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赵翼通过颂天命、颂皇恩、颂盛世、颂仁政、颂《明史》、抑胜朝、回护本朝之短等方式来颂清，又通过在叙事曲折之中微露真意、在考论史事之中讽喻当朝、在揭露社会矛盾之中批判当朝弊政等方式来刺清。他在颂清与刺清之间的彷徨，是文化专制与良史操守之间的内在紧张、皇权崇拜倾向与自我意识之间的矛盾、“超越前代”思潮对读书人时代自信的激发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赵翼以显性的方式颂清，以隐性的方式刺清，既与他置身于“文字狱”酷烈的乾嘉时代有关，又与他内心深处对清朝的认同甚至崇拜有关，还与读书人在检讨历史时油然而生的时代自信有关。
关键词：赵翼；乾嘉；颂清；刺清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7.02.008
被梁启超誉为“近代人文渊薮”的苏、常、松、太一带，多有仗节死义之士而鄙薄汲汲名利之流，读书人因“潜受其化”而多“以耿介^俗之姿，茹荼嚼雪，不求闻达”，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化，以至“无论何派之学术艺术，殆皆以兹域为光焰发射之中枢”。1清乾嘉历史考证学派主将之一赵翼（1727―1814年）即生长于斯。杜维运在《赵翼传》开篇即申说梁启超60年前定下的基调：“清代的江南，是人文的渊薮。硕学异能，奇行亮节之士，竞出其间；清代学术的灿烂光辉，几乎皆以此区为发射的中枢。”2休明盛世之下的江南钟灵毓秀，定格于这一独特时间、空间和文化坐标之中的赵翼对当朝抱着什么态度呢？
1988年，杜维运发表《颂清与刺清――赵瓯北的彷徨》，3探讨了赵翼颂清与刺清的方式及评价问题，解释了其彷徨的缘由。该文十分简略，部分内容是对其生平、时代及史学风格的简评，直接探讨他对清朝态度的文字，连同引据的史料只有2000余字，论据不够充分且并非完全能够支撑论点，论证较为乏力。不过，这篇短小精悍的文章闪动着明确而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卓尔不凡的学术眼光，富有启发意义，开启了该问题的研究。黄兆强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从皇权崇拜思想着眼考察赵翼的彷徨，指出若要周延地解释该问题，必须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及读书人的纲常伦理观念。4这一通达之论有助于深刻阐释该问题。王森通过对清代文献中大量颂圣、颂清现象的考察，从政治、社会、文化、心理等层面评析清代读书人“自我压抑”的复杂心态，5为诠解该问题指出一条别样的思路。本文拟循前贤见解和思路，对赵翼颂清与刺清的表现展开一番考察，遗者补之，晦者释之，伪者辨之，误者正之，并对造成他在颂清与刺清之间彷徨的原因略抒一孔之愚。
一、赵翼“颂清”的表现
赵翼在考史和论史中始终站在清朝立场，视之为“我朝”、“本朝”，每遇当朝史事总是赞不绝口，唯恐颂扬不及。通览其著作，可将他颂清的表现归纳为7种类型：颂天命；颂皇恩；颂盛世；颂仁政；颂《明史》；抑胜朝；回护本朝之短。
（一）颂天命
“命”“运”叙事是赵翼史论的一大特色。赋予清朝以神圣性，竭力论证其政权受命于天，是一种隐喻式的颂清。
赵翼认为，明失其鹿的根源是气数已尽，清朝收拾河山的根源是气运隆盛。他以国运不振来解释明季大肆诛戮督抚的现象：“时事周章，人材脆薄，刑章又颠覆，固国运使然矣。”1除论证明朝败亡的必然性外，他又赋予清朝以奉天承运的神圣使命，认为满清入主中原乃天命所归，势不可挡。他称：“卢象升、洪承畴剿流贼最有功，而一遇大清兵，非死即被执。盖兴朝之运，所向如摧枯拉朽，彼亡国之帅，自必当之立碎。《明史》所谓天命有归，莫之为而为者矣。”2久经沙场的明朝大将，平定流寇则势如破竹，对阵清军则一溃千里，非战之过，实乃天命不可乖违，清朝定鼎中原乃势所必然。他还以奇异的自然景观为主题来颂清。他吟诵玲珑峰歌曰：“岂如山川灵秀待时显，入我朝始光昭融。”3意在表明清朝崛起得天时地利之助，乃天命使然。
“地气转移”说是他论证清朝受命于天的有力工具。地气之盛，始于关中，次第及于河洛，再移至幽燕，最后转于东北。在叙述了地气转移轨迹之后，他评论道：“东北之气积而益固，于是金源遂有天下之半，元、明遂有天下之全。至我朝不惟有天下之全，且又扩西北塞外数万里，皆控制于东北，此王气全结于东北之明证也。”4他还借人参出产之地的转移来阐发地气转移思想：“……其始出上党，仅等苓术类。地运有转移，乃为我朝瑞。高高长白山，郁蟠王气萃。灵苗茁其间，孕结饱生意……”5在他看来，王气随地气转移，东北地运之盛具有不可抗拒的天命性，清朝之所以能够开拓万里疆域，乃地气昌盛使然。
（二）颂皇恩
赵翼盛赞朝廷对臣下的封赠之恩：“本朝令甲，一二品封三代，三品以下封二代，六品以下封一代，皆全用其本身官秩，并许以本身封典回赠其祖，则例封一代者，实亦得封二代。圣朝锡类之仁，超出前世万万矣”；“近日大司寇胡公云坡，幼鞠于其嫂，乞以本身诰封回赠，特蒙俞允，旷荡之恩，无微不逮，更有非臣下意计所敢及者矣。”6
清朝对读书人广施恩荣，受到他的赞赏。在考述历代特赐进士的史事后，他称赞道：
我朝旷荡之恩，时施格外。康熙年间，如查慎行以供奉劳，由举人赐进士，庄令舆等以五经，由监生赐举人。今上每遇恩科，加恩年老者尤渥，乡试被黜者特赐举人，会试不第者或授翰林检讨等官，以荣其身。此又千古未有之旷典矣。7
新朝优恤胜朝节义之士，深深地打动了赵翼。在考述历代追褒古贤的事迹后，他盛赞道：
昨阅邸抄，我皇上以明臣熊廷弼、袁崇焕尽心于所事而以冤死，特命访其后人官之。夫宋代之追录唐臣后，犹第以其贤耳，如熊、袁二臣，则尝抗拒我朝者，皇上不惟不介意，转嘉其忠而录其后，旷荡之恩，更高出前代万万矣。8敌将抗拒新朝，而新朝定鼎后犹能追褒忠烈之后，如此高风亮节，虽素称仁义的宋朝亦远不及。残明政权中的忠烈之士史可法、瞿式耜、张同敞等虽誓死抗拒清军，但清朝仍表彰其忠义。这种恢宏气度触动他发出“青史我朝曾不削，英灵长藉表忠存”，1“圣朝褒恤恩何厚，碑板煌煌御制诗”的叹赏。2 （三）颂盛世
赵翼生逢治平之世，颂盛世自然是颂清的主题，文治和武功是颂盛世的两个方面。
科举是文治的重要方面。他对当朝科举奇闻津津乐道：“本朝百余年来，未有中三元者。乾隆四十六年辛丑科，苏州钱ひ约汉ソ庠，掇辛丑会状，遂备兹盛事。盖气运鸿朗，久道化成，是以灵秀呈露，蔚为上瑞，于此可以觇文明之治也。”3盛世现祥瑞，不期然而然，乃文治昌盛的征象。
盛世右文，是历史的常态。《旧五代史》散佚后，数百年间湮没无闻，清人从《永乐大典》中将之辑出。为此，他大唱赞歌：
……薛、欧二史并行于世。至金章宗泰和七年，
诏止用欧史，于是薛史渐湮。惟前明《永乐大典》多载其遗文，然已割裂淆乱，非薛史篇第之旧。恭逢我皇上开四库馆，命诸臣就《永乐大典》中甄录排纂，其缺逸者则采宋人书中之征引薛史者补之。于是薛史复为完书，仍得列于正史，遂成二十三史之数……以四五百年久晦之，一旦复出，俾考古者得参互核订，所以嘉惠后学，诚非浅鲜也。4
长久湮没无闻的史书，一朝问世，自然令人欣喜若狂。赵翼将之归功于开明的文化政策，在认识上未必准确，却能反映出他对当朝文治的肯定。
伪乱之朝文风多虚浮，承平之世文风多敦实，也是历史的常态。赵翼批评历代授官表让的虚伪，认为此举“徒费笔墨，甚可笑也”，接着歌颂当朝戒浮华而务敦实之制：“本朝之制，凡三品以上迁官者，但有谢折，无伪为辞让之事。于以见朝廷尊严，风气敦实，迥轶前代万万矣。”5他还在前朝虚礼而当朝敬文的比较中颂扬清朝文治之盛：“前朝臣子见君犹有呼万岁之礼。今宫廷尚有万岁之称，而朝贺则无舞蹈三呼，盖至敬无文，不事虚礼也。”6事实是否果如他所说，尚有商榷余地，不过他极力推崇当朝文治是确凿无疑的。
赵翼对清朝武功的颂扬可谓连篇累牍，他撰写的《皇朝武功纪盛》通篇都围绕这一主题。他赋诗盛赞：“……皇哉大一统，方轨真莫限。时会当郅隆，盛事成习惯。试与披往籍，何代无边患？远戍疲践更，长征困传箭。乃知今所遭，实千载仅见。”7清军平定准格尔后，他吟诗歌颂：
皇威远播狄L长，数月神兵定朔方。特与舆图开绝轨，祁连山外总周疆。两路分兵F漠中，闻声谁不关通。王师到处无攻战，闲挂天山百石弓。马前队队乞降人，台W酮浆拜路尘。幕府听宣天语讫，齐声说作太平民……尺一才颁大雨行，争传解泽
润寰瀛。那知圣主斟元化，手挽长河为洗兵……8
天威所至，四方宝物纷纷进贡。他以于阗玉入贡为主题歌颂清军扬威西域，字里行间洋溢着他对皇威泽被边陲的自豪感。9
（四）颂仁政
赵翼多将当朝宽仁与前代苛暴作对比，对当朝仁政的颂扬是不遗余力的。在揭露汉至元榷酤繁重致使民不聊生后，他称：“以今日较之，始知太平之世人人得有生之乐，盖千百年来无此欢畅矣。”10在批评元朝横征暴敛后，他颂扬当朝布施仁义之德：“……本朝又屡有恩减，每亩自七八升至一二斗而止……以今粮额较之，与元时一斗五升之正额约略相同，而此外无横征之赋，民之生于今者，何其幸也。”11
贬斥明朝，继而表彰清朝，是赵翼颂清的重要路径。明朝不计百姓疾苦而失天下、清朝体恤民生而得天下的逻辑在其史论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在叙述明代百姓饱尝水深火热之苦后，他颂扬清代百姓沐浴仁政之幸：“前明一代风气，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横征，民不堪命。而缙绅居乡者，亦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弱肉，上下相护，民无所控诉也……由斯以观，民之生于我朝者，何其幸也。”1在揭露明朝为扩建宫殿而劳民伤财后，他颂扬清朝爱惜民财民力：
明祖创造南京，规制雄壮，今四百余年，城郭之崇，街衢之阔，一一可想见缔造之迹。盖尽举前代官民房舍扫除而更张之，而工作皆出于民力……物料皆取之民间也……工匠悉取之民间也……工筑并及于官吏也。当开国之初，劳民动众，固非得已。至成祖迁都北京，自可仍元都之旧……当时城池宫阙皆非因元之旧，其扰民肆害，有记载所不能尽者。本朝定鼎，明宫殿已为流贼李自成所毁，宜乎大有改建，乃初定鼎，仅在武英殿朝贺，后次第修葺，不肯兴大役以病民。直至康熙八年十一月，太和殿、乾清宫始告成，则开国之初固已仁及天下矣。2
与耗费民财民力的明朝迥然有异，清朝开国之初即以仁立国，不肯为一己私欲而劳民伤财。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在赵翼看来，清朝不仅体恤普通百姓，还十分宽待士大夫。在考述汉代大臣有罪多自杀的现象后，他颂扬道：清朝处死大臣多以赐酒的方式，“使若病终”，目的是“全大臣之体”。3在考述历代杖刑致百官受辱后，他称颂清朝取缔杖罚文官之制“所全士大夫廉耻多矣”。4前朝会试定于二月，其时尚寒，远方士子驰奔京城，不胜劳苦。他称颂当朝厚待士子曰：“至本朝始改三月，远方士子既免匆遽，而天暖无呵冻之苦，衣单无怀挟之弊，最为善政。”5他对清代变通仕宦避本籍的制度持赞赏态度，称此举既能“杜瞻F之弊”，“不碍于临下”，又“便于养亲”，“可谓通乎人情，斟酌至当矣。”6
（五）颂《明史》
颂扬清修《明史》是赵翼颂清的重要路径。他
主要从修史态度、取材、立传、编次、辞章等方面来颂扬《明史》之优，并多与前代史书作对比。
他从史官素养、修史态度、修史条件等方面赞扬《明史》乃上乘之作：历任总裁官多能统摄全局，诸位纂修官“皆博学能文，论古有识”；迥异于“《后汉书》之修于宋，《晋书》之修于唐，徒据旧人记载而整齐其文”，清修《明史》时“去前朝未远，见闻尚接，故事迹原委多得其真”；又与“元末之修《宋》、《辽》、《金》三史，明初之修《元史》，时日迫促，不暇致详，而潦草完事”不同，清修《明史》一扫草率之弊，“古来修史未有如此之日久而功深者，”修成之后，“又经数十年参考订正，或增或删，或离或合，故事益详而文益简。且是非久而后定，执笔者无所徇隐于其间，益可征信；”这些优势决定了《明史》质量甚高，“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明史》一书实为近代诸史所不及，非细心默观，不知其精审也。”7在他看来，《明史》用功之深、征引之博、考证之良、叙事之美，远非其他正史所能企及。 他赞颂《明史》征引赅博、选材精核：“稗官小说多有不可尽信者，而本朝修《明史》时考订必求确核，真可传信千古；”8“《明史・太祖本纪》，大概多本之实录，及……等书，无虑数十百种，类皆资其采掇。然使决择不精，如《南》、《北史》徒搜异闻，以炫人耳目，往往转至失实。《明史》则博揽群书，而必求确核。盖取之博而择之审，洵称良史。不参观于各家记述，不知修史者订正之苦心也。”9
立传，是修史时十分重要且棘手的问题，而《明史》立传得宜，且有创新之功。他称赏《明史》类传附书处理得宜：“《明史》事多而文省，最为简密，其法之尤善者，莫如附书之例。如《忠义》、《文苑》等传，一传之内，牵连书者辄数十人。盖人各一传则不胜立，而传此舍彼又嫌挂漏，故各从其类一一附书，既不没其人，又不伤于冗，此史家剪裁法也。”1还颂扬纂修者巧为立传的苦心孤诣：“《明史》立传多存大体，不参校他书，不知修史者斟酌之苦心也……盖为名臣立传，其人偶有失误，不妨散见于他人传中，而本传不复琐屑叙入。此又善善欲长之微意，不欲以小疵累全体也。”2他赞赏《明史》为流贼立传：“《明史》以李自成、张献忠别为《流贼传》，觉斟酌尽善也。”3表彰《明史》首创“贰臣传”具有彰善瘅恶、树之风声的功绩：“皇上命词臣，以明臣之仕于我朝者，编作《二臣传》，其中有降贼者，据事直书，然后失节之处，昭然莫掩。此真彰瘅之大公，可以立万世之大闲矣。”4
《明史》厘定是非、破除成见之功，受到他热情颂扬。他称赞《明史》在“大礼议”问题上不拘成说而独辟蹊径：
《明史》传赞，持论虽本忠厚，而皆协是非之公。如嘉靖中大礼之议，天下后世万口一词，皆是杨廷和而非张璁等，《明史》传赞独谓廷和等徒泥司马光、程颐濮园之说。英宗长育宫中，名称素定；世宗奉诏嗣位，承武宗后，事势各殊。诸臣徒见先贤大儒成说可据，而未准酌情理以求至当，争之愈力，失之愈深。此论直足破当时循声附和之谬也……自《明史》传赞出，而此事之是非始定矣。5
《明史》述论“使阅者各见其是，自有折衷”，“真属平允至当之论，可为万世法矣”。6《明史》对“李福达狱”的叙事十分精详，勇于为受冤诬者辩白。他称此足以“推透当日情事”，“跟究由来”，使得整个事件“历历有据，而此狱更无疑义。于是马录诸臣之枉，张、桂等之诬，皆了然共见，可见修史时之斟酌苦心也”。7为袁崇焕平反，是《明史》的突出功绩。赵翼论道：
是时引敌胁和之说已万口一词……直至我朝修史时，参校《太宗实录》，始知此事乃我朝设间，谓
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杨姓者知之，阴纵使去。杨监奔还大内，告于帝，帝深信不疑，遂磔崇焕于市。于是《崇焕传》内有所据依，直书其事，而崇焕之冤始白。使修史时不加详考，则卖国之说久已并为一谈，谁复能辩其诬者。于此可见《明史》立传
之详慎，是非功罪，铢黍不淆，真可传信千古也。8
若无《明史》钩沉索隐并以官修正史的身份为忠臣良将昭雪，冤情将继续，这段史事必然被歪曲，史家良知将继续受到拷问。
对前代正史均有激烈批u的赵翼，全无直接批评《明史》之语，即使偶露微意，也不敢大张挞伐，往往隐讳其辞，甚至回护其短。此外，他在考论明代史事时引据不少与《明史》叙事相左的史料，还引述一些与《明史》论赞不同的见解，说明他对《明史》中部分记载和见解持怀疑或否定态度。这些都表明他已然意识到《明史》的缺陷，只是慑于文化高压才没有直言其失，而是避而不谈或文过饰非。这种虚与委蛇之举导致其史学批评打了一些折扣。诚如杜维运所论：“瓯北极敏感，而且小心谨慎，凡遇到有关碍处，往往略示端倪，就含混过去”；9“瓯北既很机智，必然敏感，尤其敏感政治性的问题。一再称颂《明史》，而绝少批评，即是慑于政治的威严，而有意的作了回护。所以岐互、疏漏、附会、曲笔、回护、错谬等缺点，在《史记》以下诸史所常见而为瓯北指出者累累，在《明史》里面，这些缺点，完全不见影踪了！……种种称颂，尽归于清修的《明史》，站在严格的史学立场来看，这是颇为遗憾的。敏感到批评《明史》，可能罹祸，所以就避重就轻，只称颂而不批评，其史学又焉能不蒙上一层阴影！”10
（六）抑胜朝
鼎革之后步入新朝的读书人如何评价胜朝，体现出对新朝的态度。“抑明”以“颂清”，是赵翼向清朝表达忠心的重要方式。如，他对明代文风浮华而清代文风质朴展开了对比评价：
本朝之制，凡内外文武官所得诰命，皆有撰定文字，各按其品级填写，虽有大势力者，欲增损一字不能，所以杜浮伪之风也……明则否……惟勋戚武弁勒为定式，篇篇一律，即王府至重，然亲王而下，圹志亦有定式，未免太泥，倘有应叙功绩，从何记载乎？则前明之有定式者惟勋戚武弁，而文臣皆随时撰作，毋怪乎谀词满纸也。本朝则诰敕不论文武，皆有定式。而碑文祭文，临时令翰林诸臣撰拟，于禁绝谀伪之中，仍不没人之实，可谓尽善矣。1
明朝诰敕体式淆乱不堪，文辞虚泛谀伪，而清朝诰敕体式各有据依，文辞守正笃实。两相比较，优劣乃见。再如，他在年号、帝号问题上由抑明而颂清：“前明之永乐、天顺、天启皆乱贼号也，以大一统之朝，偏袭用乱贼年号，更足贻笑千古矣……以偏安闰位僭窃之朝尚知检避，有明诸臣乃反不如元魏、西夏何也”；2“宋以前国家年号，从无割取一字而以两年号并称者……至明乃合两帝并称……虽无甚关系，然亦草野横议之一端也。本朝未有明禁而自无此习，一则列圣享国久长，一则朝廷尊严，人情敬畏故也。”3明朝因制订年号之疏、合并帝号之陋而遭其挞伐，清朝因皇帝长寿、朝廷威仪而为人所敬。一遭亵渎，一受敬服，明劣而清优，自然呈现。
（七）回护清朝之短
赵翼对当朝阴暗一面多采取回护策略。如，满人入关后强迫汉人剃发，遭到抵制，其中，江浙一带反抗最为激烈。然而，百余年后生长于斯的赵翼赞颂剃发令的功绩。他称：“头为本朝令甲，顾从未有咏之者，以非中土旧俗也。抑知其便民用，有不可思议者，爰赋诗以张之。”遂赋《头戏咏》一诗颂之曰： ……有疵不用吹毛求，有结已如迎刃释。斯须露出圆颅光，木落山童转高洁。我思头上戴发如毛虫，天铸人样本欠工。留之无用去斯快，此即辅相裁
成功。鬓短况教男女别，辫长弗混僧俗同。是于风教
亦有益，何必簪导勤修容。古制小儿原剃发，彼两髦异弁突。剃幼何不剃到老，直待我朝补其阙。4
整首诗都是在为剃发辩护和正名，鼓吹剃发的合理性、正当性，认为汉人剃发是应时得宜之举，言外之意是：清朝强制推行的剃发令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举措，丝毫不影响统治中原的合法性。
二、赵翼“刺清”的表现
通览赵翼著作可以看出，颂清之论铺天盖地，刺清之论只在隐约之间。然而，在杜维运看来，颂清不过是表面文章，刺清才是真实目的：“瓯北承认自己没有文天祥、史可法等临事慷慨一死的勇气，于是就不能不用颂清来偷生了”；“瓯北并不是一味颂清的，颂清可能为其手段，刺清乃其真精神所寄”；“《札记》多谈历代的弊政及祸乱……将历代令人扼腕的弊政及伤心惨目的祸乱，皆和盘托出。瓯北如此做，是否寓有借古讽今的意味呢？这是耐人寻思的……瓯北的苍凉笔调，是发人深省的。”5此论未必完全允当。不过，尽其曲折而窥其真意的思路值得借鉴。赵翼著作中确有刺清之论，只是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大略可分为三种形式：在叙事曲折之中微露刺清真意；在考论史事之中警示、讽喻当朝；在揭露社会矛盾之中批判当朝弊政。
（一）在叙事曲折之中微露刺清真意
清朝特务统治无孔不入，令赵翼感到不安。他叙述道：
雍正中，王云锦殿撰元日早朝后归邸舍，与数友作叶子戏。已数局矣，忽失一叶，局不成，遂罢而饮。偶一日入朝，上问以元日何事，具以实对。上嘉其无隐，出袖中一叶与之曰：“俾尔终局。”则即前所失也。当时逻察如此。云锦孙日杏语余云。6
王云锦与人戏耍，遗失一片纸牌，不知去向。后雍正帝询问当日之事，他实言相告，受到皇帝嘉奖。这则故事与明太祖、宋濂君臣故事颇为相似：“（宋濂）尝与客饮，帝密使人侦视。翌日，问濂昨饮酒否，坐客为谁，馔何物。濂具以实对。笑曰：‘诚然，卿不朕欺。’”1赵翼在叙述完该事件后惊呼“当时逻察如此”，反映出对清朝暴戾统治的惊恐。
清朝的专制统治，引起了他的不满。明代演戏自由度颇高，而清代演戏只能带着镣铐跳舞。他叙述道：明人多将当朝事迹编入戏中，即使涉及当朝污浊之事也不避讳，甚至有当着权贵之面公然嘲谑者；2清人演戏则不然，“所演戏，率用《西游记》、《封神榜》等小说中神仙鬼怪之类，取其荒幻不经，无所触忌，且可凭空点缀，排引多人，离奇变诡作大观也。”3他通过对历史上“文字狱”的考论表达恐惧和愤慨之意。如，他痛斥秦桧大兴“文字狱”引发朝野攻讦
之风：“秦桧赞成和议，自以为功，惟恐人议己，遂起文字之狱，以倾陷善类。因而附势干进之徒承望风旨，但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讳者，无不争先告讦，于是流毒遍天下……桧又疏禁野史，许人首告，并禁民间结集经社……其威焰之酷，真可畏哉！”4又如，他考述明太祖“以文字疑`杀人”的种种劣迹，5将统治者深文周纳、罗织罪名的丑恶行径展现得淋漓尽致。
赵翼深感文祸之烈，故而在现实生活中极力规避。在撰写《皇朝武功纪盛》之后，他内心十分不安，便将手稿驰送在朝的王昶过目，并附书一封，称：“《皇朝武功纪盛》一本，系从四库书方略内摘叙者，恐或有关碍，故未印刷送人，特先密呈，乞为鉴定。”6该书本为歌功颂德之作，却令他如此战战兢兢，当可想象“文字狱”对他造成多么严重的心理恐慌。置身于文化高压之下而又良心未泯的赵翼，只得采用在叙事曲折之中微露真意这种斗争艺术来疏解内心深处的紧张情绪。恰如杜维运先生所言：“对于清以前的文字狱，如此战，必系震于清所屡兴的文字狱而起。只是瓯北绝不愿文字狱发生在自己头上，所以仅作暗示，决不明指，这原是史学家既可全身又传信史的一种艺术。”7
（二）在考论史事之中警示、讽喻当朝
清朝以武力开国，承平日久，渐趋文弱。赵翼对这一精神风貌的沉沦有些不满，遂在考论史事中讽喻当朝。他抨击北魏孝文帝推行文治致使尚武精神失落：“帝优于文学，恶本俗之陋，欲以华风变之，故不惮为此举也。然国势之衰实始于此，一传而宣武，再传而孝明，而鼎祚移矣。盖徒欲兴文治以比于古帝王，不知武事已渐弛也。”随后接续顾炎武的见解批评金朝以文乱武之弊：“迄金之末，国用易竭，民心易离，实由于此。作法不慎，变法以救其弊，只益甚焉，此又操化权者所当加意也。”8他借金俗重马的现象警示道：“军旅之事，全恃马力，此固有国家者所当留意耳。”9又借评述金朝由强转弱来警示当朝：
金之初起，天下莫强焉。盖王气所锺，人皆鸷悍，完颜氏父子兄弟，代以战斗为事，每出兵必躬当矢石，为士卒先，故能以少击众，十余年间，灭辽取宋，横行无敌……迨南北通好四五十年，朝廷将相既不知兵，而猛安谋克之移入中原者，初则习于晏安，继则困于饥乏……及蒙古兵一起，金兵遇之，每战辄败……统前后观之，其始也以数千人取天下而有余，其后以天下之兵支一方而不足。然则承平之世，安不忘危，搜练军实，振作士气，岂非国家急务哉。10
金朝兴盛之时摧枯拉朽，横扫强敌，终因习于晏安而亡国。赵翼借此警示“操化权者”居安思危，勤于军务。
有清一代，尤其在康、雍之交，宗室扰攘、兄弟阋墙之事时有发生。赵翼笔下有大量关于皇室成员骨肉相残的述论，暗含对清朝统治集团因夺嫡、争权而彼此倾轧的鞭笞。他斥责历史上改恶人姓名之举为“乱世不经之陋例”，1暗含对雍正帝赐兄弟恶名的贬抑。他还评述金朝统治集团由团结到分裂的过程：
金初风气淳实，祖父一言，子孙终身奉之弗敢违……开国之初，家庭间同心协力，皆以大门户启土宇为念，绝无自私自利之心，此其所以奋起一方，遂有天下也……去世祖、肃宗之世曾未三四十
年，而骨肉变为仇，萧墙之内横尸喋血，祖宗淳 笃之风一旦澌灭，而国脉亦几斩绝……自古家门之
兴，未有不由于父子兄弟同心协力，以大其基业。及其衰也，私心小见，疑妒攘夺，恩谊绝而门祚亦随之。家国一理，应若鼓桴，此可为炯鉴也……小部落之兴，亦由于家庭之和壹，非偶然者。2
倘父子同心、兄弟协力，弱小部族也可成长壮大；若家族成员离心离德，雄厚基业也可转瞬断送。赵翼所论，旨在讽喻当朝同室操戈的悲剧，警示统治者以史为鉴，同心同德。
赵翼认识到，帝王对诤臣谏言的取舍往往有时势和权谋的因素，并非全然出于本性的流露。唐太宗即位伊始从善如流，但在皇位稳固之后逐渐疏远诤臣，甚至闻过则怒。他评论道：
此当时君臣动色相戒，皆由殷鉴不远，警于目而惕于心，故臣以进言为忠，君以听言为急。其后勋业日隆，治平日久，即太宗已不能无稍厌。魏征谓贞观之初，导人以言，三年后见谏者悦而从之，近一二年，勉强受谏而终不平。是可知贞观中年，功成志满，已不复能好臣其所受教。然则惧生于有所惩，怠生于无所儆，人主大抵皆然。若后世蒙业之君，运当清泰，外无覆车之戒，而内有转圜之美，岂不比太宗更难哉。3
“人主大抵皆然”之语表明这种现象十分普遍，“后世蒙业之君”之语表明借古讽今的意图。若将引文中的唐太宗置换为乾隆帝，亦恰如其分。乾隆帝即位之初虚心纳谏，励精图治；中年后志得意满，虚骄心理膨胀，难容逆耳忠言；晚年自号“十全老人”，更加刚愎自用，唯我独尊。尽其曲折，便知其讽喻当朝的用意。
（三）在揭露社会矛盾之中批判当朝弊政
赵翼洞悉到盛世之中暗藏的深重危机，再三言之。他赋诗曰：“可怜箫鼓喧阗处，中有饥寒世未知”；4“正是柴荒米贵时，龙舟仍复斗怖觥Ｂ堂燕雀群嬉处，中有饥寒世未知。只恐饥荒在眼前，中流锣鼓漫喧天。”5一面是统治集团歌舞升平的盛况，一面是劳苦大众饥寒交迫的惨状。将二者融于一诗之中，形成强烈的画面反差，表达出对统治者荒淫无道的批判和对百姓悲惨遭遇的同情。
一旦天灾降临，必然哀鸿遍野，统治秩序也岌岌可危。他赋有《书所见》《逃荒歌》等大量诗歌描绘和咏叹百姓流离失所的境况，又赋有《押蝗回歌》《掘芦根》等大量诗歌谴责朝廷和官府不肯赈济灾民反而变本加厉盘剥百姓的罪行，还赋有《年饥》《米贵》等大量诗歌自嘲以四品官身份致仕却时常饱受困苦之窘态。
清朝连年用兵，劳民伤财，社会经济遭到破坏，纵然是曾经繁华喧闹之所，也早已满目疮痍。他赋诗曰：“捷书频奏剿除功，道路传闻乃不同。人岂幸灾虚作警？事当讨乱速为工。流移满野扰锄废，供馈连年府库空。”6所谓捷报，不过用来满足统治者的虚骄心理罢了，掩藏不住民生凋敝的凄凉情状。
赵翼一生吟诵了大量纪实性的忧民诗。从其悲悯声中，可以清晰地听到盛世之下的凄凉之声。7乾嘉时代的“辞官热”现象，固然有士大夫以立言为己任的内在动力驱使及个人性情与为官难以相容的因素，8更有愤恨于社会和官场黑暗的因素。中年致仕的赵翼对此感到不安和厌恶，愤而辞官，让他在窒息之中涌动着以如椽之笔痛斥现实的强烈冲动。
三、对一些观点和逻辑的辨正
作为对“真”的客观描述的“是”与作为对“善”和“美”的主观期待的“应该”之间的矛盾，通常表现为“实然”与“应然”的内在紧张。二者
共存，决定了历史真相不可能彻底呈现。诚如钱锺书所说：“‘是这样’（is）和‘应该怎样’（ought）两者老合不拢。在历史过程里，事物的发生和发展往往跟我们闹别扭，恶作剧，推翻了我们定下的铁案，涂抹了我们画出的蓝图，给我们的不透风、不漏水的严密理论系统搠上大大小小的窟窿。”1在历史认识中，“是”与“应该”的矛盾是深化历史认识的重要动力。赵翼对清朝的态度，就是一个“实然”与“应然”并存的问题。学界对该问题的认识有虚实相间之弊，某些逻辑有牵强附会之嫌。是故，有必要对此展开再认识。
（一）由“颂金”而“颂清”的逻辑牵强附会
女真人是满人的先祖，金朝建立者与清朝建立者在血缘上具有一脉相承性，故此，由颂金而颂清的逻辑契合人们的惯性思维，貌似顺理成章，不证自立。此逻辑确有一定的史实作支撑，故而迷惑性较强。赵翼颂金之论较多。如，他称颂金世宗与臣下商议军国大事时，君臣之间推心置腹，恪守君德臣节，记注官和谏官不必回避。2再如，他称颂金朝文教之盛：“金初未有文字，而开国以后，典章诰命皆彬彬可观……盖王气所锺，生皆异禀，故文艺之末，不学以能……惟帝王宗亲，性皆与文事相浃，是以朝野习尚，遂成风会。金源一代文物，上掩辽而下轶元，非偶然也。”3
不过，细细品读，便会发现这一逻辑的缺陷。首先，他对历代都有颂扬，颂金不过是其中一环而已，不足以表明有什么特殊意蕴；其次，他对金朝不仅有颂词，还有许多贬语。
赵翼对金朝有许多贬抑之论。如，他批评金朝追谥过滥：“金之追谥，亦无限制……凡此皆及身未为帝者，而追谥尊称至十一君，可谓滥矣。”4再如，他抨击金朝施行数十年的推排之法导
致“民家尺椽寸土，检括无遗，民不聊生”。5又如，
他屡屡痛斥海陵王的劣迹：“海陵在位，盖兼齐文宣、隋炀帝之恶而更过之……斯固已缇伦理，然以海陵视之，奚啻十倍。隋炀帝弑父杀兄弟，海陵则弑君弑母，杀伯叔兄弟及宗室数百人，炀帝犹不若是之惨也”；6“海陵荒淫，最为丑秽，身为帝王，采取美艳，何求不得，乃专于宗族亲戚中恣为奸乱，甚至杀其父杀其夫而纳之，此千古所未有也。”7金朝的制度、政略、皇帝无一不受其大张挞伐，清统治者的颜面并未被顾及。
可见，赵翼颂金和刺金都是稀松平常之举，只是众多史论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与他热衷褒贬的史论特色相契合，并无什么微言大义，由颂金而颂清的逻辑牵强附会，不能成立。至于由颂元而颂清的逻辑（元、清同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更为牵强，不攻自破。
（二）由“抑明”而“颂清”的逻辑应审慎对待 前已述及，抑明以颂清是赵翼向新朝表达忠心的重要方式。不过，并非所有抑明之论皆为颂清，只有直接借抑明来颂清的述论才可用来展开论证。一遇抑明之论，就想当然地将之与颂清联系起来，并由此展开明清易鼎、“文字狱”等一系列历史想象，所得结论往往似是而非，属应然之论。
第一，许多抑明之论与颂清无关。如，在考述
晋至明数例皇太孙后，他认为既立皇太子便无再立皇太孙之理，批评明人不谙典故：“唐时犹有能据礼以争者。乃明永乐中竟未闻有以此为过
举，而举朝寂然无声，可见明臣不读书，不知故事之陋也。”8再如，他因明臣在“争国本”中不通事理批评道：“立嫡建储，古今令典，乃时会迁流，有不可以常理论者。明代诸臣，呶呶以争国
本为第一大事，其亦未博观于历代继述兴亡之故也哉。”1又如，他批评万历年间滥征矿税以致“民不聊生，随地激变”2的黑暗政治；还批评明中叶后“士大夫趋权附势，久已相习成风，黠者献
媚，次亦迫于避祸，而不敢独立崖岸”3的不良风
习。这些抑明之论与抑汉、抑唐、抑宋之论一样，
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史论，并不具有特殊意蕴。
第二，赵翼著作中有不少颂明之论。如，他对明太祖的丰功伟绩极尽歌颂：“戡乱兼能致治平，规模宏远照寰瀛。身从乞食艰俱试，目不知书学自成。养士末流犹气节，亲儒初运已文明。始知三百年天下，尽是开天一手擎。”4还称赏其用典得宜：
明祖惩元季纵弛，特用重典驭下，稍有触犯，刀锯随之……法令如此，故人皆重足而立，不敢纵肆，盖亦整顿一代之作用也。然其令李善长、刘基等定律，则又斟酌轻重，务求至当……帝未尝不慎重刑狱。盖初以重典为整顿之术，继以忠厚立久远之规，固帝之深识远虑也。5
再如，他对明前中期建言淳实、君臣互信、唯才是举、政清吏廉津津乐道，还驳斥不恰当的抑明之论：“自洪武以至成化、弘治间，朝廷风气淳实，建言者多出好恶之公，辨是非之正，不尽以矫激相尚也”；6“其时荐贤者，皆采人望，核才品而后上闻……三杨等之荐人，皆出于至公，非如后世市恩植党之为也。其时人主亦倾心信用……君臣之相信如此，宜乎正人端士布列中外，成当日大法小廉之治也”；7“后人徒见中叶以来，官方隳裂，吏治窳敝，动谓衰朝秕政，而岂知其先崇尚循良，小廉大法，几有两汉之遗风，且驾唐、宋而上哉。”8他并未因为是胜朝事迹就刻意掩其美而指其瑕，持论较为公允。
第三，抑明与颂清未必具有同一性。如，他将清朝选驸马不由勋旧与明朝选妃后多自民间做类比分析：
来自民间，则习见闾阎生计，可以佐人君节俭之治。若必出于勋旧，则勋而兼戚，戚而兼勋，王氏祸汉，贾氏祸晋，可为前鉴。本朝选驸马亦然，非但不由勋旧，并不由仕宦，其意深远矣云云。今按明代选秀女之制，亦非通行天下，大概多在京师
附近之处……盖有明中叶以后，选妃多在京师，不及远方，恐滋扰也。9
这是一段既颂明又颂清的史论，对明朝选妃后和清朝选驸马，皆持肯定性评价，毫无贬斥之意。可见，将抑明以颂清的逻辑泛化是不妥的。
（三）因状元功名被褫夺而心生怨艾并非刺清的表现
赵翼本该成为状元，却因故被乾隆帝褫夺。他终生为此郁郁不平，虽不敢直接指责，却反复流露出怨怼情绪。杜维运注意到这一点，称君臣之间有一段“似真似假，若即若离”的情感纠葛，后来赵翼因“奉特旨”得以出任地方官而时常称颂乾隆帝，但“心里想什么，那就是另外的问题了”。10这一认识由表及里，富有启发性，但不能将其怨艾视为刺清的表现。
诚然，赵翼认为乾隆帝所为是不公正的，由此产生的怨忿情绪是强烈而持久的。他叙述了主考官如何处心积虑地阻止他夺魁和乾隆帝如何煞费苦心地斟酌状元人选，反复申说自己与状元失之交臂是江南籍贯和军机中书身份所致，并非文才不足。作为读书人，他十分渴望获得状元功名，坦承：“余以生平所志在此，私心终不能已。”还以宋代黄公度错失状元自比：“是其命本不应显达，故登第之始即遭挫折，此预兆于几先者也。”11与状元功名失之交臂，影响了他的心态、思想和文风。当遇到历史上此类事件时，他总是不惜笔墨书之又书，再三言之，并多将之归因于“器小不享厚福”。1
可见，真正对他造成打击的是读书人渴求至高荣誉而不得的失落感，与身处哪个朝代或皇帝是什么民族无关。其怨艾之言，与刺清无关。
（四）《十不全歌》并非讽刺“十全老人”
晚年的乾隆帝志得意满，对自己的“十全武功”极为自负，自诩为“十全老人”，反映出好大喜功的性格。恰巧，赵翼赋有《十不全歌》，云：
世间万事无不有，奇形乃见支离叟。眼无缝，颐有纽，胸怒蛙，颈瘿狗，足一腿，手半肘，倮然一身丛百丑。市头坐乞钱，人呼十不全。天生是使独，彼亦不知所以然。我读《山海经》，人生初本无定形。或蛇身牛首，或三臂独肱。脐为口无舌，乳为目无睛。天公见之不好看，逐件端相细改换。譬如塑佛欲成满月面，鼻大减几分，口小拓几线。自从铸就人样子，化工能事始毕矣。听他夫妻父子依样画葫芦，大概不出范围里。何哉尔独缺不完，缩长凸短双必单？得非女娲抟土未定稿，千年抛落荒山道。尔托生时不暇择，负之出胎太草草。眼龙，称豪英。豁鼻马，为公卿。瞎儿一泪亦大贵，凿齿半人且得名。尔则手不能持，足不能行，同在覆载内，天桎地梏过此生。噫胶酰∥匠鲎蕴煲猓生之胡令痼疾废？谓是恶所招，受形时岂即召戾？将无轮回果报信有之，今生苦是前生致。不觉对之为悲涕，愿天生好人，愿人行好事。2
此诗是他有感于街头残疾人乞讨而作，无非是感慨世间奇人异行，落脚点是哀叹命运的不可捉摸性。这与神秘主义思想有关，并没有借此讽刺乾隆帝自号为“十全老人”的微言大义。将《十不全歌》视为刺清的表现，甚至据此得出他是反专制的启蒙思想家的结论，拔高了其政治觉悟，有穿凿附会之嫌，属应然之论。
四、赵翼在“颂清”与“刺清”之间彷徨的原因补论 赵翼为何在颂清与刺清之间彷徨？杜维运在《颂清与刺清――赵瓯北的彷徨》一文结尾处从入世与退隐的纠葛着眼分析道：瓯北是在颂清与刺清之间彷徨。他的颂清，不是完全不可原谅，他毕竟是清朝人，不是现代人，也不是明末遗老。他的刺清，则表现出书生的本色。书生或所谓知识分子，不能不有时代感，应不时提醒时代，应不时规谏时代，所谓爱之深而责之切，刺时之论，于是出现。书生的令人尊敬，大半在此。瓯北退居林泉，撰写《廿二史札记》，隐含刺清之意，已尽书生之责。“不能立勋业，及早奉身退，书有一卷传，亦抵公卿贵。”傲公卿以外，似乎也隐含着无限傲清廷的豪气。3
有学者指出，赵翼对清朝的态度表现出隐蔽性和温和性的特点：分明已经认识到当朝弊政，却慑于高压统治而不敢公然道出，只得借助对古代弊政的抨击表达对当朝的不满；在考论历代史事中敢于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予以揭发和批判，却没有公然抨击当朝的言论，表现出怯弱的一面。4这些认识均有允当之处，思路具有启发意义，本文在此基础上展开补充论证。
（一）文化专制与良史操守之间的内在紧张
从某种意义上说，史学发展史就是史家自主意识与束缚之的世俗权力意识的争夺史。史权与君权之间的矛盾突出地表现为道义、德性与盛力、威权的内在紧张；被赋予某种神圣性的史权是与君权相埒且对君权有所制约的力量，甚至是一种终极裁判权力。5
在中国传统史学文化中，史权与君权的关系时而舒缓，时而紧张。通常而论，在政局混乱时期，君权式微，史权可更为积极地发挥彰善瘅恶的功能，二者之间的冲突多呈现出显性特征；在“大一统”时代，君权强化，史权多扮演补充、维护君权的角色，二者之间的冲突多呈现出隐性特征。乾嘉时代是“大一统”时代，史权与君权之间争夺话语权的斗争或明或暗地展开：君权对威权统治表现出超乎寻常的肯定；史权对良史操守表现出视死如归的追求。
史官们貌似拥有强有力的话语权，其实只能在预设的历史观的支配下，像木偶一样地对历史指手划脚。一旦这种历史观成为必须遵守的依据，那么大大小小的问题都要围绕它来展开，历史书写要从中寻找合法性，而喋血于这种暴力话语之下的个体生命及其历史书写只能无奈地沦为歌颂世俗权力的祭品。因而，歌颂和讥刺未必是真情实意的流露。
当史权依附于君权或被君权胁迫时，史权虽可得以伸张，却不得不扮演着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不光彩角色，这是尚有一丝良史操守和独立意识的史家所不甘心的；当史权对君权表现出离心倾向时，往往会遭受君权压制性甚至毁灭性打击，这又是无力摆脱困局的史家所不愿意看到的。无论是是非曲直取决于圣裁的隐性话语，还是“焚书坑儒”“文字狱”等显性话语，都是君权迫使史权异化的暴力话语，反映出君权强势的背景下史权的式微。在帝制时代，史学沦为文化专制的奴婢，史家之褒贬系于帝王之裁断，是难以抗拒的。乾嘉时代，强势的文化专制对弱势的良史操守进行无情地压制。置身其中的赵翼进退维谷，无力抗拒文化高压，欲兼取鱼熊而不得，欲直抒胸臆而不能，表现出彷徨于颂清与刺清之间的窘态。
（二）皇权崇拜倾向与自我意识之间的矛盾
皇权具有无上性和无限性，任何侮慢皇权的言行都会被严令禁止。目睹“文字狱”之惨状，清代读书人的心理极度紧张，以致出现一些非正常的现象：“自我禁抑”者有之，由是出现读书人的集体失语；“双重写作”者有之，由是出现不绝于耳的颂扬声。诚如王森所言，朝廷千方百计“鼓励对功令采积极跟随的态度……清代文士那样大量颂圣、颂清的，则并不寻常，而且文字狱压力愈大，歌颂得越厉害”。1赵翼彷徨于颂清与刺清之间，就是一种“自我禁抑”心态之下的“双重写作”。
这种貌似自相矛盾的“双重写作”是耐人寻味的。在专制帝制时期，历史的记录权和解读权掌控在少数统治者或与统治意志结成某种“联盟”、至少是达成某种“和解”的史官手中。无论本性上多么正直、善良、公允的史家，首要行为都是论证自己存在的合法性――既有秩序的合法性，历史书写都会有意无意地体现着特定阶层或集团的生活经验和意识积淀，并在某种程度上服务于此阶层或集团的现实利益。这一人性弱点是难以超越的，由此带来的后果便是“使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从属于研究者意识形态或政治倾向的需要而从不考虑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包括研究者本人受意R形态或权威的支配，如果没有这些支配，那些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可能与意识形态或权威的需要产生很大的矛盾”。2
诚然，赵翼内心深处对“既立皇朝”（或“既定皇权”）有浓厚的崇拜倾向，只因适巧生活于清代，才表现为颂清，3其颂清之论未必完全出自真情实意，但是，他竭力论证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却是实实在在的。不过，自我意识较强的赵翼并未丧失独立思考的勇气和能力。这是他没有迷失自我的原因，也是刺清的内在动力。他在颂清与刺清之间的彷徨，就在于难以克服的皇权崇拜倾向与强烈的自我意识之间的矛盾。
马克・布洛赫称：“历史是历史学家的暴君，它自觉或不自觉地严禁史学家了解任何它没有透露的东西。”4乾嘉知识界几乎陷入一片沉寂，“因涟漪效应带来各种文化领域的萎缩、公共空间的萎缩、政治批判意识的萎缩、自我心灵的萎缩，形成一种万民退隐的心态，‘非政治化’的心态”，许多激流勇退的例子正反映出这一点；更为可怕的是，读书人自我意识弱化，批判精神沉沦，“一个不明就理的人捧读一部经过官方删窜及自我删窜后的书，如果没有足够的敏感度，或是无法通晓某些书中的隐语系统，通常不会有异样的感觉。所以过一段时间后，历史记忆常被彻底扭曲或抹除而不自知。”5对赵翼“双重写作”的认识也应注意到这一点。当史料不支持真相而支持假象时，倘若我们不能知人论世、由表及里，那么，我们的历史认识必将堕入强势话语权者精心编织的史料陷阱之中，最终沦为虚假史料的奴隶。面对赵翼著作中铺天盖地的颂清之论，我们应当运用一种隐喻式的解读工具，透过现象看本质，庶几得以窥其思想真谛，不至于被强势话语裹挟而不自知。
（三）“超越前代”思潮对读书人时代自信的激发 乾嘉时代距惊心动魄的明清易鼎已远，汉人的民族仇恨逐渐淡化，反清热情难再高涨。纵使在鼎革之际抗清意志最为坚决的江南一带，读书人内心深处对清朝的抵触情绪也不再那么强烈，肩上担负的恢复汉人江山的民族使命逐渐卸下，对清朝的认同感与日俱增。
沐浴在盛世之下的读书人掀起了一股勇于肯定当代、褒扬本朝的“超越前代”思潮。褒扬天命者有之。如，《清通典》称：“本朝受命，圣德神功，超越前代。”1褒扬皇帝者有之。如，毛奇龄盛赞康熙帝：“皇上纯孝性成，超越前代，其于礼文，尤复淹贯。”2再如，李光地称：“皇上圣德神功，超越前代，御极以来，内收叛乱，外靖凶残，绝岛穷荒，靡不归命。”3褒扬文治者有之。如，铁保称赞：“本朝自定鼎以来，文教之兴，超越前代。”4再如，陆廷灿称：“人才之盛，超越前代。”5褒扬武功者有之。如，陶澍称赞清朝“武功之烁，超越前代”。6比赵翼年代稍早的袁栋还罗列了八项清朝“超越前代”的光辉事迹：“四圣相承，宽猛相济，帝德之隆，一也。台湾青海亦入版图，幅员之广，二也。椒房不预政事，无母后垂帘之失，三也。内竖止给洒扫，无宦官干政之嫌，四也。外戚不侈，五也。宰执无权，六也。即位改元不再元，康熙至六十一年，运数之绵，七也。外方平治，无和亲致币之事，御守之略，八也。”7在清代文献中，“超越前代”“度越前古”“超越古今”“超迈往代”“超越百王”等语俯拾即是，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清人的时代自信。
在中国历史上，“朝代间的比赛”8屡见不鲜。然而，如清人这般争先恐后者为数不多。“超越前代”思潮是清人的时代自豪感和历史使命感在思想意识领域的反映。清人希冀通过对本朝历史地位的高扬来重塑当代形象，既表达出对既定统治秩序的肯定，又饱含颇具经世意义的社会责任感。
以“超越前代”的时代自信来对抗“朝代循环”的循环史观和“厚古薄今”的倒退史观之所以能够成为一股汹涌而来的思潮，自当具有深刻的历史合理性。梁启超曾论：“凡‘思’非皆能成
‘潮’；能成‘潮’者，t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9以是观之，清中叶是文化昂进之时代，“超越前代”思潮是一股适应时代要求的进步思潮。
赵翼置身于这股思潮之中，自然热血沸腾，燃起了褒扬当朝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认为，清代文治武功均有许多超迈往古之处，读书人能做的就是“留将彩笔咏N平”。10从这层意义上讲，颂清是他彰显时代自信的思想武器，是主动而理性地选择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发自内心的，并非全然受制于“文字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