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大鸣大放”，转瞬间变成了“反右派”。何以响应中央号召向党提意见，却成了猖狂向党进攻？先后已经有朱正先生《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的叙事，也有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的叙事，还有其他一些专题论述，看法不尽相同，甚至大有差别，但材料均称详细，读者自可对照观看。至于到底全国打了多少“右派”？五十万，一百万，一百五十万？至今说法不一，姑置不论。
毛泽东到底是从一开始就存心“钓鱼”，还是“鸣放”到了中途又改了主意？似乎也还没有共同的看法，但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稿，并没有辨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出版单行本时，作了“改造”，则是确凿无疑的。所谓早已明白告知意图，但“右派”出于阶级本性，如何如何跳将出来，只是事后的“说辞”。若是当初便讲了“六条标准”，“鸣放”不会“失控”。其实，经过了“镇反”，“思想改造”，“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大多数人都懂得同党讲话，要掌分寸。当日所鸣所放，今天看来，很多也就是隔靴搔痒，言辞激烈者极少。不过，后来要完成“打右派”的指标，一些鸡毛蒜皮的意见，对基层干部工作作风的批评，也都断章取义，“上纲上线”，成为 “恶毒向党进攻”了。
“文革”结束，“右派”平反，我问一位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地委负责人：你当初说了什么，成了“右派”？他苦笑道：什么也没说。就是没有完成“右派”指标。领导说，抓不出“右派”，你就是“右派”。“文革”结束后，听新华社内老人说，新华社上海分社原先也是有“右派指标”的，只是上海报界“反击”热情很高，指标不敷使用，于是，当时担任分社社长的穆青顺水推舟，把“指标”让了出去。二十年后，新华社的人还念念不忘穆青的这一“功德”。此系传闻，未曾核实，即或是真，我想也是因缘凑巧，并不是所有单位都会有这样的机会。我们班级的同学，“鸣放”高潮期间，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复习备考忙，进校已是“反击”之后，本没有什么言论可抓，不料仍有两位“调干生”，原单位不肯放过，转来材料。那些材料是否真实，校方既不调查，被整同学又无从申辩，就这样在“反右补课”中“落网”。
“鸣放”中，话语最多的是大学等“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于是，如何以“无产阶级面貌”来改造大学，就提上了日程。从1958年开始的“教育革命”就是要改造大学。这场“教育革命”，依葫芦画瓢，同样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办法。但在“疾风暴雨”的“反右”之后，一说“四大”，无不心有余悸，不免瞻前顾后，缄口不言了。为了鼓励“鸣放”，领导申明：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是谓“三不主义”。不过，这样的宣示也无用处，生怕又是“引蛇出洞”，所以，“鸣放”起来，不过按着“上头的意思”走，大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的伟大与正确，大鸣如何实行的设想。
这些设想颇为“狂放”。
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主流的意见认为：大学应当搬到乡下去、工厂去，这样才可以真正与工农相结合，也才能解决实际中的问题。依据当然出自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大学搬到工厂、农村去，大学教育就是要学生去解决生产中的具体问题。你把产量提高了，或是把产品改进了，你就可以毕业，拿到证书。至于那些基础科学的研究，在当时看来，都是些脱离实际的无用之物。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成了当年推动教育革命的“新思想”。
学自然科学的可以这样“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社会科学的，譬如学文学的应当如何“革命”呢？于是提出了“以党校精神办中文系”的口号。因为“教育革命”的另一要义就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什么是“政治”？孙中山说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而毛泽东认为政治就是阶级和阶级的斗争。既然如此，阶级斗争自然就是文科学生的主课。党校培养党的干部，是领导阶级斗争的。顺理成章，文科当然应当按照党校精神来办了。
怎么才算“按党校精神办中文系”呢？
以教学内容来说，不能再按文学概论、语言学概论、古代文学史、近代文学史这样一路讲下来。按照“厚今薄古”的方针，也无须多讲古代的、外国的“旧文学”，而要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主要教材，加上马、恩、列、斯对文学的论述，再加上党对文艺工作的各项指示以及文艺界历次运动的主要文件，譬如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材料；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的按语；“反右”时对“丁、陈集团”的批判材料；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等等。语言学则主要学习扫盲、推广普通话、汉字简化、走拼音化道路，以及少数民族语言等党的语言政策。当时的想法是，学了这些，就可以把握党的文艺思想、文艺政策，就可以做党在文艺战线上的尖兵，批判一切错误的文艺思想和不良的文艺倾向。总之，就是要培养一切以党之是非为是非，同一切违背党的文艺路线、文艺政策的思想、言论、作品和作者，作不调和的斗争。
我不知道这些“狂放”的设想，如果真是全部付诸实践，大学将办成什么样子？只知道我们有三四个学期，到农村劳动，到工厂干活，批判老师，批判权威，学生自己讲课，班级集体写书，各种花样都在尝试，唯独不曾系统地读书，连一门外语也没有掌握。“文革”之后，去看望朱东润教授，他感慨地说：你们这一代，吃亏就在没有掌握外文。我明白他的意思，别的还可以补，外文到了中年以后，要补也难了。而缺少了世界眼光和学术参照，很难有大的成绩。
由于“三面红旗”的失败，政策开始调整。我们这一届，也就在调整期的两年里，认真读了一些书，总算不曾完全虚耗。不过，接下来又向过去回归，“四清”，文艺批判，直到“文革”，走向极致――先是大学砸烂，打倒一切“资产阶级权威”，然后是工军宣队进驻“上层建筑”，“上管改”。最后这段时期的大学我未曾经历，但从思想根子查究，依旧是“以党校精神办中文系”的思路。
其实，大学要培养的是各种专门研究人才。无论理工科还是文科，研究总是在探求未知的新思想、新事物。大学培养的人才，要能够通过提出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发现，新的假说，推动思想与科学向前发展。否则就失去了办大学的意义。
党校则不同。党校是党轮训、培养党的干部的机构。它的目标是培养忠实于党的理想，熟悉党的方针政策与工作方法的干部，以求在不同的岗位上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校培养干部，不是要创造新理论，而是要掌握既有的理论；不是要创新，而是要徇实。
所以，以党校精神办中文系无论在“大跃进”时期还是在“文革”时期，都不曾取得实效，最后不得不放弃。但是，这样一种实用主义的办学思路，一直时隐时现地延续下来。如果大学不能大胆地鼓励新的思想创造和科学探索，如果大学没有勇于独立思考和执著研究的精神，反而用各种因循的思想束缚教师学生的思维，那么，“钱学森之问”，恐怕永远无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