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概况
1. 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的历史及现状
相较于其他人文社科类学科，新闻传播学兴起的历史较短，但是发展迅速。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闻学图书的出版进入新的时期，1982年，甘惜分教授的《新闻理论基础》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本新闻学术著作。随着新闻传播学从国外引进，新闻传播学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大高校、研究所兴起，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数量也呈几何级数增长。各大高校，尤其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等新闻传播学重镇，陆续出版了新闻传播学系列理论研究著作和教学用书，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都取得了颇多成就。21世纪，新闻传播学教育蓬勃兴起，新闻传播学研究不断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每年皆有数百种相关图书出版。新闻传播学的迅速扩张使其学科的影响力和声誉广泛提高，并逐渐成为众多高校的热门专业。
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数量的增长既有现实的因素，又有历史的因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首先，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数量的增长适应了新闻学教育对图书的需求。改革开放30余年，我国新闻传播学专业教学点已有800余家，每年向社会输送数以万计的毕业生。正是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发展，对新闻传播学出版数量及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文化产业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传媒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领域，日益受到重视，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和图书出版既反映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状况，又为我国传媒经济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指引。再次，新闻传播学作为舶来品，其研究的建构和基础理论直接来源于国外的相关成果。新闻传播学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一直处于不断探索之中，新闻传播学图书的出版既表明新闻传播学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地创新研究，学科结构建设发展健全，又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学的建设步伐加快。只有推动新闻传播学教育，大力发展传媒产业，提高学科研究的热情，才有利于新闻传播学研究工作和图书出版工作的开展，进而建立系统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学体系。
2. 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的特点与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迎来繁荣景象。以1997年为界，在此之前，我国出版的新闻传播学图书虽然在数量上出现了显著增长，但总体数量相对较少，种类较为单一；在此之后，新闻传播学被确立为一级学科，教育部门的重视和支持极大地促进了高校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发展，此外，传媒产业的发展也为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开辟了广阔的市场。
（1）图书出版渐成体系，深度广度不断拓展
在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开设初期，相关图书出版较少，主要以中国人民大学及复旦大学等新闻教育水平较高的几所院校出版的教材为主；20世纪90年代，新闻传播学教育步入快速发展时期，国家开始重视新闻传播学的教育，在多所高校设立硕士、博士点，这直接促进了大量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经过多年的发展，如今新闻传播学研究专著的出版积累颇丰，新闻传播学教材体系也已臻于完备。此外，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质量不断提升，理论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国内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寻求理论新突破和实践新认识。比如陈力丹先生自2002年起，每年都发表关于中国新闻传播学出版的概述，对当年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分析和点评。在新闻传播学教材出版方面，刘鸿英先生通过对中美两国新闻学、传播学权威教材内容的比较和分析，指出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学和教材存在的不足并提出改进建议[1]。总体来看，我国新闻传播学出版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系列教材，都在不断地拓展和深入。
（2）译著与专著平分秋色，教材类与学术类旗鼓相当
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最初在西方兴起，引入我国的时间较短，因此在我国的新闻传播学发展初期，学者们曾大量翻译国外著作，一方面用于高校教学，另一方面也为国内相关图书出版提供一定的参考。一些学者由此成为研究国外理论和领域内著名学者思想的权威，其翻译的著作也成为出版界的标杆。例如何道宽先生翻译的麦克卢汉等学者的系列著作，对国内新闻传播学领域影响深刻。随着国内研究水平与国际的接轨，国内学者的研究著作大量出版。从2015年新闻传播学类畅销书中译著和国内学者专著各占一半的比重可以看出，我国图书市场译著与专著数量大致相当。早期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是为满足教学的需要，但大量同类图书竞相出版，整体质量并不理想。随着市场和研究的发展，一些学术性较强的新闻传播学图书显著增多，在教材类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依旧占据大量市场的同时，学术类新闻传播学图书的市场份额也在不断增加，两者在市场竞争中大有旗鼓相当之势。
（3）出版内容趋于多元，学术引领作用增强
在早期出版的新闻传播学图书中，新闻类或传播理论类的书籍明显偏多，在研究方法上以定性分析为主，涉及统计学等定量分析方法的内容较少。在当今的新闻传播学著作中，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已经普遍应用。比如苏新宁先生对CSSCI 中 20002007年新闻传播学论文引用图书的情况进行统计，选出本学科中被引次数相对较多的 197种图书，该研究对于分析新闻传播学图书的学术影响力很有意义[2]。此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为一般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可以得到相对准确的数据，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二、新闻传播学图书数字化出版困境
信息技术和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受众阅读习惯和兴趣的持续变化，使得我国图书出版向数字化方向转型已成必然趋势。随着网络媒体尤其是移动新媒体的发展，数字出版物的市场需求快速扩大，但当前的数字出版产业规模并不能与读者阅读需求相匹配。数字化出版潜力巨大，但优质数字阅读产品短缺的现象，在新闻传播学图书的数字化出版中同样存在，业界面临着许多复杂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
1. 认识不足，人才与资金难以满足数字化出版需求
首先，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集中于传统领域，现有的出版人才大多数不具有数字化出版的意识和能力，难以满足数字化出版对复合型人才的要求，现有的出版程序和工作规范也明显不适应数字化出版需求。其次，数字化出版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缺乏资本运营模式的传统出版部门难以支撑。再次，数字图书出版的收益中互联网广告占有较大份额，电子书付费所占份额相对较低，这对传统出版观念来说是一种颠覆性的改变。由于观念改变迟缓，以及缺乏人才和资金，新闻传播学图书的数字化转型发展缓慢，要真正实现转型突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数字化出版模式单一、转变形态有限
目前，国内外常用的数字化出版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出版社与电子阅读器开发商合作，将图书内容与电子阅读器一起投放市场；另一种是出版社与网络平台开发公司合作，开启在线学习模式，提供数字内容服务。在国内，大部分数字化出版的方式不外乎对纸质内容进行复制，相对于国外互联网+模式，国内流行的+互联网模式要落后得多。比如新闻传播学图书，其数字化出版只是单纯将内容转变为数字形态。同时，纸质图书数字化业务收益甚微也让出版数字化转型困难重重。
新闻传播学专著、论文等学术成果通常是纸质出版与电子出版捆绑销售。例如，中国知网是国内最大的电子图书出版数据库，优质期刊一旦出版，中国知网便会对其文章搜集、编辑，进行数字化出版，但这种数字化出版方式过于单一。我国新闻传播学期刊出版资源分散、市场主体缺失、网络化程度低、集成度小，数字化出版能力较弱。相对于国外数字化出版的立体化开发、多种模式发展，我国数字化出版的线性结构需要改变。
3. 版权保护制度不完善
目前，新闻传播学图书数字化出版的一个明显障碍是版权保护不力。由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信息拷贝和获取变得轻而易举，同时，由于相关法律对数字出版物内容复制缺乏规范和限制，使得一些作者的知识产权利益无法得到保障。另外，数字化出版涉及的利益方远多于传统出版，除作者和出版商外，网络运营商占有较大比例的出版利益份额，这是导致数字化出版转型困难的重要因素。数字化出版领域倘若没有建立完善的版权保护制度，对内容直接生产者和出版者的利益保护不到位，必然会使数字化出版转型缺乏动力。
三、新闻传播学图书数字化出版的未来趋势与发展策略
1. 新闻传播学图书数字化出版的未来趋势
（1）传统图书出版与数字化出版并驾齐驱
当今的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市场中，纸质出版依旧占据较大比重，数字化出版则面临多重困境。传统出版虽然受到冲击和挑战，但不会迅速被替代。首先，在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中，教材教辅类图书的市场需求较大，其纸质图书因内容编辑全面、合理，比电子书更受追捧。其次，数字化图书出版数量逐年增加，其作用是对纸质图书的补充而不是替代，纸质图书的市场地位短期内难以被撼动。再次，当前数字化出版只是简单地复制传统图书出版的内容，并没有形成系统的数字化出版链条，其盈利能力相对于传统出版方式要差得多。但数字化出版转型的发展趋势是必然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传统出版和数字化出版的格局将是并驾齐驱、优势互补，共同推进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的革新和进步。
（2）优势资源聚合，垄断数字化出版市场
我国传统出版资源比较分散，相较之下，数字化出版呈现集中化特点，数字图书市场被几家起步较早、发展较快的数字出版集团垄断，其凭借人才、资源、平台的优势，形成比较完整的数字出版产业链，这种格局一时很难打破。在未来的发展路径中，这些大型数字出版集团会不断扩大其在数字出版领域的市场份额，强化其地位。规模化的数字化内容生产是确立垄断地位的前提，要形成规模化的数字图书生产，一是要具备强大的网络信息搜索、传输能力，二是要具备高效优质的内容生产能力，而后者正是传统专业出版社所具有的优势。内容生产利益链上的良性互补合作，势必是未来数字出版产业的一种合理结构，其为催生数字化出版的业内翘楚奠定坚实的基础[3]。
2. 新闻传播学图书数字化出版发展策略
（1）创新数字化出版流程
传统图书的出版流程已经难以适应网络时代的出版要求，必须进行出版流程创新。首先，要重视数字内容的选取，重视内容的质量和权威性，扩展数字出版来源，扩大可选择的范围。其次，要依靠数字网络技术，开发数字出版编辑系统。再次，要把先进的印刷技术融入数字化出版中，以满足受众日益增长的个性化需求，同时实现数字化印刷的创新。也就是说，要将+互联网思维转换为互联网+思维。网络是一个大平台，是集生产、服务、管理、销售于一体的终端，单纯地把互联网作为平台的延伸难以实现数字化出版流程的革新，只有以互联网思维重构数字化出版的内在模式，优化出版结构，重视出版内容，创新数字化出版流程，才能满足受众的个性化需求，实现数字化出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2）优势整合，实现数字化出版与营销一体化
新闻传播学图书的数字化出版不仅能满足受众对网络阅读的需求，同时为出版拓展了新的发展方向。数字化出版的目的在于拓展销售平台，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和利润，而数字化出版与营销的一体化可以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要实现一体化，就要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整合资源，统筹传统的营销手段，在保留传统营销优势的同时，创新数字化营销方式。此外，新闻传播学图书数字化出版营销要实现出版社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满足受众的个性化需求[4]。受众可以随时了解新闻传播学图书的出版信息，出版社可以了解受众的心理需求，以此改善出版质量、优化出版流程。在数字化营销过程中，可以开展图书分众化销售。互联网时代，自媒体高度发达，受众的个性化需求各异，新闻传播学图书的内容也各有特色，根据现实的市场状况，提供有针对性的数字内容服务是数字化出版的营销方向，也是实现数字化出版与营销一体化的前提。
（3）构建多元化商业模式，拓展数字出版产业链
经济学家Elliot认为，商业模式简单而言就是企业的盈利模式，就是盈利=收入-成本[5]。目前，我国大部分数字化出版仅仅是传统书籍内容的数字化转换，模式较为单一，难以适应数字化转型的要求。新闻传播学图书数字化出版应该将产品和服务定位于开放性、综合性的内容平台。首先，新闻传播学图书要打破单一的数字化出版模式，解决渠道平台障碍，利用互联网的用户资源和平台资源，创新模式与渠道，寻找数字化出版的新出路。其次，构建多元化的商业模式，降低硬件成本和内容成本。数字化出版的收入不仅要从产品销售方面着手，更要在数字服务、增值服务以及广告等方面下功夫，建构合理有效的利益结构模式。再次，要创立多元化平台，聚合优势资源，拓展数字出版产业链，将出版机构身份由出版社转换为数字出版商，建立集内容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提供于一体的数字出版产业链条，提升出版社的品牌价值，获得最大的盈利空间。
新闻传播学图书的读者，大多数是专门从事现代信息传播理论研究与实践的高校学者、学生和媒体从业人员，他们对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特征有着更为深刻而独到的领悟。因此，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的数字化转型必须以互联网思维为引导，用互联网+的理论与技术重构数字化出版的模式与结构，唯有如此，才能打造新闻出版学图书的数字化出版特色，引领数字出版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