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2011 年12 月12 日凌晨，韩国仁川海警登上一艘在韩国专属经济区进行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执法时，与中国船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中国船长程大伟抓起一把25 厘米长的刀刺死了一名韩国海警。之后中国船长和船员被韩国方面扣押，船长程大伟可能会被韩国以杀人罪判处死刑。这次韩国海警遇刺事件可以说是近年频发的中韩渔业纠纷中最为惨烈的一次，也引起了中韩双方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自2001 年中韩双方签订《中韩渔业协定》之后，中韩之间的渔业冲突日益加剧。《中韩渔业协定》是中国和韩国两国在相向海域尚未完成专属经济区划界前，就渔业问题做出的一种非正式划界的临时性安排。这份协定将中韩两国水域划分为: 维持现有活动水域、过渡水域和暂定措施水域。
2005 年过渡时间结束后，暂定措施水域东西两面的过渡水域成为两国各自的专属经济区。而根据《中韩渔业协定》，中韩双方对于各自的专属经济区的管理方式是: 中韩双方在考虑各自专属经济区管理水域的海洋生物资源状况、本国捕捞能力、传统渔业活动、相互入渔状况及其他相关因素的情况下，每年决定缔约另一方国民及渔船在本国专属经济区管理水域的可捕鱼种、渔获配额、作业时间、作业区域及其他作业条件，并通报给另一方。另一方接到通报后向对方授权机关申请发给希望在对方专属经济区管理水域从事渔业活动的本国国民及渔船入渔许可证。被申请一方授权机关按照本协定及本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颁发许可证，并可收取适当费用。中韩任何一方的国民及渔船进入对方专属经济区管理水域从事渔业活动，应遵守对方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中韩渔业协定》的有关规定。
《中韩渔业协定》的签订意味着两国渔民的捕鱼方式不得不从原来的公海自由捕捞转变为在各自专属经济区内捕捞，如果进入对方的专属经济区捕捞，也必须获得对方的许可证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然而与预想中不同，《中韩渔业协定》签订和正式生效后，中国渔民并没有减少赴韩国海域捕鱼的次数，而韩国方面的管理一开始比较宽松，一般发现越界捕捞渔船，先警告，然后驱逐。但随着韩国海洋权益意识的增强，其管理很快严格起来，发现中国渔船的违规行为就要罚款，罚款金额从一开始的10 万元人民币以下，增加到2011 年的16 万～ 27 万元人民币( 相当于3000 万～ 5000 万韩元) 。与此同时，韩国海警打击中国渔民非法捕捞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动用了舰艇、直升机和高压喷射器、电子冲击枪、爆音弹等各种现代化武器装备。2008 年9 月之后，韩国海洋警察厅开始允许韩国海警带枪执法。据韩国海警的资料显示，最近5 年韩方扣押中国渔船已达2000 多次，对中国渔船的罚款总额高达294 亿韩元，按现在的汇率计算为1. 64 亿元人民币。
由于韩国海警的罚款金额相当巨大，中国渔民一旦被处罚，几乎倾家荡产，所以，当韩国海警靠近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进行执法时，每每遇到他们的誓死抵抗。我们在新闻图片上看到的一幅幅场景相当具有冲击力、令人惊心动魄: 十几艘破旧的中国渔船紧紧联合在一起，共同进退，不远处的海面上，韩国海警的快艇正破浪而来，而在中国渔船头顶低空盘旋的是韩国的直升机。为了防止韩国海警登船，中国渔民在船侧竖起了一股股的钢叉，迫使他们不得不从较为危险的船尾往上爬。同时，渔民们猛力向韩国海警投掷石块、铁块，并用斧头、钢管、镰刀、棍子等兵器拼命砍杀，进行最后的顽强抵抗。整个抓捕扣押的过程非常混乱、暴力和惊险，也因此经常造成双方的人员伤亡。暴力冲突发生后，韩国媒体对中国渔民的暴力残忍和蛮横无理印象深刻，愤怒地称呼他们为入侵韩国海域的海盗 暴民，冷血杀人的凶手，韩国民众情绪异常激昂，对此事件的抗议一度上升至两国的外交层面。然而，在渔民的家乡，我们听到的评论则有所不同。程大伟的家乡张见港的船长们说程大伟平日豪爽仗义，爱请客，且从不拖欠船员钱，曾经在3 次海难中救起过至少17 条人命，在整个渤海人缘很好、威信很高。他们不相信人这么好的大伟会杀人，怎么可能杀人，救人还差不多!关于中韩渔业纠纷中的中国渔民，可能我们有太多的疑问。
他们究竟符合哪一种形象: 是外国媒体刻画的残忍的海盗，还是乡亲们眼中豪爽仗义、救人性命的英雄? 在诸多生活道路中，他们为什么铤而走险，单单选择了赴韩国非法捕捞这条不归路? 究竟该怎样理解他们的生活命运?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C. 赖特米尔斯( C. Wright Mills) 曾经提出社会学的想象力(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的概念，这种研究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二者间的联系。在本文中，笔者试图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将历史中的社会结构与个人的生活命运联系起来，将渔民的个人选择放入具体的社会历史场景，从社会结构的原因来理解他们的生活。而在讨论过程中我们也许会发现，就像一粒沙子里看世界，一个个具体微观的渔业纠纷案例折射出现阶段渔业和海洋领域存在的诸多重大问题。
二向内的窘迫: 资源的衰竭与转产的困境也
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只见中国渔民赴韩国海域捕鱼，而不见韩国渔民来中国海域捕鱼? 或者，为数众多的中国渔民为什么放弃了在本国的专属经济区内捕鱼? 最简单的回答是: 现在中国海域基本上已经无鱼可捕，渔业资源严重衰竭。这主要是海洋环境污染和过度捕捞两个原因造成的。海洋污染状况可以通过观察赤潮状况和海水质量来了解。根据国家海洋局历年公布的《中国海洋灾害公报》，中国近海赤潮发生频率由20 世纪70 年代的每年一到两次增加到21 世纪的每年几十次甚至上百次，且持续时间越来越长，面积越来越大。而近些年我国近岸海水质量也非常令人担忧，人类活动使近海区的氮和磷增加50% ～ 200%，过量营养物导致海藻类大量生长，破坏了红树林、珊瑚礁、海草，使近海鱼虾锐减。海洋污染严重除了与大规模城市生活污水的排放有关外，还应注意的是与近些年来排山倒海、如火如荼般的海洋开发热潮也有关。在陆地资源短缺的困境下，港口、航运、围垦、旅游、采矿、石油、房地产等各行业都想在海上一展身手，人们称之为群龙闹海。
如今，从大西南出海口北部湾开始，一直到北端的渤海湾，1. 8 万公里海岸线上，大码头、大化工、大钢铁、大电能到处点火，而无序、无度、无偿的开发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和不可挽回的损失。我们注意到，海洋开发的热土基本上都已成为严重污染海域。以渤海为例，渤海湾向来是一块丰饶之地，盛产对虾、蟹和黄花鱼，然而由于过度开发重化工业和相关的污染事故，因而造成海洋环境急剧恶化，鱼虾大批死亡，业内人士发出渤海再开发将成死海的警告。王书明曾谈到一个海洋原则: 江、河、湖、沼相互之间是分散的，不会交叉污染，而海洋却是一体的，进入海洋的污染物会随着洋流无限制地扩散开来。因此，海洋污染的问题涉及极为广泛的社会群体，陆地生活的居民、重化工、钢铁企业或者一艘漏油的船只都可能是造成海洋污染的原因，但是海洋污染的直接受害者和第一受害者却是以海为生的渔民，海洋环境恶化直接导致他们的生计成为问题。海洋污染之外，过度捕捞也是造成渔业资源衰竭的一大原因。我国几乎所有经济价值较高的鱼类都遭受了或正在遭受着过度捕捞，大多数渔业生物的生物量都已降到非常低的水平。东海曾经被称为鱼仓，经过几十年的狂捕滥捞，大黄鱼、小黄鱼、墨鱼、带鱼四大传统经济鱼类已近枯竭，大批珍稀鱼类已近灭绝。在渤海边上的张见港，程大伟的父亲程桂桐也感叹道: 渔网能把渤海盖个十层八层!而这并不只是中国的现象，2009 年杀青的欧美纪录片《鱼线的尽头》( The end of the line) 向我们指出，由于全球普遍存在的过度捕捞，世界海洋中各种鱼类的数量都在锐减，产量比原来削减了80% ～ 90%，专家预料按照这种趋势，在2050 年就会看到海洋的终结，海洋将贫瘠得只剩浮游生物。过度捕捞的确是渔民的行为，但值得思考的是，这种行为并不是孤立的，它的背后是世界水产品的巨大消费市场以及高额利益回报。
三 总结与讨论
20 世纪70 年代，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威廉莱恩( William Ryan) 在其著名的《责备受害者》( Blaming the Victim) 中讨论美国社会种族和社会不平等现象。他指出人们常常会去责备受害者指责穷人的贫穷，弱势者的无权，用诸如今天素质低之类的标签贴在某些种族、阶层之上，却忽视了他们之所以处于某种不理想的状况很大程度是社会的责任。少数民族的孩子在学校表现不佳不是因为他们笨而是他们的糟糕的成长环境所致，穷人的孩子身体弱不是因为先天不足而是因为医疗体系对他们缺乏足够的支持照顾。通过材料充足的论据和逻辑严密的论证，莱恩使人们的视线从弱势群体本身的素质转向受害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
在本文所讨论的案例中，首先我们应该在《中韩渔业协定》的框架之内承认中国渔民赴韩国水域非法捕捞的事实。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也试图通过社会学的想象力理解渔民行为背后的理性、动机以及相关的社会原因。中国渔民从事非法捕捞是一种理性行为，他们想要逃避国内的生计窘迫和追逐外海的高额利润。同时他们的理性也并非完全经济化的，对边界和法规的逾越和对自由、无拘束的海洋生活的坚持可能也构成了他们独特的意义世界的一部分。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又发现，渔民的生活命运又并非个人孤立的命运，由个人理性和动机所独立决定，它的背后存在着复杂多元的社会历史因素。
就像前文分析的，在城市生活的居民、重化工业的企业、政府、全球渔业产业链的其他主体和消费群体，这些难道不都是我们这个刺警故事背后隐藏的主角吗? 我们意识到的，是一场中国渔民与韩国海警的贴身肉搏，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是上述主体与渔民群体之间发生各种社会关系和过程，所以需要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去想象。从单一事件来看，渔民的确是杀人的凶手，但是从更宏观的角度，我们发现他们处于社会利益格局的底层和全球产业链的上游，他们是获得较少的收益而承担更大的风险的弱者，也是充满漏洞和缺乏保障机制的社会制度的受害者。表面上看，这只是一起渔业纠纷引起的刺警事件，实际上这起事件却反映出现阶段中国以及全世界在渔业和海洋领域所面对的诸多重大问题，如海洋污染、渔民失海、渔业权、全球渔业产业结构等问题。刺警事件发生后，在国内各大媒体上，官方的主要反应是指责渔民文化水平低素质低，不能很好地理解国家的相关规定和政策，表示要加强教育和引导。这显然也属于一种典型的责备受害者的态度，而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并不有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2012 年以来，韩国海警被刺事件余波未平，不断发生的渔业冲突又让人们目不暇接: 2012 年4 月2日，一名中国渔民被太平洋岛国帕劳警方枪杀，另有25 人被捕; 5 月8 日，三艘中国渔船28 名船员被朝鲜军方扣押; 7 月17 日，两艘中国渔船36 名船员被俄罗斯海警扣押; 10 月16 日，一名中国渔民被韩国海警发射橡皮弹击中身亡看来如果我们不能真正面对和解决渔业纠纷背后存在的制度和社会问题，类似的悲剧还将不可避免地一轮轮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