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菜市口，是过去杀犯人的地方。贵阳的马家坡和陈家坡同北京的菜市口一样，也是杀犯人的地方，是令人恐怖的刑场。
马家坡和陈家坡，在从纪念塔去南厂的路两边，一左一右。马家坡在右面，即今供电局宿舍后面，陈家坡在左面，即今贵阳大剧院后侧，两者相距几十米。以姓名坡的情况，在中国的过去是很普遍的现象，也是私有制的必然产物。但凡有坡属于某姓的领地，该坡就叫某家坡。马家坡和陈家坡也应如此，只是难述其详而已。
在冷兵器时代，行刑用刀，因此可在城内。北京的菜市口就在人烟密集的地方，在此行刑还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贵阳也曾把甲秀楼前的河沙坝当过刑场，就是如此。不过，贵阳的刑场基本上都在城外。最早是在桑园，即现在的六广门体育场处。正因为这样，紧接铜像台的广东街原来就喊叫落魂坡，因为犯人被押出北门，到了这里就离死不远了，魂都吓落了。后来改在杀人坡，即现在的大西门一带。到了民国时期，冷兵器退出历史舞台，行刑也不再用刀，改为用枪，这就要求刑场前必须有山，否则就不安全，于是大南门外的马家坡就成了首选之地。由于此处杀人很多，在贵阳农村就出现了一句骂人的话，叫“爬马家坡的”，即挨刀的意思。又有人把它与北京的刑场并列起来说，“北京有个菜市口，贵阳有个马家坡”。1949年以后，大概是表示“新”、“旧”社会的犯人性质有别，又把刑场改到离马家坡一步之遥的陈家坡。
在马家坡杀人，我没有看到过，陈家坡杀人，倒是亲眼目睹，而且不是一次两次。说来也怪，头天下黑时纪念塔有老鸦叫，第二天一定要杀人。那时还小，十二三岁，听说要杀人，就赶到陈家坡去看，完全是好奇。刑车是鲜红色的，据说当时的贵阳只有两辆。对一些罪大恶极的犯人，要押在刑车上先游街再行刑。枪毙一个人的情况不多，一枪毙就是几个一起。有一天，一次就枪决了二十几个。犯人毙命后，大多无人收尸，就地掩埋。不论是否收尸，家属都要向当局交“子弹费”5000元（今5角）。一到晚上，望城坡成群的豺狗就来陈家坡把尸首刨出来啃，把死者的衣服拖得到处都是。
还有一些情景，至今想起来都毛骨悚然：那时杀人是用枪打脑壳，打得脑髓遍地。由于中国民间认为吃什么补什么，因此有些患有脑病的人，先在离此不远的粑粑街买一块热糍粑，然后在刑场上去捡犯人的脑髓裹在糍粑里吃，有点像鲁迅写的华老栓那样，愚昧而又血腥。一到晚上，就有豺狗到陈家坡来，叫声很令人害怕。
解放前夕，江西坡脚和沙河桥边也曾杀过人，不少烈士就牺牲于此，但那是为避人耳目的临时选地，不是固定刑场。只有马家坡和陈家坡，才是贵阳的“菜市口”，杀的人也多，阴气很重，所以在民间又有一句话，叫“马家坡、陈家坡，鬼成窝。”
上世纪中叶以后，因住在纪念塔一带的人逐步多了起来，刑场才改到郊外，比如龙洞堡“十一公里”处的大麻窝等。上世纪末叶，政府有关部门在乌当建了花园似的固定刑场，行刑也逐渐文明，不再准人观看。同时，又有了新的迷信，说捆绑极刑犯人的绳子，只要带血，用去拴牛，牛就很听话，织金一带的农民甚至不惜用半吨煤来换一根这样的绳子。如果是很多年前马家坡和陈家坡捆绑犯人的血绳，那就更灵。
马家坡和陈家坡早已炸为平地，上面修建了不少高楼大厦，成了闹市，知道它原来是贵阳“菜市口”的人，已经很少很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