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
值此200期纪念之际，我想起了恩师洪见。
对我搞创作和做编辑有着重要影响的第一位老师，就是洪见。那时洪见是徽州地区创研室负责人。先讲创作。讲个故事。在一次地区文联的会议上，洪见忽然向诸多编辑建议：从现在起，我请求你们不要发周德钿的稿子。在座的编辑不少，有地区的，有各县的，他们都大吃一惊。我也愣了。有位编辑愤愤地问：为什么，为什么啊？洪见说，他应当迈上一个新台阶了，可他就是不肯迈，大家帮帮他。是呀，那时我在地区和各县都发了不少稿子，满足了发表欲，过瘾了，不想上进了。洪见是要把我在徽州地、县两级报刊发稿的路子堵死，让我走投无路，逼着我向省级报刊冲刺，再上一个台阶。可是要上省级报刊谈何容易啊！那时省里报刊很少，版面更少。洪见给我一个药方：少写一些，写精粹些。同时又传授给我一个法则，就是“3331”法则。幸运的是通过一年的努力，我接连在省级报刊发了好几篇稿子。在第二年的文联创作会议上，洪见宣布：我去年请求诸位编辑不要发周德钿稿子的建议取消，因为他终于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洪见的话引来热烈的掌声。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老师啊！
那时候，省、地、县常常搞调演。作为地区创研室，许多剧本不断涌来，看得了吗？别人三天看一个剧本，洪见一天看三个剧本，往往是洪见选中的剧本最准，最有前途。他是怎样看的呢？他开头看几页，中间看几页，后面看几页，就能初定下来。这就是他发明的“3331”法则（即主题30分，题材30分，构思30分，文字10分）。前面3个30分，如能弄上一个，得30分，文字有个六七分，也就可初选上了。三十多年来，不管是自己创作，还是为《歙县文艺》、《紫阳》选稿，我都用“3331”法则衡量，实践证明是非常管用的。
那几年，地区的创作会议较多，洪见住在屯溪杨梅山上，每次会议结束，都要请我去他家里撮一顿。民办教师工资低，家庭负担又重，生活艰苦，洪见这样做一方面是给我加加餐，更重要的是借机单独给我谈创作，期望我写出更多好作品。2014年9月7日早上7点，洪见走了，走得无声无息。他安排师母不要通知他的所有朋友，也坚决不让我去南京（他1980年调到《南京日报》）奔丧，我是那天照例打电话去问安时恰巧才知道的。
有恩师如此，我这辈子大幸啊！借此机会，我对洪老深表无比崇敬，深表十倍、百倍怀念！
三
值此200期之际，我想起了亲如兄长的鲍弘楷。
我是《歙县文艺》主编鲍弘楷凭借各种关系，将我调进城接他班的，那时我已经考试转为公办教师了。教师进城很难，尤其小学教师。第一天上班，他打开办公室高架橱上层的两扇橱门，指着那足足有一麻袋的来稿说，我身体不好，吃不消看，积得多了，辛苦你了。那时歙县文化馆群众文化抓得很出色。老鲍说扶持文学作者是《歙县文艺》的责任，每一篇退稿都要写信指出优缺点，告诉作者不能用的原因，不可以夹一张千篇一律的“退稿函”了事。我是知道这规矩的。为此我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看完了所有来稿，对每一篇退稿都写了回信。那些天，我不断地读着来稿、来信，写着退稿函，不由得陷入沉思：《歙县文艺》不过是一个县级小刊，仅区区几个版，怎么有这么多的人深深爱着她，希望得到她？我从一位部队作者的信里找到了答案。信说：“《歙县文艺》一到就被抢走了，大家争相传阅，数省战士一起借它津津有味地品评安徽的文化水平……”我感到肩头责任重大，不禁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抬眼望着坐在我对面的鲍弘楷，若不是他辛勤耕耘，甘作人梯，《歙县文艺》在人们心目中能有这样的位置吗？
鲍弘楷不仅借自己瑰丽的散文，在《人民日报》、《羊城晚报》等报刊上描画自己的家乡，更重要的是借《歙县文艺》这个平台扶持了不少作者。我默默地告诫自己，《歙县文艺》不仅仅是一期期刊物，更是一架引导作者登上文学殿堂的云梯，我要努力学习鲍弘楷，扛好这架云梯，将这架云梯发扬光大！
鲍弘楷长期患肺结核，他走的那天，我见他在病床上不断挣扎着坐起、躺倒，躺倒、坐起，嘴里大口大口喘气，极其难受，便紧紧抱着他。他是从我怀里走的。他的一个侄儿是县医院的医生，一边进进出出照看别的病人，一边对我说：“他这个病是一颗定时炸弹，迟早要爆炸的。他的肺全坏了，没法呼吸了！”我亲如兄长的鲍弘楷就这样抛下他辛苦经营了十余年的《歙县文艺》，恋恋不舍地走了！
四
有一位朋友，是邻县的文联主席。大前年的一天，他打电话告诉我，他们县打算办一个文艺杂志，想找一个编辑。他问：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才能胜任这项工作呢？我想了想，除告诉他必备的几个条件外，还告诉他作为一个县文艺杂志编辑，不敢去争取领导支持，那也是没法办好杂志的。
1986年初，我见寄来的《屯溪文艺》、《旌德文艺》都增加了版面、增设了封面，成为一本了，而我们《歙县文艺》还只是寥寥几页。我便写了报告，带着《屯溪文艺》、《旌德文艺》，越过文化馆（那时鲍弘楷在上海治病），越过文化局，越过宣传部，直接找到县委分管副书记王庆生。王书记看了报告，又看看《屯溪文艺》、《旌德文艺》，说我们是大县，怎么能落后于他们？他问我做好准备了吗？我就把我的打算告诉了他。他听后高兴地问：“一年要多少钱？5000元够不够？”我连忙极其高兴地说：“够了够了，3000元就够了！”“那好，就批3000元。”那时3000元是一笔巨款。从此《歙县文艺》增设了封面、增加了版面，也成一本了！ 五
我当《紫阳》编辑，一半是因我对《歙县文艺》有着深深的感情，自己“惹”来的，一半是张跃进主席“强加”给我的。
那是2008年春节，文化局召开了一个隆重的茶话会，参加会议的除了县里在职的一些领导外，还有不少退下来的县、局领导，和一些在职及退下来的文化人，有数十人。主旨是让大家献计献策，在新的一年里进一步搞好歙县的文化工作。许多人都发了言。轮到我的时候，我说：“我去温州多年，去年5月才回到家乡。外面都知道我们歙县是历史文化名城，是文化大县，可是文联没有专职主席，连一份文艺杂志都没有。这让我感到不可思议！这也与当前全国的形势极不合拍！”我的话得到不少与会者赞赏，时任县委副书记的程光华也十分赞赏，并在会上表态：一定要把文联组建好，一定要把《歙县文艺》恢复起来。果然，不久县里就派去了专职文联副主席张跃进，主要任务就是先把《歙县文艺》恢复起来。张跃进被派到文联以后，几乎天天去我家，有时晚上也去，一次又一次地动员我出来编《歙县文艺》，我总是不答应。张跃进这个人颇有几分“倔”气，而且聪明，办法挺多也挺绝的。他居然发动他的朋友（也是我朋友）到处造舆论，说我要出来编《歙县文艺》了。走到哪朋友们都这样说，还说找到我是找对人了，气得我发朋友们的火，发张跃进的火！
我这个人感情很脆弱。想想我编了17年《歙县文艺》，对《歙县文艺》有着很深的感情，可以说谁也没有我对她的感情深。我怎么能忍心让《歙县文艺》长期被掩埋着？怎么能让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一个文化大县，连一份文艺杂志都没有？我是最有责任、最有义务出来编的。于是就答应了！
2008年9月初我去上班，《歙县文艺》算是正式开张了。打了三天半电话，找到一些朋友，又通过朋友找到更多朋友，从县里到市里，再到省里，直至中国作协。那时真有陈毅“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那份感觉！
值得一书的是，春节茶话会上我曾提出，《歙县文艺》这刊名要换了，地方性太强，许多人都说对。但是取个什么刊名好呢？为了这个刊名，众多朋友聚议多次，想了许多名字，都觉得不够理想。一天夜里，我想到了我们徽州的骄傲――朱熹，就想以“紫阳”作刊名。“紫阳”是朱熹的别名，也是与府城夹练江而峙的一座名山。取这个名字，蕴含丰厚，文学性强，与歙县骨肉相连。第二天下午，张跃进又来到我家。我说刊名叫《紫阳》好不好？张跃进听了忽然从沙发上蹦起来，连说好好好，这个名字好，就用这个名字作刊名！
六
我母亲常常对我说：不是亲不挂心，不是爱不生情。我有“二爱”：一是喜爱写作，二是喜爱编辑。我与“二爱”骨肉难分。
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就迷上了写作。从那时到现在，五六十年过去，我仍然乐此不疲。创作成了我生存的空气，成了我活着的饭食。没有它，日子就不知怎么过！后来我又喜爱编辑，似乎它也成了我生存的空气，成了我活着的饭食！这是因为利用编辑这个平台，结交了许多朋友，扶持了许多作者，出了不少好作品，这似乎比创作更适合我的性格。
每一期杂志出来，白天也好，晚上也好，我都要捧着它看了又看，翻了又翻，要连翻几个月，直到下一期杂志出来。为什么？一是爱，一股股暖暖的爱意溢满心头，不看着就难受;二是寻找，看看有什么不妥的，下一期改正。琼瑶说，每次出书她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编每期杂志，那也真叫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每一篇稿子我都想了又想：它能否经得起读者的考验？能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以一些不够质量的作品，或有某种缺陷的作品，我是不会发的。
我读着本地老作者的一些稿子，发现他们总是抱住老题材、老主题、老构思不放，不思进取，还有些夜郎自大，我就设置了《开城延师》专栏，目的就是引进一把尺子给作者自己量量，找到自己的差距，以求更进一步。我感到创造歙县未来文学灿烂星空责任重大，就开辟了《小小作家》专栏，发表了县中、北中、长青、行知、桂林、新安、二中、小川、坑口、潭中等学校数百篇学生作品，把名城校园文学创作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我不会打麻将，不会打扑克，也不会做家务。除了自己搞一些创作外，所有时间都花在《歙县文艺》上，花在《紫阳》上。作协主席汪乐丰曾对我说：“你是把我们县的文艺事业，当作自己个人的事业来做了！”
我不断正告自己：一份好的文艺杂志，是围绕在她身边的作者群心中不灭的希望，也是围绕在她身边的读者群日常生活的渴盼，还是她所在那方乡土年年岁岁昭示世人的一张美丽脸面。我必须竭尽全力，用满腔心血去哺育她！
借200期纪念，写了如上的话。还有许多人许多事，未能言及，余容后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