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位于鲁西北平原的临清在明朝以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县城。直到明朝建立，特别是在明成祖重新疏浚京杭大运河、迁都北京后，临清依靠其处于运河与卫河交汇处的区位优势得以迅速发展。从明中叶到清中叶的400余年间，临清漕运兴盛，人口大量增加，工商业繁荣。但由于清朝中后期吏治腐败，河工年久失修，漕运受到影响，以至于最终被政府取消。漕运的衰落，加之战争的摧残以及自身经济模式的缺陷，临清不可避免的走向了全面衰落。
[关键词]临清；运河；兴盛；衰落；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史地理学者对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及其沿岸城市的研究可谓如火如荼。研究内容涉及经济、政治、人口、社会生活、文化等诸多领域。这方面的著作也是俯拾皆是，如许檀的《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傅崇兰的《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王云的《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杨正泰《明清长江以北运河城镇的特点与变迁》、鲍彦邦的《明代漕运研究》等等。当然，对运河沿岸典型城市临清的研究，上述著作均有提及。另外，一些学术论文对临清也有专门研究，如许檀的《明清时期临清的商业》、杨轶男的《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城镇的服务业―以临清为中心的考察》、邢淑芳的《古代运河与临清经济》、张春红《近代临清边缘化的原因初探》等等。由上可见，现当代学者对临清的研究可谓全面而广泛。本文的写作意在比较全面的介绍临清城市在明清时期兴盛与衰落的景象，同时对其衰落原因进行探讨。
一、临清城市的兴盛
临清之名始于后赵，取临近清河之意。西汉初始建清渊县，先隶巨鹿郡，后隶魏郡。三国魏晋属冀州阳平郡。十六国后赵建平元年（330年）改清渊置临清县，属司州建兴郡，后废。北魏太和二十一年（497年）析清渊县西部复置临清县，属司州阳平郡。元朝，临清属濮州，为下县。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大都（今北京），为将江南地区的粮米财货北运以供消费，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采纳寿张县尹韩仲晖、太史院令使边源的建议，下诏开凿会通河。开通的会通河“起于须城安山之东南，止于临清之御河，其长二百五十余里，中建闸三十有一，度高低，分远迩，以节蓄洪”[1]。所谓“御河”，亦称“卫河”，即隋炀帝时所开凿的经过临清的永济渠。因此临清也就地处运河和卫河的交汇处，拥有了被视为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的交通条件，成为华北地区的交通枢纽，然而元朝开通的会通河，因为岸狭水浅，不负重载，加之管理不善，导致运河航运能力差，航运秩序混乱。元朝一代，会通河只在开通之初起过一定作用，后因淤积、水浅等原因，至元朝末期河道已渐趋淤塞。另外，当时的临清县治位于曹仁镇（在会通河南五里处），离汶水、卫河交汇处的中州距离较远，交通运输位置远无明清时期重要，因而经济发展依然缓慢。
临清城市也开始借助运河的贯通飞速发展起来，地位亦日趋重要，遂为南北要冲。临清城市蓬勃发展，以致成为明清时期运河沿岸一大经济中心，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城市规模的扩大
（二）漕运的开通和仓储的设立
（三）钞关的设置
（四）贡砖的烧制
临清地处黄河冲积平原，土壤细腻，富含铁质，当地俗称“莲花土”。此土烧出的砖异常坚硬，非常适合建筑作业。临清烧砖的历史可上溯至汉代，但因其规模小，而不为世人所瞩目。明朝燕王朱棣夺取帝位后，决定迁都北京，遂开始大力营建新都。明成祖多次诏命山东、河南两省和直隶河间诸府俱建窑烧砖。另外，自永乐十三年（1415年）京杭大运河全线疏浚，临清至北京的水运更为便利，这就为其大规模烧砖创造了良好的运输条件。从此临清的烧砖业迅速兴盛，其所烧之砖以“击之有铜声，断之无孔”而被列为贡砖。
（五）工商业的兴盛
每年漕运时期，临清就呈现出“帆樯如林，百货山积”的壮观场面。明代学者李东阳曾在《过鳌头矶》一诗中形象的描绘了临清的繁荣景象：“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折岸惊流此地回，涛声日夜响春雷。城中烟火千家集，江上帆樯万斛来。”临清依赖运河与富商巨贾的贸易转运作用和全国各地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鉴于其贸易转运中心的地位，市场上聚集了来自国内各地的货物。临清市场上流通和转销的商品大多是生活日用品，转销以粮食、绸缎、棉布为大宗，外销则主要有棉花、梨枣、丝织品、羊皮及毡绒等[13]。其中，粮米、布帛多来自济宁，绸缎多来自苏杭地区，茶多来自江南各省，铁锅来自无锡、广东，瓷器则多来自江西。
明代弘治年间，临清的商业已然名闻天下。朝鲜使臣崔溥在弘治年间由宁波经运河北上京师，路过临清，目睹了其繁盛景象。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临清在京师之冲，商贾辐辏之地。其城中及城外数十里间，楼台之密，市肆之盛，货财之富，船舶之集，虽不及苏杭，亦甲于山东，名于天下矣。”[14]嘉靖时期，临清已成为山东首屈一指的大城市了。明万历年间，临清“北起塔湾，南至头闸，绵亘数十里，市肆栉比，有肩摩毂击之势”[15]。据同时期户部尚书赵世卿的记述，临清城有“缎店三十二座”，“布店七十三座”，“杂货店六十五家”[16]。当时的临清已是商贾云集，一派兴盛景象。
明清易代之际，经历战火的临清虽短暂衰落，但在康乾盛世，复又繁盛起来。据乾隆五十年《临清直隶州志》记载，临清“典当旧有百余家”，此外还有来自辽东的“巨贾店主”十三家。在明代发展的基础上，至清康乾年间，临清砖城内有街
十、市二，土城内有街
十
三、市
十、巷
二
十
九、厂
七、口
六、湾
二、铺
一、道二。当然，无名街巷是不在统计范围之内的。其中街市多以传统工商业为名，如马市街、锅市街、白布巷、羊市口、碳厂等。而市场则有棉花市、绵绸市、猪市、柴市、粮市等等。与市集贸易并存的是大量的铺店贸易，如粮食店、盐店、茶叶店、典当铺、酒肆、塌房、邸店等。临清商业的发展，使各种封建工商行会纷纷出现，如布行、缎行、粮行、纸行等，这些均是当时著名的行会组织。当时商业的发达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临清手工业的发展。比较著名的手工业有丝织、竹工、木工、石工、陶冶、文饰等。同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也刺激了临清城市与周围农村经济的交流。清乾隆年间，在临清城市四周又新出现了十一处集市。
明朝嘉靖至清朝乾隆年间是临清城市发展最为繁盛的时期。在这里，不得不提的是，随着经济地位的迅猛提升，其政治地位也日益重要。明朝弘治二年（1489年）升为州，隶属于东昌府，领有馆陶和邱县。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临清又升为直隶州，领有武城、邱县和夏津。
（六）人口的增长和文化的繁荣
临清的兴盛也在其人口数量和文化的发展方面有所反映。临清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富足为其城市人口的增加提供了优越条件。明朝时期临清隶属于东昌府，据万历年间《东昌府志》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东昌府18个州县的民户只有6870户，平均每个州县380多户，临清县仅有8300余口，足见当时这一地区的破败程度。但随着运河的全面疏浚，经济的全面恢复与发展，临清人口呈突飞猛涨之势。据《临清州志》记载，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临清居民迅速增至66745人。当然这只是常住人口的数量，其他的一些游商、流民、官宦、卫所兵士则没有计算在内。当时，临清人口构成主要包括官吏、缙绅、市民、商人、手工业者、守备兵、纤夫、轿夫、闸夫、胥吏等，其中商人、市民和服役之人占了大部分[17]。
临清在明清时期经历了两次衰落，分别是明清换代之际和清代中叶以后。在这里我们分别对两个时期的衰落景象和原因进行阐述。
（一）明清换代之际
1、衰落表现：
在工商业方面，据《万历实录》记载，临清原有绸缎店33家，结果倒闭21家；布店73家，倒闭45家；杂货店倒闭了41家。由于矿监税使的频繁出没，巨贾富商纷纷“裹足”。
城市建设方面，由于清军入关，临清失陷，城市建设遭到巨大破坏。“察民房、马市至天桥口止，东西房屋俱烧。锅市至浮桥口，南北纱罗、布店房俱烧。火寺东首房屋俱烧。天桥烧断。天桥口往东纸行一带俱烧。白布巷东西房屋俱烧。旧城南门内至文庙止，东西房屋俱烧。南门外至鼓楼止，东西房屋俱烧。工部衙门左右房屋俱烧。旧城四面俱烧。新城各城楼烧毁不全。城垛口俱拆毁。其新旧二城各街烧毁零星房屋，不胜其察。”[18]
2、衰落原因：
（1）钞关税收的增加以及税监的设置
“临清至东昌仅百里，东昌至张秋止九十里，张秋至济宁仅二百里，层关叠征”[19]。钞关税收增加，使许多手工业者和实力弱小的商家不堪重负，难逃破产的命运。另外，万历年间开始在地方设置“税监”一职，税监以监督税收为名，行巧取豪夺之实。马堂在万历年间任天津和临清税监。在临清，他招徕流氓、恶棍等，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抢夺工商业者的财产，如有怠慢和反抗，即指“违禁”，甚至于“杀人斩首”，致使工商业者“家破者大半”。
（2）清军入关后的破坏
清军在崇祯年间曾两次大规模南略，对临清城市造成了极大破坏。清军在临清大肆烧杀抢掠，不仅官府衙门被焚劫，民众也深受其害。大量店铺街道焚毁，工商业者和市民被迫流离。当然许多人在战乱中丢失了性命。昔日繁华的临清，土地荒芜，人口锐减，工商业凋敝，社会经济呈现一片残破景象。
（二）清代中叶以后
1、衰落表现：
在工商业方面，从嘉庆以来，临清关税就呈大幅下滑趋势，道光时期降至白银四万余两，最终没能逃脱被撤销的命运。昔日繁华的土城和砖城工商业区，已缩小到“北至天桥南关，东至鳌头矶至卫河”的中州一带，其它街市“倒闭无余”，虚有其表。城市人口也从数十万跌落至清末的四万人左右。至此临清“商业终衰”，结束了临清在明清两代繁荣了四百余年的历史。
2、衰落原因：
（1）交通区位优势的丧失
（2）战争的破坏
临清发展之初主要是依靠运河的疏浚，作为运河之畔的水陆交通枢纽，它逐渐成为转运贸易的中心。州为府州县及本地的大量货物于此集结，然后经商人转卖各地，外地货物亦由商人贩运至此交易。另外，大运河的畅通也吸引了众多的外籍商人到临清发财致富。客商构成了临清商人的主体，并且组成了商帮。临清的各大商帮主要有徽州商人、江浙商人、山西商人等，其中以徽商居多，以致时人称“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24]。转运贸易以及外籍商人占多数的商业模式使临清自身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大打折扣，经济的灵活性和韧性严重缺乏。因而国家政策的变动、漕运的停止及战争等一系列的外在因素导致了临清的大批客籍商人、官宦兵丁及技艺百工的严重流失。临清城市失去了继续发展的最基本条件，最终工商业完全崩溃，不可避免的迅速衰败。
另外，临清城市发展的经济腹地并不宽广。在山东境内的运河沿线还有济宁、张秋、聊城、德州等城市，它们的经济也相当繁荣。同时这些城市的发展也相应的夺取了临清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大量人力、货源、商品、市场等资源，从而排挤了其发展的空间。清政府开埠通商后这种劣势就更为明显了。当然，临清城市的发展也没有建立在周围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就临清城市的角度来看，它受外力的冲击较大，社会变迁程度也大。舍本逐末，注重商业利益是其明显的社会风气。而乡村地区由于接触外来事物的机会较少，受外力影响较小，社会变迁程度也相对较低。乡村多务农桑之本，民风淳朴，小农经济经优势明显。临清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其周边乡村经济的发展缺乏协调性。因此，它的发展很少也很难获得自身周围乡村经济的有力支撑。临清城市的商业模式是主要依靠外部力量，自身缺乏雄厚的经济支撑，因而难以实现持续繁荣。
三、结语
临清城市在明中期至清中期以前经历了约400年的繁荣期，其繁荣场面令人惊叹。但最终临清不可避免的走向了衰落，其原因令人深思。首先，政治因素对临清城市的兴衰起到了重要作用。漕运的兴起和取消均是由政府主导，临清只是借助于政府的力量才发展起来。其次，交通区位对临清城市的兴衰起到了辅助作用。临清得益于其位于运河与卫河交汇之处，成为货物转运枢纽，但当漕运终止后，临清也就失去了这一优势。另外，战争对临清城市的衰落起了一定作用，且只是暂时性的。临清在明清换代之际、王伦起义以及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均受到战乱影响，遭到较大的破坏，但每一次临清城市都能在战乱后恢复过来。最后，临清城市自身商业模式的缺陷使其走向衰落的决定因素。临清城市的发展主要依靠外部力量，自身缺乏雄厚经济支撑，经济灵活性较小，受外在因素影响较大，因而难以实现自身的长远发展。抚往追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如何克服外界的羁绊及自身的缺陷，充分发挥潜在优势，对临清城市进行更加卓有成效的建设应是我们共同考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