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圣诞礼物
原以为老爷子还能撑一段时间，还以为他会像往常一样一路挣扎到了医院便能缓过劲儿来。当医生喊不醒他时心口觉得猛地紧了，一摸他的手还热乎，那时我仍然相信他还会醒来。
一阵抢救的忙乱和医生的议论让我感到他这次再也醒不了了。医生给我看了拉成一条直线的心电图，确认老爷子确实走了。
按照老爷子的生前遗愿，要捐献他的眼角膜和遗体，我是执行人。
取眼角膜的手术需要20多分钟，在等待的时候，一个念头突然闪进了我的脑子――老爷子今天是去当天使了，这个想法让我慌乱的心安定了许多。
老爷子走得出乎意料。下午4点左右才从医院出院回到家里，7点左右，令他痛苦甚至恐惧的呼吸道痉挛又发作了，到了医院就已经不行了。回想起来，在救护车上他安静地睡着了，以为他也是像以往一样是因为缓过了劲儿累了才睡着的，只是睡一会儿。这一次的发作也不似以往那么时持续时间长，面色发青，嘴唇乌紫。他那会儿脸色红润，神态安详，微张着嘴，没有奋力挣扎的痛苦，也许那时他正在升上天堂……
在平安夜安详地走也许是天意。前年底老爷子病重住院，医生就曾告诉老妈要有思想准备。
一年来，一家人眼睁睁地看着令他痛苦万状的呼吸道痉挛一次次发作而无能为力，也一次次心情复杂地看着他从死亡边缘挣扎出来，医生说他那种身体状况能活到现在是个奇迹（对此老爷子深感自豪）。现在想，也许他老人家能够挺过一次次发作的挣扎、痛苦，艰难地活着，就是为了等待平安夜这一天……
平安夜，我仰望天空，那一刻我相信他在天上看着我们，说：“爸爸你是天使！你将把光明带给等待已久的人，你就是光明天使！”
平安夜，告诉儿子说“公公走了”。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上帝今天晚上太忙，叫公公去帮忙了。”这个说法很有创意，也让我觉得很安慰。
圣诞节，和儿子一同听到老爷子的角膜将移植到一位十多岁少年身上的消息。我感到很欣慰，这是我一直挂心的事情，终于有了结果。晚上又一次提醒儿子，接收公公眼角膜的那个孩子后天将做手术，儿子说“知道”。我说“公公真的是去给上帝帮忙了”。儿子接着说“公公去当圣诞老人了”。后来我想，这个说法很确切，老爷子给那个孩子送去了他最想要的圣诞礼物。
让更多的人知道
老爷子捐献角膜的遗愿，是在程德忠程老伯尽心尽力的帮助下顺利实现的。他曾问通不通知媒体，我说“不用”，他又建议用化名，我还是回答“不用”，仍然觉得没有必要。当他说“这是今年贵阳市第一例眼角膜捐献。”这下，我懂了程伯的意思。
我接受了采访。记者的第一个问题是父亲是不是受我的影响才做这样的决定，我回答她“他是个开明的人”，意思是这样的决定应该是他自己的想法。记者问道“他是不是一个喜欢帮助别人的人？”――这是一个典型的“诱供”。当时觉得脑子有些乱，老爷子似乎是但又不像记者希望的那样，只是觉得这个问题对老爷子来说不准确，裹搅了一阵，我回答成很不干脆很含糊很让自己感到别扭的“应该是”。后来想，记者是想要从这个问题中得到他帮助过别人的感人故事吧。这样的话，这个问题确实不适合老爷子。回想起来，以前他就经常因“多管闲事”而被习惯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老妈抱怨，那些“闲事”自然称不上“好人好事”。准确地说，老爷子是乐于以他的方式去关照他人的人。
借此，我也梳理一下，解开那个“应该是”给自己带来的别扭。为了切合眼下的主题，自然想到的多是老爷子在正能量方面的特点，我给他的概括，是一个重感情、热心、知恩图报、开通开明、既尊崇中国传统观念又易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人。
见到关于老爷子的报道，和我想像的大不同，某些事实还有些出入，老妈说只要主要的东西在就行了。她有些激动，两家报纸报道的标题很大，篇幅也不算短，她觉得很安慰。报道说，除了一位少年还有一位中年人等着角膜，老妈比划着两个手指说：“这次捐献太有意义了，帮到了两个人。不管手术成不成功，不管角膜能管多久，捐献对他们都能带去好的影响。老爷子应该感到满意，他喜欢热闹，今天贵阳市起码好几万人都在看他，这是他没想到的。”
老妈打电话告知老爷子的生前好友并让他们看报纸的报道，每一次都泣不成声。我听得出，这不是悲伤而是感动和欣慰。
老妈是在去年5月份登记成为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的。受到老爷子的感染，她更坚定了信心：“捐！我一定要捐！管他哪个同不同意！”语气坚决、坚定。我立刻表示：“我还是执行人！”，心里满是感动和欣慰。
从“太伟大”到“很平常”还需要时间
因为我是一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怕麻烦的别人的人，老爷子的离去我本来没打算通知同事、朋友、同学。身处冷清、布满灰尘、临时布置的灵堂，我感觉有些压力，甚至开始觉得我支持他捐献角膜、遗体的“裸捐”行为是因为自己的自私和不敢承担。因为老爷子生前喜欢热闹，特别喜欢有人来看他，和他聊天，让他就这样冷清、惨然地走似乎太残忍。况且他这样的作为为何又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呢？我自己问自己。
十几天前，和老爷子谈到他的后事时，他说他走后让我的朋友、同学来看看，当时以为捐赠了遗体后就没有遗体告别这一环，告诉他捐了遗体后别人就不能看到了，便又再问他捐不捐，他依然肯定地说“捐嘛！”
老爷子走时没有留下一句话，让亲朋好友来看看他应该算是他最后的愿望。在老爷子的跟前绕了很多圈，犹豫再三，还是决定给几个要好同事、朋友、同学打电话告知一声他走了的消息，只好麻烦他们一下，以满足老爷子生前的愿望了。
同事、同学、朋友来了，很多人说“太伟大了！”有人说“他是大彻大悟了”，有人说“这样做说起容易做起难”，有人说他这样的做法“让他的生命仍然在延续”。这些说法让我感动，卸下了心里所有的包袱，豁然开朗。我在心里感激同事同学朋友的到来，感谢他们让老爷子在尊敬、赞扬中走。
我的一个同学坦言，她从来没想到过这样的事。今天，也许来的人都会想一想这个问题，也许他们中的一些人将来也会做出和老爷子一样的选择。
现在时常会想起大家对他的评价，每次说起“太伟大了”这几个字时，我都禁不住潸然泪下。我想，这几个字对老爷子来说已经足够了，足够了！
病床上，当他决定“裸捐”的时候很淡然很平常，就像做了一个普通的决定，并不觉得自己有多高尚多伟大。他附和着我说“烧了就是一堆灰，烧了不就烧了？资源白白浪费，捐了是做公益。”
据说在国外角膜、遗体捐献都很平常。去年清明节，在宝福山贵州省红十字会遗体捐献志愿者纪念碑前，遇到为前年去世的父亲祭奠的一家3口。他们告诉我说，关于遗体捐赠有的国家立了法，比如考驾照都要签捐献合同，驾驶证上就有捐献电话，一旦出车祸就可以顺利实现捐献。捐献是一种自愿行为，更是一种习惯。
那天接收老爷子遗体的小伙子说，目前在我们国家的一些发达地区如上海、杭州等地，捐献也逐渐多了起来，这是一种认识的转变，观念的转变，习惯的转变。
2002年，《贵阳市捐献遗体和角膜办法》正式颁布实施，离今天已经12年了，作为全国第一部有关捐献遗体、角膜的地方性法规，它曾引起很多人的关注。那天，程伯算了一下，15年来，贵州省实现遗体捐献的差不多有80人。老爷子的这次角膜捐献是贵州省的第13例。从这些数字上看，这些先行者的行为在今天看来确实很伟大。我想，要从“太伟大”到“很平常”也许还需要一个过程，我只希望等到我捐献的时候已是“很平常”。
去年清明节，知道了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命题，学者给我们的一种诠释是：面对死亡更能认识生命的意义，活在当下，珍惜生命。不同的人对生死有不同的理解，记得有人说，“生”与“死”实际上是不同生命形式的存在。老爷子的选择让我对“向死而生”这个命题有了另一种理解。老爷子在生前决定了他的死后，他的肉体生命停留在了75岁，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他的选择又让他以一种更高的生命形式活着。
老爷子，谢谢你！我以这种方式来祭奠你、纪念你，这应该是你赞同的方式吧。
你走得很让人尊敬，走得也热闹，你应该很满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