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转向”下的双刃剑
约翰·多恩是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他善用巧智、奇喻，是现代派的榜样。中国多恩研究大多以多恩之奇谲语言为载体，在西方哲学之“语言学转向”下如鱼得水，如火如荼。从多恩研究的发韧期、发展期以及“回归文学”转型期都呈现出多恩研究的空间越来越广。
一、多恩研究发轫期 1.应“语言学转向”而生 “五四”运动后，西学东渐，在这样的良好文化背景下，约翰·多恩的作品被介绍到中国。当时中国人民正在摆脱“三座大山”的压迫，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他们拥有强烈的言语愿望来召唤新的革命风暴，表 达长久压抑在心里的寻求新时代生机的梦想。因此，位于时代前沿的中国知识分子高呼一种与中国传统美学精粹相结合的新的文学革命形式来适应时代的发展和需要。秉持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和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只要与世界接轨才能让中国立于民族之林，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而与世界接轨的首要任务就是语言的相通性。对语言的革命既符合了与世界联系的要求，也为新的文学形式提供了一种可能。 语言的泛性、隐喻等特征为语言的丰富多彩和多向度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中国语言的字、形、义为西方的结构和解构理论找到了一个理论实践的领地。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语言与西方语言的相通性在互为新奇的看视中得到认识和认同。 随着对语言本身的关注，从对纯美语言的追求逐渐转向一种知性的思考，这一点体现为将人生的体验输入语言本身，让语言本身成为言语的主体，可以自主思维，拥有自身情感。这种语言的转向既符合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不能张扬进步思想而转向下意识阶段的状态，也契合了中国人民普遍想找回辉煌的历史而进行自我的重新定位的心态。 同时，国际文坛也正处在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理论的大浪淘沙中，语言的重要性在索绪尔等大师的推崇下得以前所未有的凸显，在错综复杂的世界中人们似乎找到了自己的根基，通过对语言的重新观察、对身体的重新审视来实现对人的关怀。 在这种大背景下，被艾略特所推崇的多恩逐渐得到了西方学界的关注。随着中国对西方的关注的增强，交往愈来愈频繁，多恩也逐渐为一些中国的大师级人物所捕捉并看好。多恩的作品呈现感性与知性的高度对抗性融合，语言和思想的奇特交锋，正是契合了当时中国人们谋求发展时的内心的沸腾和对新的知识形态的渴望。当中国人们捕捉到这类新的元素时，是何等的欣喜，这也正是多恩能为国人所欣然接受的社会背景和心理条件。多恩语言的智性为语言的多元化与多向度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因此，多恩很快被中国诗人所接受，并从此在中国学术界形成了“多恩热”。 二、中国新诗人对约翰·多恩的接受 新月派诗人梁实秋先生尤为关注英国玄学诗人，对玄学派代表诗人多恩的诗歌、散文及布道文等作品进行了介绍，并亲自翻译了其中的一些重要作品。这些评论和翻译都记录在《梁实秋文集》中，为人们深层次认识和了解多恩及其作品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价值。另外，新月派诗人朱湘先生也对多恩的诗歌进行了翻译。这些翻译清晰而准确地把多恩呈现在作者面前，那是一个能质疑上帝存在的多恩，那是一个勇于追求自由的多恩。 2.九叶派诗人的关注 九叶诗人，是20世纪中国的现代诗流派，在新诗写作中追求现实与艺术、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平衡美。其中，卞之琳先生选择了多恩的两首诗歌进行了翻译和评注。虽然没有对多恩诗歌作大量的介绍，但他选择翻译的这两首诗歌成了人们品味多恩特色的最好的标杆。这两首诗歌分别是多恩的早期作品《歌》和多恩的力作《别离辞：节哀》。后者是同梁实秋先生介绍的《跳蚤》一样最能体现出多恩特色的诗歌，诗中的代表爱情的运动中的“圆规”意象让读者深有感触。同时，卞之琳先生创作的诗歌作品颇具玄学风味，比如从1935年初开始，他在诗中大量使用科学意象，如化石、罗马灭亡星、切线、无线电等，把这些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学科的知识放入诗歌当中，就像是将少量冰凉的水泼入熊熊火焰中，溅起美丽而奇异的火花，一方面将凝聚厚重的诗歌加上几分动感，另一方面将具体物象的美感扩大到抽象的宇宙，体现出水火共舞的玄学之美。 三、多恩研究发展期 1.现代诗人的追寻 多恩的诗歌影响了新一代的诗人，现代诗人在充分研究了多恩作品后，在自己的作品中开始模仿多恩的风格。如超现实的玄想风格：海子的诗歌充满了超现实的玄想，如在他的长篇诗剧《太阳》中写道，“黑夜是什么/所谓黑夜就是让自己的尸体遮住了太阳”③，这些多恩似的诗句让人觉得生与死竟是如此近距离；如奇喻：陈东东的诗以华美见长，是采集美妙的词语自由组合来产生新的印象，因此他的诗歌也如“嗅到玫瑰花的芳香”；如巧智：欧阳江河的诗歌以智性见长，“语言就是飞翔”，在他的诗歌《落日》中写道，“但除了末日，没有什么能够留住/除了那些热血，没有什么正在变黑/除了那些白骨，没有谁曾经是美人”④，这与多恩“白骨上绕着金发做成的手镯”给人带来的心理落差是一样大的。多恩诗歌的玄想风格也带到了台湾，郑愁予的众多诗歌意象交织成时空之网，他在《偈》中“不愿作空间的歌者/宁愿是时间的石人”，也拥有多恩在其诗歌《可兰花园》中表达的“愿化作其中的一枚石而悄悄哭泣的情感”⑤。细细阅读各派诗人，都可以捕捉到某些多恩元素，因为多恩的思想就是具有很强的间性的，他的诗歌留给后人的阐释空间很大，更重要的人们读过了多恩就不能再回到原来的自己。 钱钟书对多恩诗歌也倍加欣赏，在他的力作《管锥篇》中多次引用多恩的诗歌作为佐证。 还有，不乏大家对多恩的诗歌进行介绍和翻译，1986年北京大学首届英美文学培训班，王式仁教授主讲英国诗歌，其中包括对多恩及其作品的介绍。杨周翰、裘小龙、飞白、樊心民、孙梁、汪剑钊、李霁野等人对多恩部分诗歌进行了翻译。裘小龙的《多恩与现代主义的重新发现》一文，深刻地剖析了多恩现代缘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缘由。 国内的多恩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是移植西方文艺理论去重新阐释古典时期的多恩，比如用陌生化理论、新批评理论、现代或后现代理论、后殖民理论等西方理论对古典时期的多恩进行重新审视从而发掘多恩诗歌的不同面目；二是深层次发掘多恩诗歌的隐喻特征；三是从语言风格、艺术手段上将多恩与中国诗人进行比较分析，如将多恩作品同李清照的诗歌进行比较等；四是从多恩生命哲理进行研究。 总之，多恩研究从哲学、文学和语言学各个角度出发，对多恩艺术技巧、哲学理念或宗教体验等进行研究，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但是，国内学者大多以多恩语言研究为出发点，多向性、多维度地切入多恩诗歌。 四、回归文学的转型期 1.依然重视语言研究 多恩的语言较之其他诗人的确非常特殊，抓住多恩的语言研究就抓住了多恩研究的根本。早在多恩研究发韧期，当时的西南联校汇总了英、法、德各种诗歌流派的影响，具有海外留学背景来自中国昆明的西南联合学校的中国新诗人对多恩研究的兴趣来自于在联大授课英国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教授。燕卜荪教授的科研理论推动了中国的“语言学转向”和中国新批评的发展，他直击多恩及其作品，分析多恩语言所带来的奇思妙喻与巧智玄想。这种智性的力量是自然的，是不容忽视的。接下来的一百年，在这样的力量的影响下，多恩研究一直在围绕着多恩独特的语言文本进行分析，尤其喜爱从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法出发，扣准多恩的奇喻进行阐述。当然，也不乏有学者曾从非语言角度作了经典研究，比如胡家峦教授、晏奎教授对多恩宇宙观和哲学观研究的分析是国内多恩研究的亮点。 2.回归符号表意系统下的文学 21世纪，国际比较文学界出现了“回归文学”的倾向。虽然依然处在西方哲学思潮“语言学转向”下，但是“回归文学”的呼声让人不得不思考多恩研究的未来。 “语言学转向”虽然在狭义上讲是与分析哲学和 语言学直接相关的部分；但是从广义上看，它已涉及到符号和表 意系统下的文学评析。如果把整个文学看成符号汇聚，就会发现：目前随着跨学科研究的意识越来越强，各个学科文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在“语言一元化”的设想下，文学符号逐渐成为主体。因为符号具备这样的条件，一方面符号具有聚合性和发散性的特点，作为实体的符号混合在一起，能迅速排列，具有了更新快的特点；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人们逐渐关注人性的“潜伏”空间。⑦ 根据索绪尔的观点，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不仅涵盖了语言学上音响和意义两个层面，而且符号意指是一个无限演绎的动态运动过程。因此，多恩的语言符号可能成为一个个身怀“化整为零”和“化零为整”独门绝技的主体，与中国先秦哲学和儒家学说等学说相嫁接，成为比较文学界“回归文学”转向下的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多恩文本不再单以形式取胜，而是其中隐藏在语言面具下的思想内核；也不是以单一文本中的巧智与奇喻取胜，而是多个文本形成的主题链；也不仅仅是诗歌研究，而是散文等多文体的互文；另一方面，多恩的语言符号可以重新组合，形成新的语码，在自然法则下形成人类共识。 在“语言学转向”下多恩发展历经百年，从对多恩语言艺术的分析逐渐上升到思维层次及其精神层面，随着文学界对文学性越来越重视，多恩研究不是单纯地依赖语言本身来进行研究，而是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形成新的内涵，成为多恩研究价值的保存者和创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