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广东省惠州市为中心，对珠三角“代耕农”群体进行社会调查，分析其生存与发展状况。“代耕农”的年龄结构、文化水平、收入支出、代耕规模等都没有太大差别。其居住环境、子女教育、休闲娱乐等方面的情况更是极度相似。“代耕农”群体极具共性，但仍存在差异。这个群体内部正为适应代耕环境的变化而慢慢发生转变，其分布区域也在发生变化。从经济发达向经济较落后地区流转，是“代耕农”群体迁移的新趋向。
关键词：“代耕农”;生存状况;社会调查分析;珠三角;惠州
Social Investigation of "Tenant Farme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Based on the Situations in Huizhou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in Huizhou， Guangdong Province，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re are no huge differences among "Tenant Farmers" in terms of age structure， educational level， income and expenditure， the scale of tenant field etc. after the social investigation of "Tenant Farme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What's more， their circumstances of living conditions， education for children and recreation are exactly alike. However， the group of "Tenant Farmers" shares both a great deal of similarities and a couple of differences. In order to adapt to this changing tenant environment，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distribution areas of "Tenant Farmers" are being transformed step by step. It is the new migration tendency of "Tenant Farmers" that they tend to flow from developed areas to the less developed ones.
Keywords： "Tenant Farmers"; living conditions; social investigation; the Pearl River Delta; Huizhou
笔者曾对惠州地区24个“代耕农”聚居地进行详细的社会考察，并从“代耕农”的来源、发展阶段、生产情形等方面呈现了这24个调研点“代耕农”的基本概况[1]。现将以个案访谈为基础的材料进行总结和分析，从而对珠三角“代耕农”有更为具体和深入的认识。
1 珠三角“代耕农”调查结果
1.1 “代耕农”的来源地
关于“代耕农”来源地的问题，共得到53个有效回答。表1结果表明，惠州地区的“代耕农”以广西人居多，江西次之，湖南和湖北最少。值得注意的是也有来自广东的“代耕农”，他们都不是惠州本地人，老家多为河源市和高州市的偏远山区。
关于“代耕农”代耕年数的问题，共得到有效回答52个。由表2可知，“代耕农”到惠州代耕的时间长短不一，长则10年，短则一两年，跨度甚大。这些“代耕农”在来惠之前，多在广州、中山、珠海有过代耕经验，因为土地征收、地租上涨等原因，转而北上，继续代耕。 1.3 “代耕农”的家庭规模
关于“代耕农”家庭规模的问题，共得到有效回答49个。由表3可知，惠州地区绝大部分的“代耕农”都是四口之家，五口之家也不在少数。据访谈了解，“代耕农”的第二代要么留在老家成为留守儿童，要么随着父母共同迁往代耕地。但因“代耕农”背井离乡、迁居他处，从而引发计划生育工作缺失、农村家庭养老保障缺失、儿童学前教育缺失、适龄儿童教育机会缺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值得社会关注。
1.4 “代耕农”的流入途径
关于“代耕农”流入途径的问题，共得到有效回答41个。表4结果表明，惠州地区的“代耕农”大部分都是自动到当地询问代耕事宜的，有地可耕则留下，无则再觅他处。也有不少“代耕农”是通过老乡介绍而到当地代耕的，过年过节回老家是他们互相交流代耕信息的最好时机。中介介绍是较晚才出现的“代耕农”流入途径。如果牵线搭桥介绍成功，“代耕农”得付给中介人一定的介绍费。通常中介主要出现于大规模、大面积的代耕。
1.5 “代耕农”的代耕面积
1.6 “代耕农”的年生产支出
1.7 “代耕农”的年净收入
1.8 “代耕农”的租金
关于“代耕农”租金的问题，共得到51个有效回答。由表8可知，“代耕农”代耕地的租金在不同层次分布较均，其中500～600元、801～900元以及900元以上都占有相当的份额。据访谈了解，租金的高低与代耕地的所在区域有着极大关系。如惠州博罗县石湾镇、园州镇毗邻东莞，村经济发展势头好，地租普遍较高，在900～1 100元间。而惠东县的大岭镇、多祝镇地理位置相对偏僻，交通不便，村经济没有很大的改善，地租普遍较低，在300～600元间。值得注意的是，地租较高的地方“代耕农”数量反而较多。这与交通运输、市场价格和销售渠道等因素有着莫大关系。经济发展较好的乡镇，第二、三产业也发展迅速，本地务农的人越来越少，农副产品的需求却越来越大，便出现地区租金升高，“代耕农”反增不减的情况。
1.9 “代耕农”的生活状况
调研可知，受访的“代耕农”均非本地人，户口留在原籍，成为代耕地的“黑户”人员。这样的身份使他们与当地人有着一定程度的隔膜和差异。
在居住方面，“代耕农”基本上住在地头田间的用石棉瓦和油毡纸搭建而成的棚屋。这种“房子”光照性和透气性都较差，平日遮风挡雨，使用期也不过5年。也有人租住当地人空闲下来的房子，每月交租，条件较好。但因租房成本比搭建棚屋高，而且村镇中可租的、价格中下的房子并不多，所以现在绝大部分“代耕农”还是住在棚屋里。
在水电使用上，各村的具体情况存有差异。如博罗县石湾镇的“代耕农”基本上没有自来水供应，平日需要用水就用摩托车从附近的农药化肥店获取，拉运回家，一般不用交费。也有自行打井获取饮用水的情况，如博罗县园州镇的“代耕农”就多以井水为主。打井抽水基本上可以解决日常的用水问题。当然，也有部分“代耕农”已经用上自来水。电力供应基本到位，受访的53户“代耕农”无论是住在棚屋还是租住本地人房屋，无论是聚居还是分散各处，都已经用上电。但是大部分“代耕农”的水电价格都比本地人的高。理由是帮“代耕农”铺设自来水管、拉架电线是村里的“额外工作”，价格也得有所提升。
在休闲娱乐方面，绝大部分受访的“代耕农”都表示平时农务压身，起早摸黑，连休息的时间都不够，根本没有休闲娱乐这一说。惠州地区的“代耕农”以菜农为主，劳动量非常大，几乎没有空闲时间。一般情况下，他们凌晨起来割菜装框，清晨将菜运至农贸市场，回家稍做休息，又得在地头田间忙碌起来。菜农是没有农闲时间的，蔬菜生长周期较短，一批一批轮着种获，新鲜应市，才能卖个好价格。因此，看电视、听广播成为“代耕农”休闲娱乐的首选。此外，茶余饭后串门聊天也被当成难得的放松方式。
2 讨 论 在调研过程中，不难发现“代耕农”的生活状况普遍较差，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不尽理想，令人担忧。
2.1 “代耕农”群体的共性与差异
惠州地区各调研点的“代耕农”以外省人员为主，其中广西为最。他们的主要年龄阶层为30～40岁，文化程度以小学和初中居多，在老家种菜或种粮为生，后举家迁移，来粤务农。家乡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市场狭窄、山地难耕、水源不良等是导致他们来粤打拼的主要因素。但因缺乏专业的选种引导，农产品价格亦偏低，农作物种植的风险大，“代耕农”的生活迟迟得不到改善，大部分仍维持收支平衡、略有剩余的水平。同时，“代耕农”和本地人交流不多，游走在融入和戒备的边缘。
纵观惠州地区的调研资料，不难发现各地“代耕农”的年龄结构、文化水平、收入支出、代耕规模等都没有太大差别。他们的居住环境、子女教育、休闲娱乐等方面的情况更是极度相似。由此可见“代耕农”是一个极具共性的群体，但“代耕农”群体仍存在差异。这个群体内部正为适应代耕环境的变化而慢慢地发生转变，代耕方式和农产品的日渐多样化、灵活化就是其最明显的表现。此外，从宏观上还会发现，珠三角“代耕农”的分布区域也正在发生变化。例如，“代耕农”在广州、深圳、中山、珠海等其早期主要流入地的人数正在慢慢减少，可耕之地也越缩越少。取而代之，在珠三角边缘地区的一些经济稍为落后的城市里，“代耕农”的群体在不断壮大，代耕人数和代耕规模都有所增扩。从经济发达的城市退至经济较为落后的城市是近年来“代耕农”群体迁移的趋向[2]。在珠三角，农业占主体的地区大多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而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恰恰是“代耕农”一再转移的归属地。
2.2 “代耕农”群体的历史贡献
“代耕农”是在珠三角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第二、三产业迅速崛起，农民弃农从商从工的时代大背景下形成的历史产物。他们“离乡不离土”，作为一个特殊的农民群体，在珠三角生活、劳作了30多年，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3]。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代耕农”作为完成粮食上调任务，防止耕地丢荒的临时劳动力被积极地引进到珠三角的各地城乡。该时期“代耕农”以种粮为主，分布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如广州、深圳、珠海和中山等城市。除帮助完成交纳公粮、保护耕地外，“代耕农”还肩负着开拓荒地，提供大量新鲜农副产品的历史重任，这对珠三角实现从封闭的农业社会转型为较为开放的工业社会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和贡献。而当初，代耕地对“代耕农”表现出欢迎和主动接纳的姿态，令这个新兴群体在珠三角安心务农，积极拓耕。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代耕农”群体迅速壮大，人数不断攀升，在珠三角外来人口中占有一定份额。在此阶段，因外部经济和社会环境发生变化，“代耕农”为求生存也积极地作出相应地自我调整：生产内容从以粮食种植为主逐渐过渡到以蔬菜种植为主，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和水产养殖为辅;从代交公粮或支付具有象征意义的小额“代耕费”转为交纳租金以获取土地代耕权。同时，因城市圈不断外扩，土地征收越来越频繁，因为“耕者无其田”，“代耕农”不得不开始二次甚至多次迁移的代耕生涯[4]。代耕地居民对“代耕农”的态度也在慢慢改变，排挤、驱赶的行为偶有发生。
2.3 “代耕农”群体的发展新趋势
到21世纪，“代耕农”群体又有了新的发展趋势。首先，代耕规模有所扩大，代耕几十亩甚至上百亩的代耕大户慢慢增加。规模化的生产使“代耕农”的生产内容和代耕方式更为多样和灵活。其次，“代耕农”与农业生产企业合作的势头初见端倪，这对降低“代耕农”的生产风险、增加生活保障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但此时，一些早期积极引进“代耕农”的地区，对“代耕农”的态度变得不再友善，当地居民与“代耕农”之间发生冲突和冲撞的频率不断提高，甚至演化成为暴力对峙的局面[5]。所幸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已经意识到事态的严峻性，逐步介入，并积极寻求最佳解决方案。
2.4 “代耕农”群体的生存境况
由此可见，“代耕农”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特殊群体，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历史特点，对珠三角经济社会发展有过独特的历史贡献。但时至今日，这个群体的生存境况还是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善。大部分“代耕农”仍过着窘困的生活，压在肩头的巨大经济压力一直得不到缓和，与当地村民的纠纷和遭遇政策的歧视，则使其社会地位一再弱化，而随之引发的土地、子女教育、社会保障、户籍等社会问题更是令人担忧[6]。
“代耕农”群体从被主动接纳到冲突遭排斥而不得不一再迁移，从发展迅速的沿海城市一路退至经济欠发达的粤西粤北地区。“代耕农”的流动转移，从侧面反映了在珠三角地区的社会变迁中，农业地位一降再降，农民生存空间一再收缩的演变过程。珠三角地区对农业、农民态度的转变来自于在社会转型中产业结构不均衡的发展，来自于对弱势群体关怀和扶助的缺位。社会关注、政府介入才能真正改善“代耕农”群体的生存境况，从根本上解决其遗留的历史问题。
参考文献：
[2] 向安强，李陆满，丘慈兰，等.珠三角代耕农流动原因与流转引导[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35（5）：151-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