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3日，《求是》杂志刊登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的文章“科研院所改革，路在何方”，可以说道出了科学院改革的难点。白院长指出：“科研院所科研组织模式、资源配置方式、科技评价等方面的治理结构和体制机制，依然没有根本性改变，制约了创新活力和能力提升。”其实不怕没办法，而怕对造成这种困境的根本原因认识不够深刻，因此很难做到对症下药。中国科学院的改革正在为全国科研体系改革试水，事关中国未来科技体制走向和科学院数万员工的生计，直接影响中国科技持久创新力的强弱，兹事体大，有必要集思广益。在提出方案之前，必须先分析清楚核心问题，然后确定改革目标，再将现状划分出层次加以分别解决。
目前，科学院的院所管理体制的核心问题在于，包产到户式的小科研模式排斥合作、过度竞争、浪费资源。马克思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分散的小农经济制度有助于帝王统治和社会稳定，但阻碍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发生。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核心思想就是包产到户，这种思路在上世纪90年代延伸到科研领域，在科学院得到大力提倡始于知识创新工程。随着知识创新工程的推进，科学院研究水平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研究所发展出现严重的趋同现象。搞基础研究的研究所也要搞技术开发甚至工程，应用技术为主的研究所也在努力追求发文章，因此形成严重的内部竞争，同领域研究所之间非但不能合作，而且基本上是冤家。研究所内部课题组零零散散，课题组长成为研究所实际上的管理者，在合作和竞争方面，完全是研究所关系的映射。另外，科学院的包产到户式小科研体制严重削弱了一线科研人员的凝聚力，员工对研究所、科学院的认同感持续降低，这种危害是不容易发现的。围绕以上核心问题，为了科学院获得持续的科技创新力，在国家领导人寄予厚望的“四个率先”支持下，应该正确理解国家的要求和自己的改革目标。
笔者认为，应以研究所分类改革为起点，重新定位研究所方向，制止机构膨胀。科学院有一百几十个研究机构，应该各有所长、各司其职，杜绝内部竞争。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把所有研究机构分为公益一类和公益二类。前者为财政资助，后者为财政支持。重新定位的目的是分清楚哪些机构必需由国家来保障，也就是分清楚什么是国家需求，什么是社会需求。主要针对社会需求的研究理应由社会埋单。在这个总体原则下，科学院各研究所将被分为四类“卓越创新中心、创新研究院、大科学装置、特色研究所”。这是按照中科院院情所作的细致分类，如果认真实施，势必有一个大规模重组和整合，这就意味着机构只可能减少。科学院在本世纪机构膨胀很快，成立不少新二级机构，加上原有研究所、分院、中心等，形成一个庞然大物。可是简单加法不能指明科学院的未来，也就是说，国家不可能没完没了地为这些新老机构埋单，而不去追求回报。科学院不断发展新机构，不断要钱，机构庞大，尾大不掉，是断不能长久的。
因此，科学院改革的目的是优化政府资源和社会资源配置，提高研究所科技创新效率，加强与社会经济建设的结合。现在国际经济危机加重，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政府面临国防、民生、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压力，迫切需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因此希望组织结构相对简单的科学院敢为天下先，为事业单位改革做出表率。
科学院改革面临的困难有哪些具体表现？从大的层面讲，涉及国家重大计划的事项出现部门之间的争夺，谁拿到主持权，就把这个事情当作自家的“私事”，在与合作单位共享任务和经费方面极不公平。这严重破坏了大任务需要举国体制的传统，在这些重要领域科学院被日益边缘化。从中的层面讲，独立法人运行的结果就是研究所各自为政，同类研究所激烈竞争，这就是白院长所讲的同质化发展、碎片化扩张。从小的层面讲，研究所不负责养人，使课题组生存压力巨大，科研人员不能沉下心来把科学创新和技术开发做实做透，很多成果其实都名不副实。以上种种，造成国家科技投入效益低下，国家和社会不满日益严重，对科学家的非议也越来越多。在此现实情况下，改革被倒逼出来，改革也必须针对大、中、小三个层面分别进行。
大的层面，涉及到科学院的定位，必须同国家科研举国体制结合起来解决。国家的重大科研计划不能够成为部门私利，必须让科学院在这些重大计划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能让有着深厚积累和研究实力的科学院研究团队在其他部门面前沦为低声下气的乞食者，这就要求国家最高决策层面做出协调。如果做到这一点，科学院一半科研人员就衣食无忧了。
中的层面，涉及到研究所定位，需科学院内部做出大幅度调整。这里的困难在于同类研究所如何整合，以减弱甚至消除内部竞争和同质化发展。现有的研究所都是独立法人，位于不同区域的不同法人单位如何整合组织，如何分配资源，恐怕是个涉及法律的大问题。如果维持独立法人，就不会有实质性整合，研究所各自为政就会继续。可以说，白院长的文章里最关注的就是这一环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借鉴美国委托第三方公司来管理国家实验室的办法，将同类研究所整合后，交由专业公司管理，让研究所回归到科研业务上来。解决了这个问题，科学院在某些领域就形成合力，最终由院领导在国家层面协调，增强科学院在重大科技计划中的分量和话语权，这样有助于稳定科学院的定位。一旦成功，可以说科学院的科研体制改革完成了大半。
小的层面，涉及到每个职工，是改革措施落到实处的落脚点，也是最核心的问题。不能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改革就是一句空话。科学院的研究所实行自负盈亏政策已有20余年，在机构养人这个事情上应该有所变化了。科研人员要求不高，只要不天天去外面找食就行，我说的是天天，而不是偶然。刚刚开过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这是纠正包产到户政策的重要举措，意味着零散的农村生产资料将以金融的方式组合起来。以此对照科研体制，如何把零散到课题组的“生产资料”组合起来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其中对个人的定位要准确，所谓机构养人也不应该是原来那种低效率的被动式养人，而是提供基本工资保障，辅以业务绩效，否则按照现有的课题组负担所有人员费用的模式，基层员工只对课题组有认同感，对研究所没有认同感，对科学院更没有认同感。任何事情都是人做的，所以人的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所谓“治事先治人”。
将问题抽丝剥茧地分析，我们会发现人的诉求是不能忽视的。个人的待遇得不到机构保障，影响小的层面；个人在不同机构和地域之间的自由流动得不到支持，即使研究所可以整合，个人也会有抵触，就会影响中的层面；研究所层面的改革搞不好，科学院的改革更会直接受到影响。
因此，科学院改革一定要广泛听取民意，走群众路线，让基层意见和建议不被忽视，这样改革才能做到心里有数。只有让科学院的大批高智商人才心里安定，改革才不会流于形式。如果改革不以人为本，上层不关注群众的诉求，那么反过来讲，群众也不会关心整体的发展。人心是个很微妙的东西，这是改革最难以深入的地方。科学院改革在这方面的体现应该是，把合作共赢的欲望激发出来，把小农意识压制下来，彻底纠正科学院包产到户制度，为未来50年持续科技创新做好制度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