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书店最近出版了已满九十五岁高龄的曾彦修同志的一本书，书名叫《平生六记》。
我拿到彦修同志的赠书后，几乎是一口气把它读完的。掩卷长思，感慨万千。
全书文字不长，七万字左右。作者如实地记述了他亲身经历的几件大事：“土改”“三反”“镇反”“肃反”“四清”“反右”。
这《六记》着重写了后两记，即《四清纪实》和《反右记幸》。主要是《反右记幸》这一篇，曾老把1957年“反右”时，他在人民出版社是如何被定为全国第一名“党内右派”的前后经过，以及被批斗的情况，都写清楚了，使我回想起当年的许多往事。因为人民出版社“反右”，我也是亲历者，曾老当时的遭遇我感同身受，一清二楚。特别是那次出人意外、令人震惊的千人公审大会，我至今记忆犹新。
祸起“镇反”
曾老是抗战初期到延安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曾长期在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学习和工作。解放初期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兼广东省教育厅厅长和南方日报社社长。他是1954年调到北京，在人民出版社担任主要负责人的。在延安期间，他经历过那场荒唐的“抢救”运动。这场所谓“抢救失足者”的运动，不知伤害了多少满腔热情投奔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好同志。曾本人也被“抢救”成了“特务”。
曾老对此运动有刻骨铭心的认识，因此他一生保持着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干违背良心的错事的为人准则。
他在本书的“前记”中一开始就说：“在我经过的一些大事中，我的原则是：一切按具体情况处理，明知其错的我绝不干。为此要付出多大代价，我无条件地承受就是。世界上很多事情，常常都会有例外的，唯独有一件事，我以为绝不能有例外，那就是：良心。”
曾老在书中写了《镇反记慎》，因为坚持这个“慎”字，他在“反右”运动期间，竟被人陷害，差点被当作包庇反革命的罪犯而遭到灭顶之灾。
解放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当然是一次重大的对敌斗争行动，各方都十分重视。当时全国早已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活动了。但广东地区解放较晚，镇反工作也推迟了一点。
曾老在《镇反记慎》中记述了这样一段事实：
有一天晚上南方日报社突然接到广东省公安厅的一个紧急通知，说第二天要在广州处决一百四十多名反革命罪犯，附了一张罪犯的名单和每人只有两三行字的罪行材料，要报社第二天在报上公布并配合宣传。而此事报社事先一无所知，任何宣传资料都没有，连社论也无法写。何况一次处决一百四十多人，历史空前，广州是广东刚解放不久的新区，又邻近港澳，如没有有说服力的文章和材料，群众如何能接受。当时报社编辑部乱成了一锅粥，都认为第二天绝不能这样出报。
而更重要的是，要处决的一百四十多人，除少数人的罪行比较清楚外，很多人都含混不清，构不成处决的条件。明显是为了造声势、造舆论而草率决定的，这不是草菅人命嘛！但即使不出报，人照样要处决，时间如此紧迫，报社的领导和有关人员连续讨论了两个小时得不出结果，大家都非常着急。
唯一的办法是社长曾彦修打电话找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第一书记叶剑英同志，请叶帅出面妥善解决。当时上面有规定，报社遇有无法处理的事故，即使在半夜，社长也可以打电话找第一书记。但这样做却有极大风险，“镇反”这样的大事，谁敢出头去碰？但问题是如此严重，一是人命关天，二是党的声誉。曾彦修在副社长杨奇的帮助下，横下一条心，已经是午夜12点钟了，他先打电话给叶帅的秘书，说有紧急情况要向叶帅通报。十分钟后，叶本人和曾通了话，决定1点钟在叶处开会，要曾立即赶过去。
会议由叶帅主持，有分局和省府的几位领导参加。主管“镇反”的这位领导同志（分局的社会部部长兼省公安厅厅长）显然极其生气，他带了一位处长，拿了两麻袋的材料放在地上。叶帅对他说，听说你们明天就要枪毙一百多人，是怎么回事？他一听就急了，说这不是分局决定的吗？叶说，分局决定是坚决执行中央大镇反的指示，是原则性的，可不是行动指令。你们这个大行动若不是报社告诉我，我亦要明天见报才知道。
这位领导知道出了问题，但一再强调说，我们这个事是毛主席、党中央抓的，要大镇反，广东已经晚了，我们准备了好久，今晚分局社会部、省公安厅、市公安局都漏夜办公，参加这次行动的有一千多人，他们现在都在连夜等着，准备明天上午9点执行，此事已难以更改。
叶帅要曾彦修发言，曾讲了报社的意见，说明报社坚决拥护党中央大镇反的指示，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要向公众宣传反革命的罪恶，让全民来声讨。但是宣传材料一定要清楚，罪状要明确，如果含含混混，罪名空洞，都是“一贯反动，民愤极大”，广大群众会怎么看……话还没有说完，对方就怒气冲冲地指着地上两个麻袋说，你看吧，材料都在这里。这样变成曾彦修和这位领导的对抗争议了。
叶帅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都讲了话，尽管讲得很委婉，但都是支持曾彦修的意见，而对方却毫不让步，反复坚持，说一切都已准备好，明天执行已难更改，改了影响也不好。
叶帅是何等政治家，见久久纠缠不决，不得不把重话讲出来了，说：“我们要记住中央苏区的教训，这刀把子究竟是掌握在党委手里，还是掌握在保卫部门的手里，这是有很深的血的教训呀！”
对方听了此话，知道叶帅已下定了决心，只好不满地说：我立刻通知明天停止执行。于是就离座到厅内边上打了一个电话，向他下属下达了通知：“明天停止执行！”等了一会又说：“是，全部停止执行，原因等我回来再说。”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
但谁知这位政法部门的高官却从此对曾彦修恨之入骨，一直耿耿于怀。1957年“反右”时，《人民日报》上公布了曾彦修是第一名“党内右派”以后，他终于等到了可以报复消恨的机会，精心策划了一次要把曾彦修整倒整垮的行动，也就是组织了那场千人公审大会。那时这位领导已经升任国家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副总检察长，掌握刀把子的权力更大了。
千人公审大会 1957年“反右”时，人民出版社在东总布胡同原出版总署的大院里办公，院内最深处有个大礼堂，大会就在那里开的。出版总署已撤销，人民出版社归中宣部与文化部双重领导，“反右”运动是文化部的两位副部长张致祥和陈克寒直接来领导指挥的。但奇怪的是，开这次大会却和文化部无关，也没有中宣部与文化部的领导人参加。
那是在1957年的10月份，离《人民日报》公开点名曾彦修是第一个“党内右派”已过去三个多月。大院里忽然开来了一辆载重大卡车，还有两辆吉普车，带来了发电机、探照灯、汽油桶、电缆、电线等一大堆东西，电缆从外面拉到了后面礼堂里，许多人忙碌了很多天，礼堂里四面八方都装满了探照灯，主席台两边也有探照灯，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大家猜想是不是党中央要对曾彦修采取什么严重措施了，要当场摄影存档？！看来凶多吉少。
此事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一无所知。后来听说在开会的前两天，人民出版社的领导才接到上面来的通知，说要开曾彦修的公审大会，要人社配合。因为事出意外，太突然了，也不知会出现什么情况，社领导只派了陈原同志参加了这次大会，王子野等其他几位领导好像都有意回避了，我在会上一直没有见到他们。
刚吃过午饭，就通知人民出版社所有职工去礼堂开会。曾老由本单位的几个小伙子陪同着走进礼堂时，门外就有闪光的探照灯对着曾照相，大家看见，里里外外都贴满了打倒曾彦修的大标语，也不知是什么时候贴的。礼堂里坐得满满的，连我社职工在内，足足有千把人，另外这些人也不知是谁，是从哪里请来的。两边探照灯从高空往下射，摄影机对着曾彦修不停地拍照。我们才知道今天是开曾彦修的公审大会，来势凶猛，会场寂静得可怕。
主席台上坐着十来个人，除了本单位的陈原同志外，其他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主席台两边还站着一些人，估计应该都是穿便衣的公安人员，准备随时执行任务。
待曾老在第一排坐下后，大会立即开始。执行主席向大家宣布说：“今天大会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长代表×××副总检察长发言，控诉‘右派’分子曾彦修在广州的罪行。”这一宣布，引起台下一阵颇大的骚动，原来这次公审大会是国家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的，要清算曾彦修在广州的什么事情，主席用了“控诉罪行”这种字眼，问题肯定相当严重。我们都替曾老捏着一把汗，担心会发生大家意想不到的事情。
但我发现曾老在听了主席这样宣布后，好像比刚才反而轻松坦然了，经常回望后面，脸上甚至还露出了一丝笑容。原来这位司长不是别人，正是曾老在《镇反记慎》中提到的，那次在广州叶帅召开的会上，跟着那位现任副总检察长拿着两麻袋材料的处长，现在已升任国家机关的司长了。
这样，曾老一下子恍然大悟了，他完全明白是谁策划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公审大会，那位司长要讲的是什么内容了。
这位司长的控诉发言讲了一个多钟头，是照念他早已写好的一个讲稿，絮絮叨叨，有不少空话套话，但口气很凶，声色俱厉，扣的大帽子听起来吓人，反正一个人成了“右派”，就什么坏事都可以往他头上套。
他发言的基本内容，概括起来就是：“右派”分子曾彦修一贯反党，反动透顶，他胆大包天，竟敢在广州反对和破坏毛主席亲自抓的大镇反运动，作为南方日报社的社长，拒绝为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做宣传，还公然包庇该枪毙的反革命罪犯，为他们辩解、开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严重罪行，必须予以严惩！
曾老在这位司长刚发言时，就向主席台递交了一张请求允许他发言说清真实情况的条子。看来这些在主席台上坐着的绝不是一般人，应该都是政法系统的高级领导，会上一切都准备好了，只要他们一发话，当场就可以把曾彦修逮捕法办。曾老当时完全没有把握，这些神情严肃的领导人会不会同意他发言。但是没有想到，等这位司长控诉完了，执行主席却宣布：“现在曾彦修请求发言，主席团准予他发言。”这令大家十分意外，因为这是公审大会，允许被公审的对象上台发言，这样的决定是违反常规的。
所以曾老在本书中特别强调说：“对于这个决定，我至今不知道是谁下的决心。总之，至今我还是从内心铭感他。我想，现在的读者也会铭感他的。因为原告是某个‘最高’方面的‘最高’啊！”
曾的发言讲了近一个小时，他态度自若，不急不慢，没有提纲，全凭记忆，几乎是一口气把当时的全部事实经过都一一讲清楚了。他发言时全场鸦雀无声，都在认真聆听，没有人打断他的话。曾在最后列举了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广东省府的几位有关领导人：叶帅、方方、古大存、李凡夫等，他们都还健在，可以向他们调查核实。事实胜于雄辩，群众听后全都明白了。
他的这一席话把那位司长的控诉全部推翻了，什么反对“镇反”，拒绝宣传，包庇反革命，全是无稽之谈，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讲完后那位司长竟没有起来反驳，他又能反驳什么呢！公审大会再没有人发言了。主席台上的几位主要领导交头接耳地议论了一阵，最后执行主席什么话也没有说，宣布“散会”！
这场经过精心策划准备、原本要把曾彦修不知如何处置的千人公审大会就这样悄然结束了，以后也再没有一个字的下文，变成了一场相反的结果。这确实要特别感谢主席团的这几位掌握处置大权的领导明白事理，主持了公道。因为曾老当时如果被当场逮捕，关进了政法部门，后果就可想而知了。现在回想起来，仍令人有些不寒而栗。
我认为这才是曾老在“反右”运动中的大幸。但曾老自己却认为他的“幸”是另一回事，他“幸”在作为领导人在人民出版社先被打成了“右派”，从而避免了他去把别人打成“右派”。
他在《反右记幸》中说：
“像1957年那样九、十级地震式的‘反右派’运动，没有被打成‘右派’的人固然是大幸，像我这样被提前一点反了右从而免掉了我去发号施令打他人为‘右派’，其实也是大幸。在我尤其是大幸。再不去打他人了，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