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有10万居民的祈福新村是广州市番禺区北部“睡城”里最大的一个社区。如果天气晴朗，站在楼顶远眺，北面17公里外的珠江新城双塔和“小蛮腰”广州塔构成的天际线清晰可见。
双塔所在的珠江新城和祈福新村所在的华南板块，都是广州市内新世纪以来崛起的新城区，某种程度上也是这座城市的“副中心”。然而，它们都没有正式得到过这个头衔―2012年，一项充满野心的计划把3个遥远的郊县定义为广州的“副中心”，但尚未等到计划实现，主政者已经折戟沉沙。 珠江新城，现在是CBD
传统意义上的广州城位于白云山麓到珠江水道之间，主要包括现在的越秀区，一路向东到广州大道中所在的沙河镇杨箕村一带，已经是稻田鱼池密布的岭南水乡风景。在广州大道中工作了30年的记者宣叔向《博客天下》回忆：“90年代，在广州大道上还能看见水牛呢。”
和国内其他大城市一样，伴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快速发展，广州面临旧城区面积过小、密度过大的困境。按照时任广州市市长黎子流的说法，旧城区是“抬棺材出不得，救护车入不得”。因此，广州市决定另起炉灶，在广州大道以东沙河镇下辖的冼村、猎德村、潭村一带，兴建一个类似香港中环的“新城市中心”，即珠江新城。
珠江新城在广州市政府以东约6公里，大致相当于北京天安门到国贸的距离。和国贸一样，今天的珠江新城也以高大上的CBD定位为人熟知，就连美国著名的真人秀节目《极速前进》都把广州站的终点选在此处。
1993年最初版本的珠江新城规划中，该区域定位是“未来的广州新城市中心，将统筹布局，综合商贸、金融、康乐和文化旅游、行政、外事等城市以及功能设施”。以黎子流的设想，市政府也将考虑整体迁入珠江新城。
对珠江新城规划的检讨，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开始的。时任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的袁奇峰担任负责人。在规划检讨中，珠江新城增加了绿地面积，最有地标性的双塔从远离江岸的一侧被挪到江边，并应市民要求增加了第二少年宫和广州图书馆新馆。
与政府举全市之力打造的珠江新城不同，两级政府博弈形成的番禺北部新城，是广州新城区的另一种样貌。
虽说当时番禺已经是由广州代管的县级市，但番禺仍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两地当时的城区规划可为佐证。
1997年版的广州市地铁规划中，所有地铁路线到海珠区都已经到头，并没有跨越珠江后航道进入番禺地界的意思。而番禺市在1995年制定的《番禺市市域规划》中，番禺的中心在市桥，与海珠区隔江相望的大石镇则是“重要的工业基地，珠三角旅游度假胜地”，大型楼盘丽江花园面对的三枝香水道是番禺的饮用水源保护区。就连两地的公交卡都不是一个系统―广州的叫“羊城通”，番禺的叫“莲花卡”。
1990年代末，广州市决策层考虑将番禺改为直接管辖的市区。1999年3月，时任广州市长林树森透露了这一计划―将把番禺并为广州的一个区。考虑到并入广州后财权事权的独立性都将大大降低，番禺方面决定抢先做一些应对―突击卖地。
当时，在本地人眼中，“宁要河北一张床，不要河南一间房”仍是买房置业的普遍观念―此处的“河”指珠江主航道，“河北”是越秀、荔湾等老城区，“河南”是曾为郊区的海珠区，而番禺还在海珠区南边，更加不受青睐。
选择在华南板块置业的，大多是没有老城区情结的70后、80后外来移民。对这些“新广州人”来说，此地环境优美空气清新，而且房价比市区更亲民，虽然可能要面对每天来回两小时的通勤，但尚可忍受。广州最有名的“睡城”也就此诞生―和被称为“通利福尼亚”的北京“睡城”通州一样，番禺北部这片巨型小区扎堆的地方，被文艺青年们起了一个别名：番罗旺斯。
浪漫的别名之下，是并不那么浪漫的现实。“番罗旺斯”是突击卖地的产物，兴冲冲入住的新移民们很快就体验到了公共服务的缺失：偌大的片区内，去市区的公交线路寥寥无几，由开发商提供、原本负责去市区接送看房客的“楼巴”，承担起了通勤的职责，并且存在价格偏高、班次不足等问题。直到2010年亚运会后，番禺的楼巴才逐渐被公交车取代。 交通只是诸多烦心事的一种。随着年齿渐长，不少“新广州人”升级当了父母，他们把自己的父母接到广州团聚或帮忙带孩子，此时他们意识到：这里缺乏优质的公立学校和医院，开发商对相关项目却不那么上心。业主QQ群里，最热烈的话题通常是附近哪所私立小学教学质量还不错，或小学毕业后能去哪里上中学。一些经济条件好的业主，干脆为了孩子回到老城区购置“学位房”。
政府服务一度缺位，“番罗旺斯”的居民们发现，还是身边来自五湖四海的邻居们更为可靠。在没有社交网络的年代，以小区为单位的业主论坛把“新广州人”们联系在了一起，约打球、约夜宵，公共事务协商解决，隐隐露出一个公民社会的影子。
楼巴要涨价、政府规划的道路离小区太近、小学招生太少……这类触及切身利益的问题一旦被曝光在论坛上，各行各业的“新广州人”就会迅速行动起来。2009年的垃圾焚烧厂事件是他们行动力的一次集中体现。
这场持续了3个月的抗争，以时任番禺区委书记谭应华对外宣称垃圾焚烧厂项目已经停止而告终。
如今距垃圾焚烧厂事件已近6年。当年番禺市任性卖地形成的“番罗旺斯”，正在弥补短板：地铁通了，学校、医院开始兴建了，大型商业综合体也在进驻。但是，这里的“睡城”地位，仍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 消失的“副中心”
广州发展史上，大张旗鼓提出城市“副中心”概念的，是2011年出任广州市委书记的万庆良。
这3个“副中心”都曾是广州代管的县级市。其中花都和番禺一样，已经在2000年撤市设区，2014年，在万庆良任内，增城和从化撤市设区的申请也得到国务院批复。
这3个副中心区域的治所到广州市中心有30～60公里，约等于昌平、怀柔到北京市中心的距离。按照3个副中心的规划方案，到2020年为止，花都、增城、从化的人口会分别增长130万、150万和30万。
但“新城”、“副中心”遍地开花的战略从提出起，就受到坊间争议。2014年，袁奇峰撰文批评这是“战略误判”。他认为花都、增城和从化本身作为独立城市可以运行得很好，并不需要变成广州的副中心，尤其是从化不应该发展为广州的副中心，吸纳过多的人口―从化位于流溪河上游，一旦广州市日常使用的西江水出现污染，它将是最后的备用水源。
一拥而上的多个“副中心”，不但会导致重点不突出、发展缓慢，还会使真正需要关注的广州副中心（如前文中的“番罗旺斯”）得不到足够的实质性支持。
埋藏在“副中心”的问题不止于此。2013年，3个副中心之一的增城计划斥资94亿元，开挖8平方公里的人工湖“挂绿湖”，并围绕挂绿湖兴建一座“挂绿新城”。该湖的拆迁涉及94个自然村的3万居民。为了加快进度，当地官方使出了“亲情逼迁”的绝招―如果拆迁户有亲戚是公职人员，那么这位公职人员就必须在“劝说亲戚签约”和“被严肃处理”中作出艰难的选择。
2013年底，时任广州市副市长、增城市委书记曹鉴燎因贪腐问题被广东省纪委调查，从纪检部门事后披露的信息来看，他曾为一家开发商量身定做招标条款，帮助对方在挂绿湖边低价获得一块土地用于开发酒店。此后，曹鉴燎还支持该开发商在增城违规建造了逾百栋别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