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任是晚明文学家，也是中国古代史上最突出的旅游思想家。他提出“仰止梦寐”的旅游者形成条件等思想，对于今天的旅游业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现实指导意义。
明朝，应该是我国古代旅游文化的最高峰。自明中期以来，在文人学者人性解放光辉和启蒙思想的照耀之下，在商品经济繁荣的物质基础之上，各种以追求愉悦、陶冶情操、探索自然、发现自我为目的的旅游活动层出不穷。如唐寅、徐渭、王士性、袁宏道、袁中道、谭元春等，这其中，还产生了大旅行家徐霞客，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空前壮举。到明朝中后期，很多文人还开始对旅游活动本身进行思考，探讨旅游的本质。在这方面，王思任堪称最早的旅游理论家，郑焱先生在《中国旅游发展史》中就特别推崇明代旅游在理论领域的独到成就，说“明代的旅游理论也颇见特色。……而王思任则更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
一、旅游者产生的主观条件
现代旅游理论认为，旅游主体、旅游客体和旅游介体是构成旅游的三大要素，而旅游活动的主体就是旅游者。旅游者，是指那些离开自己家的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即旅游客源地到异乡他国即旅游目的地旅行的人。早在明代末期，王思任就意识到，一个人能否离家去异乡旅行，即能否实现其旅游行为，成为旅游者，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首先，就是要有强烈的愿望。他在游孔府前就曾经说“予与先生何分也，而可有过门之憾耶？……予出胎以来，仰止梦寐”王思任从小就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一直以来就有梦寐以求欲到孔府一瞻的强烈愿望，所以说“仰止梦寐”，不仅对于孔府对于其他景点特别是名胜古迹，他首先都是有了强烈的欲一饱眼福欲望，这种强烈的欲望又使之付诸旅游行动的。综观王思任的思想，他正是把这种“仰止梦寐”看做旅游者产生的原动力与先决条件。
王思任对于旅游的这种“仰止梦寐”的强烈愿望，就是今天所谓的“旅游动机”。而所谓“旅游动机”，就是指直接推动人们做出旅游决策、参与旅游活动的内在驱动力，它是旅游需求的表现形式，是促发和指导旅游活动的心理过程。这里，王思任不仅意识到，而且表述了这种“仰止梦寐”式的旅游动机对于旅游成行的重要影响：“子瞻熟厚金山，而与言及焦，则以为不到怀惭”，有了“不到怀惭”的心思，就会千方百计地去创造条件，一偿心愿。所以有“每呤老杜‘高山拥县青’，则愿调青阳一尉……壬寅六月，以课绩往……访九子山”为了实现九华山之游，王思任不惜以调动官职甚至是谪迁为代价，其对旅游的愿望，可谓痴迷。而当这种旅游愿望一时难以实现时，竟会萦思梦绕：“台荡之胜，入怀者廿年，入梦者几夜”，“丙辰之冬，岱入梦”。有此“仰止梦寐”，何愁游不成行！
二、旅游者产生的客观条件
王思任还意识到，除了主观上要有强烈的愿望以外，旅游者的产生还要受到许多客观条件的影响，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俩个最重要的条件是收入水平和闲暇时间。收入水平，这是决定一个人是否能够外出旅游的经济因素。在王思任的那个时代，普通老百姓是不可能具备这种经济条件的。即使是作为士大夫的王思任，也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曾“得同年秦观察一邮符，少借官德”，以邮吏身份得到官府资助，寻求“公费旅游”的经济来源。明末出现的以王思任为代表的士人旅游风行，基本上是只有支出而无收入的娱乐性旅游，他们的出游必然受经济条件的制约。而且，即使是经济条件较好的士人，在当时商品经济不发达，没有饭店、旅馆的乡村、山区旅行，也会感到无所适从。面对这种困境，王思任提出了借助官方力量，以谋求旅游的经济来源的办法。在文人为官的传统社会中，士人可能本身就是官员，或者与官员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使得借助官方力量成为可能。一是借助官方的驿馆制度，免费入居驿站，王思任的“少借官德”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二是借任地方官之机或借助地方官朋友的力量，免费地获得餐食，使用车马和游览当地名胜。如王思任为了能游九华山，就“愿调青阳一尉”。除地方官势力外，还可以借助当地富豪之力，通过“富厚好事之主，时借其力”，也可谋求旅资。
另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有闲暇时间，即自由时间或可随意支配时间。为官者可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加上当时的交通等条件有限，要实现远程旅游，毕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王思任的旅游，就大多是在赶赴新任或者干脆是罢黜在家期间完成的。如他游焦山时，就是因为“以迁客翔京口……约地友刘伯纯、陈从训俱”，游五台山时，也是“万历庚戌，予以迁客过繁峙，正月闷寒，锐然往观之”。
可见，王思任意识到：除了有“心”有“钱”，至少还得有“闲”，旅游行为的实现是外部旅游条件和旅游者内部心理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旅游者的产生既取决于其所具有的客观条件，又取决于其本人的主观条件。王思任对于旅游的那种“仰止梦寐”的强烈愿望尤其重视，一旦有了这种旅游动机，就会千方百计创造客观条件，促使旅游成行。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努力创造旅游条件，激发旅游动机，促使潜在的旅游者向现实旅游者转变，有着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