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简称大部制) ，是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二中全会作出的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部署。围绕大部制改革问题，国内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关于大部制的涵义与特征
有学者提出，所谓大部门体制，就是为推进政府事务综合管理与协调，按政府综合管理职能合并政府部门，组成超级大部的政府组织体制。有学者认为，大部门体制，或者大部制，就是在政府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雷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进行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达到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的目标。大部制是国外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政府管理模式。基于上述涵义的界定，有学者揭示出大部制的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大。这种大表现为组织规模大和职能范围广;二是少。就是职能部门少，如实行大部制的美国政府仅15 个职能部门等;三是合。实行大部制的目的之一是整合行政资源;四是协。大部制改革必须有机整合机构，优化组织结构，使之高度协调。
很显然，大部制是将政府相同及相近的职能进行整合，归入一个部门管理，或将一些职能相近或相关的部门整合为一个较大的部门。与按照政府专业管理职能设置政府机构的小部制不同，大部制是一种政府事务综合管理的体制。职能有机统一是大部制的精髓所在;宽职能，少机构则是大部制的鲜明特征。
关于大部制改革的目的与作用
学者大都认为，大部制改革的基本目的是拓展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有学者具体分析大部制改革的目的，认为推行大部门体制的主要目的不在于精简机构和裁减人员，而是为了集中和综合决策，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对分开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确保决策科学、执行有力、监督有效。
对于大部制改革的作用，一些学者认为可以化解当前政府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的问题以及权限冲突的矛盾，有助于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简化公务手续和环节，提高政策执行效能，降低行政成本。也有学者主张，大部制改革有利于部长承担政治责任与行政责任，有利于责任政府的建设。
在笔者看来，大部制改革的目的和作用归结到一点，就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关于大部制改革的原则与方法
学者们从多个层面构建了大部制改革的原则。有学者认为，大部制改革应坚持两个基本原则，即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相联系的原则和配套推进的原则。也有学者从公共权力回归的视角提出大部制改革的三个原则：以公共精神为指导的原则、整体性原则和精兵简政原则。
在改革的具体方法上，有学者认为，大部制改革必须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轨道：大部制改革已不是一次单纯的机构改革，甚至也超出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范畴，应当将其视为更深层次、更广维度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基础环节。也有学者认为，实行大部制，必须和经济体制改革、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相结合，真正做到政事分开、政企分开。还有学者提出，新阶段进行大部制改革，要按照决策、执行和监督相互分离的原则，建立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依笔者之见，大部制改革在方法上可以多样化，但其根本原则是职能有机统一和相互协调。
关于大部制改革的重点与难点
大部制改革与以往的机构改革具有本质区别。按照大部制的方案调整政府组织结构，无疑会对政府的管理方式和运行机制产生重要影响。厘清和把握大部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有利于改革的顺利推进。有学者提出，大部制改革重在精简统一效能。也有学者分析，大部制改革应重点解决职能和机构整合问题、决策与执行分开问题、各类政府机构关系问题和地方政府机构设置问题。对于大部制改革的难点，有学者认为有四个：(1)如何按照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重建政府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为大部制下的权力监督提供保障;(2)大部制能否有效遏制和消解部门利益，成为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3)大部制改革可能会牵动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真正的大部制很难确立。笔者认为，目前大部制改革的重点在于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改革的难点在于如何调整权力关系、消解部门利益、实现有效监督。
关于大部制改革的愿景与阻力
大部制改革将成为我国机构改革的引擎，为我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勾勒出一种美好的愿景。学者们在这方面表达了乐观性的见解：大部制这一多方求证的可行思路，无疑将继续沿袭本届政府向现代服务型政府转型的努力，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六次政府机构改革的指导原则，为十七大描绘的宏伟蓝图提交一个执行路线图。
另一方面，大多数学者对当下大部制改革面临的阻力给予了清醒的估计。有学者提出，要冷静看待大部制改革，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真正的大部制也许很难确立。有学者具体指出大部制运行中的问题：大部的确切边界划定问题、部门的整合问题、内部管理上的困难与运行成本问题以及对大部组织的监督问题。也有学者指出大部制改革的四道难题：权力磨合难、人员分流难、机制磨合难和运行监督难。更有学者较为详尽地分析了大部制改革中的三大问题所形成的阻力：对权力的约束与监督问题、党政权力对接问题和改革策略、方法的选择问题，改革的最大阻力是多年来被强化了的部门利益。
大部制改革遭遇的阻力主要是部门利益的作祟。只要坚守政府的公共性，切实践履执政为民的宗旨，改革的阻力就可转化为改革的动力。
推行大部制改革的原则
1.回应性调适原则。一要回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强化宏观决策，加强市场监管，弱化微观管理，同时兼顾我国在经济转型中培育市场、促进特殊行业发展、有效管理骨干国企的需要。
二要回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扩展社会职能，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充分培养社会的自治精神和能力。三要回应利益多元的需要。充分考虑地方利益、地区利益和行业利益的平衡，既要合理配置利益机制，又要防止追逐违法利益。四要回应技术发展的需要。减少管理层级，实行扁平化管理。
2.总体性统筹原则。一要总体统筹职能设置。构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错落有致的服务型政府职能架构。二要总体统筹权力配置。加强国务院最高领导层对各部门的统筹能力，同时合理划分国务院与地方政府人权、财权、事权的权限。三要总体统筹各种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四要总体统筹府际改革，形成国务院机构改革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协调张力。
3.系统性集中原则。一是整合职能。有机合并相近职能，避免职能交叉，相互扯皮。二是整合权责。健全政府权责体系，形成部门间和层级间合理的权责构成。三是整合机构。减少管理环节和层次，优化结构。四是整合机制。整合大部门内部的运行机制，降低协调成本，提高行政效能。
4.制约性协调原则。一是国务院整体(国务院和部门及部门之间)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制约性协调。二是部门内部的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制约性协调。三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制约性协调。
5.总揽性分别原则。一是要进行改革的总体设计，形成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近期和远期改革的整体方案。二是要实行分层要求，对国务院和省市以下政府改革既要明确共同性，又要有不同针对性。三是要实行分类指导，对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政府改革提出适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指导。四是要实行分步实施，既要考虑改革目标的实现，又要考虑改革的现实可操作性，尽可能减少改革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和消极成本。
相关链接
大部制改革三模式
●单部门突破的成都模式
作为全国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市政府把与城乡协调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农、林、水和交通部门作为改革的突破口。从2005年年初开始，先后推出了撤并机构的举措：撤销农牧局、农机局，成立农业委员会等等。成都市政府大部制改革思路的主要特点，是以单部门突破来改革职能交叉分割体制。从效果上看，成都市新组建的水务局结束了长期存在的多龙治水而难治水的局面，形成了一龙治水而善治水的良好格局。当然，成都市的大部制改革也面临一些难题，如机构上下不对口、人员分流难等。
●两集中、两到位的镇江模式
2004年，镇江市政府明确提出市行政服务中心要尽快实施以归并审批职能为核心的两集中、两到位，即进驻行政服务中心的各部门行政审批职能向一个处室集中，部门行政服务处向行政服务中心集中;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进驻行政服务中心的工作要落实到位，部门对窗口工作人员的授权要落实到位。镇江模式体现了大部制职能归并、统一的要求，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但也应当指出，镇江模式仅仅注重机构与职能集中、事项与人员到位，未能真正体现各种行政权力相互协调的诉求。
●多牌同挂的随州模式
随州市政府的大部制改革呈现出整体推进的态势。随州市的主要做法是，把一些职能相近的机构合并，有的只挂牌不单设。比如，外事、侨务和旅游部门合并，设立外事侨务旅游局文化局、文物局、体育局、新闻出版局合并，统称文体局。促进了行政效率的提高。当然，随州市的大部制改革也出现了机构反弹的困局，改革7年多出了9个市直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