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坐落于上海茂名南路58号的五星级宾馆――花园饭店，凡是上海人，乃至来过上海的中外游客，恐怕都是知道的。它毗邻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淮海中路，在上海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至于说到它的前身究竟是什么，也许有若干久居上海、深谙上海典故的“老克勒”会回答：“迭个阿拉晓得，勿就是老早格法国总会嘛。”
然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法国总会结束至1990年花园饭店开业期间，这幢优雅的奶白色的建筑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有时候，人们会看见男男女女从这里进进出出，却并不知道那是何许人物。
其实，这里始终是一个供人娱乐和休闲的所在。之所以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是由于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它一直是封闭的，从来没有对公众开放过。
俱乐部精英云集
1954年，原法国总会以文化俱乐部的名称正式重新开张。这是一家内部俱乐部，它开放的对象限于被指定为会员的上海文化和其他各界少数上层人士。
文化俱乐部的冠名，之所以不久后又加上了“政协”两字，全名为“上海市政协文化俱乐部”，因为它的会员从来就不局限于文化界人士，其主管部门也从来就不是哪一家文化单位，而是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和上海市政协，其间还曾划归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和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处境，正如费孝通先生写过的一篇因而获咎的文章的题目：《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虽然已经有过“民主改革”、“思想改造”等一系列运动，但毕竟是乍暖还寒，乍寒还暖，还远远没有到“引蛇出洞”、“枪打出头鸟”的地步。上海是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以及各界名流荟萃的地方，非常需要有这样一个场所，将这些人士集中在一起。因此，当局在这个俱乐部的日常业务部门之上，还设立了一个由时任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先生担任主任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中，还有另一位副市长荣毅仁先生。区区一家俱乐部的管委会，居然包含了两位市政府现职领导，可见它的不同凡响和高层对其重视程度。
我父亲严独鹤原是一位著名老报人。他在五十年代担任上海图书馆副馆长，是上海市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他从文化俱乐部成立伊始，就是其会员。
我曾听我父亲说起，当时得以成为文化俱乐部成员的，大致须具备下列几种身份之一：其一是在上海的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以及上海市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上海市属各区政协的正副主席及秘书长；其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包括文联、作家协会等）市级机构理事（委员）以上的领导成员；其三，拥有三级（或二级）以上技术职级的高级专业人员，如教授、医师、工程师、艺术家等等；其四，市政府参事室的参事。
这里对其中两点作些说明：首先，当时对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级，并无高级、中级、初级的说法，只有高教几级、文艺几级的区分。在大学，三级（或四级）及以上都是正教授，而三级以上的专业人员，各个单位都很少。其中一级，更是凤毛麟角。例如复旦大学这样的上海一流大学，像孙大雨、张孟闻这样当时已是大师级的人物，都是二级教授。我1961年进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就读，当时本系的包玉珂、马茂元二位老师，都是颇有名望的学者，但都是副教授。绝不像现时有些段子中揶揄的那样：博导一教室，正教授一礼堂，副教授一操场。
建筑内饰别具匠心
从1954年到1960年，上海市政协文化俱乐部在这幢白色建筑中，一共存续了六年。作为一家供人休闲、娱乐的场所，它的硬件设施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一流的。
这是一幢法国宫廷式建筑。走进它的内部，满目是上世纪初期始兴于巴黎的新古典唯美主义色彩和装饰艺术风格的交混：带壁龛的、用金色马赛克铺设的墙壁，以情态生动的女神浮雕作支撑的前厅主柱，以及与之上下对应的彩色玻璃镶拼成船脊造型的透光天花板……通体显示出一股古典西洋贵妇似的典雅气质。
在二楼舞厅，还有着几十年来一直享誉沪上的，当时上海仅有的弹簧舞池――也就是在舞池的木质地板下面，特别装置了强力弹簧，以增强舞客在翩翩起舞时那种腾云驾雾似的感觉。文化俱乐部时期，这里大约每星期举行一两次舞会。仿佛记得这个舞厅是不收费的，饮料也极便宜，一杯冰淇淋汽水，只要两角钱。除了舞厅，还有弹子房、滚球房等，置身其中，那种气氛，那种情调，总使人觉得同外面那些公开营业的场所迥然不同。总而言之，这是另外一个世界。
这里最吸引我的是游泳池。原法国总会的游泳池也许是当年上海规模最大、最高级的室内游泳池：长方型，宽30米，长60米，不仅面积远远大于上海其它室内游泳池，更有别于其它室内游泳池的是，它并非像一个大浴池一样是封闭式的，它有一个全透明的开放型的顶棚。白天游泳，如果天气晴好，可以晒得到太阳，空气也十分流通。每到夏天，作为会员的直系亲属，我还办了一张家属游泳卡，可以不必每次都由父亲亲自陪同，自己单独进出，游泳之后，再独自到二楼舞厅。虽然没有舞会，但咖啡座是一直营业的，花两毛钱点上一杯冰淇淋汽水或者柠檬红茶，听听音乐，有时候再一个人到空荡荡的舞池里蹦上几个来回，感受一下地板下面强力弹簧的弹跳力，真是太舒服了。
总而言之，在这里，最为突出的就是有一种和其他地方完全不同的感觉。比如我一个十三五岁的小屁孩，在任何别的地方，自我感觉都是一个boy（男孩），但当一个人进入这里的游泳池，一个人坐在这里的咖啡座，刹那间就会感觉自己是一个gentleman（绅士）。可以说，我从小孩到成人的角色转换，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在20世纪五十年代，这里作为一家俱乐部是名副其实的。诚然，在莺歌燕舞的背后，也并不是完全风平浪静的。多年后，我曾听上海提篮桥监狱时的狱友孙大雨先生说，五十年代初“民主改革”运动中，他受到了猛烈的批判，作为曾经的左派、上海大学教授联合会主席的他不服，进行反击，到处指责批判他的人是“反革命”。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便多次找他谈话，要他停止反击，接受批判。谈话地点好几次就在文化俱乐部。有一次，同他谈话的一位是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另一位是更高层的领导人。 不多久，“反右”运动开始了。
特供食物深受欢迎
1960年，上面突然通知，茂名南路58号这幢房子另有他用。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成了毛泽东来上海时的行宫。其所以选中这里，据说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室内游泳池受到青睐。于是，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里就进入了更为神秘的岁月。
同年，上海市政协文化俱乐部搬迁到了北京西路泰兴路转角的原丽都花园。对于以原丽都花园作为新址的文化俱乐部里面，究竟有哪些文化娱乐设施，我的记忆中已经荡然无存了。我只记得当时的大堂墙壁上悬挂着一幅由王个和贺天健两位大师合作的，几乎和墙壁差不多高度的巨型山水画，实在是罕见的珍品。岁月悠悠，不知今日尚在否？此外，它的中餐厅起名为百花厅，厅内的墙壁上都是各种花卉的浮雕，远远看去，确也吸引眼球。但近前一看，也许是施工仓促的缘故，表面的石膏极其粗糙，明显地露出一个又一个大大的气泡，令人不忍卒睹。不过那个年代，只要有地方吃饭，只要有好饭好菜吃，墙壁上雕花的质量如何是完全可以忽略的。
因大环境颇为严峻，文化俱乐部的餐厅也改变过去对会员无限制畅开供应的做法，向每位会员每月发放十五张餐券。每次就餐，每人至少用券一张，多用不限。每张券可点一道菜，每道菜的质量、数量和价格同以往几乎一模一样，就好像整个社会的食品供应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
至今深深留在我记忆中的一道菜是鸡面。这是一道地道的西菜，需用大量奶油才能做成。由于原料紧俏，即使一些价格昂贵的高价西菜馆也很少供应这道菜，但文化俱乐部西餐厅是例外。它不仅有，而且价钱便宜，质高量足。那是很深的一个腰盆，鸡片和面条装得满满的，顶层是成金黄色的奶油，几乎超过了盆沿。再配上两毛钱一盅不须餐券的用上等牛肉文火炖出来的牛茶，以及烤得又脆又黄的面包，无疑是心向往之的天赐美餐。因此，这一道最佳组合的套餐，不仅是我们一家三口在那个年代的最爱，可以说也是当时有幸进入文化俱乐部西餐厅的人们的最爱。
文化俱乐部的另一令人向往之处，是吃饭不收粮票。每人付一角钱，雪白的上等大米饭，敞开肚皮尽吃。这里还有过一个纠纷：俱乐部的会员中，有的人年纪大了，住得又远；也有的家中临时来客，不便过来，有时就让家中保姆拿了会员证和餐券前去点菜。保姆往往再花一角钱买一碗冬瓜海蜒汤（不要餐券），就着汤，畅开肚皮饱饱地吃上一顿饭，然后把菜原封不动带回来。这对于每个月只有25斤粮食定量，少油寡荤的保姆阿姨们来说，简直就是盛大的节日，导致文化俱乐部的餐厅经常人声喧哗，热闹非凡。俱乐部的管理方对此十分头痛，终于制订了一个规定：凡是保姆，若无主人在场，只可在门口的外卖处购买外卖食品，一律不准单独进入内厅。对此，在我家工作了多年的阿宝阿姨恨声不绝，嚷道，不是说劳动人民翻身了么？连难得进去吃顿饱饭都不许，这还是看不起穷人。不过，当保姆的脸上没刻字，谁是保姆，谁是家属，毕竟难以正确判断。大概持续了一两年以后，后来就干脆取消敞开肚皮吃饭的做法，改为每人一钵米饭了。
占座间名流荟萃
在政协俱乐部时期，我亲眼见过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因此也深深铭记这段岁月。
从茂名南路搬迁至泰兴路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由于茂名路这边的迁出是限时限刻的，而原丽都花园的房屋已经破旧不堪，必须修缮后方能入驻，这就产生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差。文化俱乐部找了一个过渡的地方――当时上海最高层的标志性建筑国际饭店14楼的一个大厅作为临时餐厅。由于地方小人挤，当时餐厅内都是一张张十座以上的大桌子，往往三四拨人挤在一张桌子上用餐。
在这里，我曾经和著名京剧演员李玉茹女士在同桌吃饭。记得好像是一张椭圆形的餐桌，我父亲坐在一方，我母亲和我依次坐在左首，李玉茹和她的同伴坐在另一边。我一边听父母和她聊天，一边近距离观察这位名满菊坛的京剧坤旦的一颦一笑。我曾观赏过她演出的《十三妹》等名剧，李女士不仅唱做俱佳，而且扮相上乘，一上场就满台生风，令我倾倒。使我吃惊的是，在我对面的李女士尽管化了妆，依然掩盖不住像橘子皮一样、高低不平的一脸皮肤。回到家里，我大惑不解地向父亲问起这个问题。父亲告诉我，这是每一个演员所不可避免的。尤其是戏曲演员，每次上台都要上很浓的妆，厚厚的粉底对皮肤的腐蚀十分严重，天长日久，凡是演员的脸都这样。
1960年底到1961年初寒假期间，我就读的中学组织学生下乡劳动。我下去次日就装拉肚子，不料却真住进了医院。这一下害苦了自己，一天只有五顿流汁，出院那天已经饿得两眼发绿。第二天，父母带我到俱乐部吃饭。我一口气吃了六碗半，这绝对是我这一生中吃得最饱的一顿。当时，茅盾先生的内弟、著名作家孔另境先生坐在邻桌。他见我如此贪食，不禁放下筷子，饶有兴趣地看我。孔先生和我父亲是好朋友，又是同乡，饭后他特地坐过来对父亲说，令郎年纪轻，饭量实在好，我看了真正眼热。母亲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了句：他前几天学堂里下乡劳动，昨天刚回来。孔先生大笑：作孽！作孽！（上海话可怜之意）
在文化俱乐部的餐厅卖品部，还有甲等高级香烟供应，通常是牡丹和凤凰两种牌子。由于香烟特别是高级香烟十分紧缺，俱乐部规定，只有会员本人亲自持会员证，才能一天限购一包。不少年纪较轻的会员每天下班后骑了自行车到俱乐部兜一圈，同熟人打个招呼，再买一包烟回家。我每次随父母去吃饭，都会看见一位很有名的电影演员和一位京剧花脸演员。届时，父亲就会笑着指指他们说，看，这二位又来了。其实父亲的烟瘾也是极大的，只是因为已年过七旬，出门需人搀扶，不好意思天天为买一包烟来俱乐部报到，对那些能骑自行车来买烟的朋友还是很眼热的。 由于上海是特大城市，各个行业的精英为数众多，文化俱乐部的中、西两个餐厅经常人头济济。尤其是休息日，往往一家子过来打牙祭，餐厅不免人满为患。于是每到星期天早上，这里的大门口就热闹非凡，都是提前来抢座位的人。当然，会员们往往是不会亲自来等开门的，来的大都是我这样年轻、灵敏度高的家属小辈。上午九点，俱乐部的大门一打开，等在门口已经好久的我们，立刻发挥学校体育课上百米赛跑的速度，冲进餐厅，占好座位。很快，餐厅就都坐满了。腿慢的或者后到的，只得等待第二批乃至第三批。
餐厅门外有一个休息室，可以容纳后来者坐在那里等候。于是，在休息室内等待用餐的，往往是没有人来帮他们抢座位的、上了年纪的会员。以当时文化俱乐部会员的格局而言，这个小小的休息室可以说是晚清和民国以来，各个时期、不同派别、各种行业的上层名流荟萃之所。我每次来都喜欢占对着门的座位坐，一边吃饭，一边听父亲介绍休息室中他熟悉的人物，欣赏着那近在咫尺的、一页页凝聚的“活历史”。有时候，那些人会走进来同父亲打招呼，在我眼前瞬间就化为真实。
在这里，父亲曾经让我向一位梳着老式发髻的不起眼的瘦小老太太鞠躬，然后告诉我，那是民国初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的夫人；又指着一位拄着拐杖却依然身板笔挺，不过走起路来却摇摇晃晃的须发皆白的老人说，这是冯玉祥部下、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大将张之江先生，他腿脚不利索的原因是长年行军时打绑腿，造成血脉不和所致。有一次，我看见一位胖胖的圆头圆脸的老人，穿一套纺绸衫裤，一手背在身后，一手扶着一根又长又黄的老象牙烟嘴，昂首站在门口。父亲看了一眼，说是当年和虞洽卿、黄金荣、杜月笙等人齐名的上海总商会会长王晓籁先生。此公有多位如夫人，数十位子女，绰号“多子王”。岁月虽逝，昔日大哥大风采依然尚存……而这众多人物在这里聚集，和我一样，为的都是同一个目的――在餐厅里占一个吃饭的座位。
1964年9月，一副手铐结束了我的学生生涯。去时二十二，归来三十六。到八十年代末，我应邀参加一位曾陷入“阳谋”圈套的报社同事的婚礼，再度去了那里。举目四望，已然沧海桑田，沈园非复旧池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