的确是在做实事，并且创造了价值。当然，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想赢得投资的话，你必须在某一方面超乎寻常地优秀，无论是可衡量的“量”的方面，还是在难以衡量的“质”的方面――比如彻底的创新、绝妙的点子――只要能比其他公司的产品好出一大截，你就会吸引投资者的注意。
记者：你对中国年轻一代的创业者们有什么建议？
彼得・蒂尔：没有哪一条建议是万能的，但我想说，最重要的一点永远是团队。创业绝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投资人常常问那些初创者：你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历史？最开始的两三个创始人是怎么相遇？怎么一起创立公司的？如果初创者回答“我们一周前在一次商界活动中认识彼此”，这就不是一个好答案。好的答案应该是类似“我们是多年的朋友，其中一个擅长技术领域，另一个则擅长商业……”，这样的团队是能一起经受各种考验的。所以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个团队是怎么建起来的，以及如何让这个团队运作下去。
记者：社交网络在一个国家容易形成垄断，你如何看待社交网络的发展趋势？在社交网络领域创业的公司前景如何？
彼得・蒂尔：我不认为社交网络领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封闭。美国每年都会出现很多社交网络新创公司，包括早期的Twitter、Instagram、Whatsapp、Snapchat等，我们不断看到新创公司在该领域的成功。这和（信息）搜索领域不一样，在美国，搜索技术是一个稳固的领域，自2002年以来就已经被谷歌垄断了，十多年来也没人能做出更好的搜索引擎。但社交网络每一年都在见证新的变化，这说明我们或许还没有完全掌握这个领域，还有很多机遇等待着我们去挑战。
记者：硅谷有YC（Y Combinator）这样的创业孵化器，北京也有李开复的创新工场。创业孵化器如何帮助创业者做到从0到1，而不仅仅是从1到N？
彼得・蒂尔：我认为，YC是硅谷目前为止最为成功的创业孵化器。很多人都在模仿他们所做的事情，却没成功。我认为他们把一切有利的东西都结合在一起了―创始人、创意等。事实上，在创业初期，对于创始人最大的挑战基本上就是集资。
记者：当你在思考是否投资一家公司时，是什么推动你做出最终的决定？
彼得・蒂尔：抛开细节，概括地说就是优秀的团队、优异的技术和明智的商业策略。我的演讲大部分是围绕商业策略在讨论，因为人们的注意力常常集中在团队和技术上。但在衡量一个企业是否优秀时，总能看到这三个因素之间内在的联系。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有没有其他投资人也打算投资这个公司？如果一家公司虽然有好的团队、技术和策略，但还有另外10个投资人在等着投资它，那我可能会变得更紧张。我会想，会不会有盲点？人们会不会忽略一些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