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将我国城镇化与传统工业化和城市化、新兴产业、市民化和共同富裕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和思考，我国城镇化最大缺陷是缺乏软、硬资源的协调发展机制，特别是没有形成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市民社会及其市场意识形态，结果造成大城市过度发展、中小城市发展不足的现状。新型城镇化不仅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过程，也是一个市场化、产业化、职业化和市民化的“四化”过程。这两个“四化”同步推进、协调发展是消除城乡差异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性步骤。
关键词：城镇化;两个四化;市民社会;人的城镇化;共同富裕
党的十八大将城镇化作为党和国家今后一定时期内的工作重点，城镇化也被看成是“中国经济的火车头”和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举措。过去人们大多从传统工业化、人口聚居、公共设施等一些“硬”标准来认识城镇化，还没有从市场化、职业化和市民化等“软”标准来认识城镇化，导致我国城镇化缺乏深度发展――一面是大城市过度发展，一面是中小城市发展不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和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大规模转移。不可否认，这构成了早期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但如果说大量的农民工甚至农村家庭进入城镇就是城镇化的话，那么这种模式是否可持续？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事实证明，中国农民工仍然游离在城市的边缘，这说明中国城镇化道路任重道远，仍然存在很大的纵深发展空间。抚今思昔，农村转移人口如果不经过充分的市民化发展阶段难以成为真正的“城里人”，缺乏市民社会基础的城镇化模式也难以为继。因此，新型城镇化不仅仅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过程，也是一个市场化、产业化、职业化和市民化的“四化”过程。这两个“四化”软硬标准结合、同步推进和协调发展是破解中国城镇化僵局的政策思路，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不可忽视。
一、新型城镇化越来越不依赖于传统工业化
Northam提出的“S曲线”理论揭示了城镇化发展水平同发展阶段的对应关系，在城镇化率小于30%时，为城镇化初级阶段，发展相对缓慢;当城镇化率处于30%至70%之间时，为城镇化加速阶段，发展加速进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53.73%，城镇人口超过了农民人口，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历来看，城镇化大多是同工业化同步进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把工业化等同于城镇化，也不意味着我国城镇化要走西方发达国家的道路，毕竟100多年前的西方国家城镇化道路经验不能照搬到现代发展中国家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经历和经验已经表明，简单地把工业化作为城镇化的一个推力，一味地追求城镇化发展的速度、单一工业化、“土地城镇化”或投资主导的城镇化模式已不可持续。当前，中国要想短期内从一个传统的农业经济模式转化为现代的工业经济模式，要想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进化到现代工业社会和市民社会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在政策思路上，我们应从中国整体生产力还比较落后、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程度还比较低这个现实出发，坚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互动机制中看待城镇化与工业化两者的关系。 首先，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状态有了很大的转变和进步，但是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程度还非常低，农民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业生产和经营模式基本是传统的农业社会模式。这说明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还没有完全融入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营模式中来，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这就需要工业化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技术、资本、设备等生产要素，通过农业现代化一方面消除农民小农意识形态，培养和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另一方面彻底摆脱传统农业生产和经营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农业现代化生产方式，实现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和市场化，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粮食等农副产品产量，为工业化发展提供工业原料。而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对劳动力产生巨大需求，促成农村劳动力转移、聚居、聚集和生产，走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
其次，城镇化与工业化和信息化协调发展。城镇化的发展需要产业支撑，人口聚集才会有根基，城镇的发展才会有灵魂。拉美国家的“城市病”主要是由于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不协调、缺乏相应的产业支撑而产生的。我国还处于工业化中期，工业化水平还比较低，需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发展，使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再由资本密集型产业进一步向知识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转变。同时，发展各具特色的城市产业体系，强化城市间专业化分工协作，通过产业结构的转变和知识、技术密集型等产业化发展支撑未来城镇化的发展。但这对劳动力需求会产生质的变化，需要通过城镇化的发展来实现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和职业化，满足产业化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另外，城镇化还为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提供了空间，这不仅表现在满足工业企业发展对公共基础设施、生产要素等资源的需求上，还表现在工业企业在一定区域内的聚集产生规模经济效应上。
最后，城镇化、工业化以及信息化又服务于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吸收了由于农业现代化而释放的剩余劳动力，人口在城镇的聚集增加了对农产品需求的同时也提升了农产品需求结构，从而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则为农业现代化提供资金、技术、信息等支持，可以不断优化升级农业产业结构。由此可以看出，产业化和劳动力的转移贯穿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互动机制中。从本质上讲，城镇化是产业化以及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因此，我国需要创新城镇化发展模式，把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高度结合起来，不走传统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的道路。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协调、综合和整体地解决城镇化的问题，解决产业发展和就业增长问题，“毕其功于一役”，通过新型城镇化来解决这一系列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
二、新型城镇化不同于传统城市化
对于城镇化与城市化的异同，一直存在争议。虽然两者最终落脚点渐趋于人的发展，但两者内容的不同可能影响到城镇化进程。我们认为对城镇化的定位须着眼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和城镇化的最终目标（人的城镇化）。目前，我国的城镇化呈现三个特征：
首先，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目前有2.6亿农民工分布于全国各城镇，但并没有真正融入城镇生活，他们游离于城市的边缘，就业层次较低，54.1%的农村转移人口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如果按拥有户籍的城镇人口来计算，我国城镇化率仅为35%左右，存在“虚高”现象。
综上所述，我国城镇化仍然普遍存在着一个深度发展的问题。我国城镇化的深度发展表现在三个层次：
首先，农村的城镇化。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产生了城乡资源配置不均衡、城乡和工农之间要素交换不平等以及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等问题。其基本特征是全国公民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民，并实行不平等的政策以及形成了城乡居民之间的社会区隔。[12]今天看来，这种社会区隔的形成又进一步深化和扩大了城乡差异，成为阻碍市场经济观念形成的重要推手。Bourdieu认为文化是产生区隔的最关键因素。[13]我们认为，形成中国城乡居民社会区隔的历史原因在于上千年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意识形态和新中国以来户籍制度形成的城乡分割与农民-市民身份的固化。农村城镇化是通过市场化和产业化发展来实现农村和农业现代化，从根本上消除小农意识形态，进而通过市场化、产业化、职业化和市民化来推进城乡一体化。 其次，城镇城市化。我国农村幅员辽阔，不可能把公共基础设施、各类资源要素分散于广大的农村。所以，通过有一定辐射能力的城镇来深度城市化，就可能使其周边农民就近享受城市生活，逐步完成市民身份的转变。这样，现存城镇就成为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关键性节点。[14]根据Perroux的增长极理论，作为连接城乡的关节点，城镇的城市化可以通过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带动整个地区及其周边地区的发展。一方面通过人口、产业、资本等资源在城镇的不断聚集推动城镇城市化;另一方面，大中城市的发展要素通过城镇城市化的过程将市场“化”到城镇和农村，提升了承接大城市产业转移以及发展有自身特色产业的能力。
最后，大中城市的城市化。城市的最佳规模点是由经济活动在城市聚集产生的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刚好达到均衡时确定的，由于每个城市的基础设施、技术和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以及城市功能定位等不同，不同城市的规模最佳点也不一而足。与英、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除了大城市存在过度发展外，大部分城市还需提高人口的聚集水平，让农村转移人口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即完成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过程。目前，我国六成以上的农民工在大中城市务工，在所有农民工群体中16岁到40岁之间的占59.3%的比例，他们中大部分表现出很强的市民化意愿。而在现实中，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已在城市就业的外来人口，在城里没有基本的就业技术、固定住所或房产、户口户籍和福利保障，也就缺乏基本的发展条件，与城市户籍人口形成了明显的差异。在我国一些城市中已经形成了城市二元结构，由城市二元结构决定的劳动用工“双轨制”对企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15]，这种歧视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16]。这些都制约了还将继续制约我国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因此，“人的城市化”是我国未来城市化的重点也是难点。由此可见，在我国城镇化的外延不仅有城镇的城市化和农村的城镇化，还有农村、城镇和城市的深度发展内容。总体上看，我国如果不经过城镇化的充分发展，就不能直接进入城市化阶段。城镇化和城市化二者之间的区别不能忽视，联系也不容轻视。
三、新型城镇化越来越依赖于新兴产业发展
什么是充分产业化？新型城镇化需要什么样的产业支撑？对于这个问题需要结合产业发展的历史阶段来看，在不同历史阶段三次产业结构、比例是不同的。后工业化时代，
一、
二、三次产业依次发展并在经济所占的比例是逐级增长的，伴随着这一过程依次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充分发展并且进入后工业社会。依靠这一自然过程，今天，第三产业占比最多就意味着充分产业化了。
从本质上讲，产业化与城镇化之间存在联动关系，城镇化伴随着产业化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产业化发展不断地提升城镇化质量。城镇化的内在要求是产业结构升级与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匹配，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第三产业，即一方面产业格局由第三产业主导，实现产业升级优化目标，另一方面技术、资本和劳动力都能很好的服务于第三产业，特别是劳动力随着产业化变化而向市场化和职业化方向转移。这是实现市民化就业、提升城镇化质量的重要途径。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城市本身就是生产要素和产业聚集的结果，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实现劳动、资本、技术以及创新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可以驱动产业结构升级。
当前我国城镇水平和1851年处于工业革命中英国的水平相当，我们更需注重城镇化发展质量及其与产业化的协同发展。所以应从我国国情出发，切实提高农村转移人口的素质技能，形成市场化、市民化的观念形态，彻底地消除小农经济意识，摆脱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融入现代生产方式而成为“市民”，更好地服务于第三产业，并提升第三产业的质量。同时，发展和提升与民生紧密相关的教育文化、医疗保健、公共服务、法律咨询和科技服务等产业，进一步开拓职业化、市民化就业体系，使得农村转移人口进一步融入城镇发展。
四、新型城镇化以充分的市民化为基础
我国经历了计划控制的城市化发展阶段，随着户籍制度的逐步改革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也逐步实现了相对自由的流动。但目前还不适应自由市场化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即劳动力根据市场需求、收入或发展前景等来自由流动实现城市化。这是要建立在城市有足够的能力来吸收转移劳动力和承载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条件，则很可能导致城市化失控，东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都因为城市化失控使得农村转移人口陷入贫民窟和社会底层的困境，这直接威胁到城市的长期发展和社会稳定。[27]
城乡差异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实践过程中的一大障碍，通过新型城镇化来实现城乡一体化从而实践共同富裕是当前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举措。其现实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Kuznets指出如果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之间的人均收入保持不变，两部门间的收入分配是相同的，则农业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将使收入不平等先增大后减小。即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收入不平等将呈现先升高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28]Kanbur Zhuang指出2008年中国城市和农村不均等的泰尔指数分别为0.208和0.259，中国不均等的泰尔指数为0.329，城市不平等小于农村，因而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会减少不平等，即提高城市化水平可以降低不平等水平。[29]万广华指出从2003年起中国不均等的泰尔指数下降缓慢，城乡内部不均等对中国不均等泰尔指数的组内贡献下降较快，城乡差距对中国不均等泰尔指数的组间贡献在扩大。[30]
不管是从地方、国家还是全球看，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是普遍存在的。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发展水平等各不相同，在空间上均衡分配经济活动的意图只会阻碍经济发展。新型城镇化发展包容这种差异的存在，通过对空间经济的重塑使得经济的和谐发展得以实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聚集带来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提升的同时，也实现了规模效应的外溢，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例如昆山、苏州、嘉兴等形成的环沪经济圈以及天津和河北部分地区形成的环京经济圈。但我们并不赞同城市规模的无限扩张，每个城市都应有自己的功能定位，中等城市适合发展地域化经济，大城市则更适合发展城市化经济。二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本质是追求更高劳动边际报酬的过程，表现为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现实中存在的种种制度障碍、地域分割阻碍着这一过程的发展。中国农村转移人口主要是从中西部向东部沿海转移，这不仅提高他们收入水平，更重要的是市民化让农村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生活，塑造他们的市场经济思想观念。三是城镇化发展突破地区间行政壁垒，提升城市间的分工协作，促进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转移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和减少整体收入不平等的根本路径，更重要的是人口、产业聚集和专业化促进经济一体化，使得人民生活水平趋同，进而实现共同富裕。从这些意义来说，城镇化实质上就是产业化、市场化、职业化以及市民化同步推进和协调发展的过程，也是推动城乡一体化和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
六、 新型城镇化是手段也是目的
党的十八大将城镇化作为党和国家今后一定时期内的工作重点，城镇化也被看成是“中国经济的火车头”和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战略步骤。从整体上看，新型城镇化既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手段又是目的。
一方面，城镇化进程不仅激活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释放出了巨大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推动经济发展。据马晓河等人的研究，每增加一个城镇人口，带动消费支出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为2.3万元和8.1万元，可以拉动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3.5%～6.8%。[33]其次，提高城镇化水平可以促进就业。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一个结果可能是城市部分就业机会被农村劳动力挤占，因为他们更勤劳，成本更低。但是从整体来看，农村存在很多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者接近零的劳动力，他们进入城市就业，并没有增加总的失业，反而可能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城市相对于农村对服务业的需求更高，这将刺激服务业和就业的增加，城镇化率每增加1%，则会增加0.7%非农化就业。[34]最后，推进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和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
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的两个“四化”同步发展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第一，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新型城镇化正是通过市场化和产业化实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中释放出来，融入现代化生产方式中，实现产业的发展，这本身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和达到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第二，城镇化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小农意识，取而代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劳动力、资源和要素也实现了全面自由的流动，人的素质技能得到了全面的提升，促进了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第三，新型城镇化正是通过市场化、产业化、职业化和市民化的协调发展，让农村转移人口能够真正地融入现代化生产和生活方式中，成为城市“市民”。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要求与体现。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我国城镇化是目的。 总之，城镇化作为手段，短期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民生，作为目的，长期内又是经济、社会、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结合。新中国城镇化已经经历60多年的风雨历程，目前正处于加速发展的阶段。在这60多年的城镇化进程中，我们取得了很多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但我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城镇化水平还不高，在资源、环境、就业等方面遇到的问题也尤为突出。在未来城镇化的道路上，必须符合自己的国情，坚持两个“四化”同步推进、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让农村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生活，让城市融入大自然，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共同富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