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看，任何学者——乃至任何人，如果他愿意从事学术研究的话——主观上都希望自己能生产出精品。因为学术精品会给他带来收益：职称、名誉和社会地位等。
但是，为什么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精品”很少？问题可能不只是学者主观上的愿望，还有产生精品的条件。
一、只有“热爱”才能出“精品” 一个方面的条件完全是个人的，例如个人的智力、体力。一个人智力很高，有想象力，思维敏捷开阔，这会为一个人创造精品提供非常重要的条件。
体力也很重要，许多科研都需要很强的体力，能够坚持工作多少小时，无论是观察、思考还是写作，即使坐着不动，也会非常劳累，有时甚至比某些体力劳动还累。因此，研究者的素质是最根本最重要的。
但是，我们应当注意，这方面的素质除了偶然的先天或后天损伤外，基本是天生的，是长期稳定的。尽管人与人的差别，从生物界来看，并不大；但如果从人类内部来看，不同的人之间的这方面的差别相当大，并且很难改变。
尽管现代人常常强调学习和训练，但是从现代的科研成果来看，学习和训练对人的智力或体力的影响其实并不很大，最多只有边际的影响；受影响的往往只是技能或熟练程度。一个重要的证据是许多人尽管没有接受大学或研究生的训练，但是其成就却不小；而有些人尽管有博士学位，其他各方面的条件也都不错，但却一事无成。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有这类的发现。尽管一般说来，有过良好教育的人更容易出优秀的成果，但这也许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学习，而是因为学习特别是与之相伴的考试本身是一个筛选机制，通过这一机制已经将那些相对聪明的人都筛选出来了。
有些看似个人的条件，例如，刻苦、耐得住寂寞、珍惜时间、笨鸟先飞等等，并且往往赋予这些条件某种“道德‘的品质，要求人们学习。然而这些未必是个人的”道德’的品质。
一个喜爱读文献的人，其实未必是因为他特别刻苦，只是因为他喜欢这种阅读。就像有些人爱看球、看电影是一样的，做实验也可能是如此，一个在旁人看到的非常寂寞的事业，也许在实验者本人的感受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一个人可能不是为了珍惜时间而工作，更可能是感到工作是有意思的。
社会在发展总是鼓励那些积极的偏好，但这些偏好并不是一种“道德”，很难培养。在现实生活中，那些出了科研精品的学者其实常常并非学习最刻苦的学者，他们当中许多可能都有相当多才多艺，有的还很“贪玩”；有的也还可能有很多其他方面的毛病，甚至道德品质上的毛病。
这些分析并不是要颠覆社会的鼓励机制，其实，我只是要强调出精品的最重要条件——热爱。这就是孔子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热爱会驱使人广泛阅读各种相关文献，设想众多的可能，由此培养出洞察力、学术眼光，热爱会让人把冷板凳坐成了热板凳，让人少受乃至不受其他的诱惑。 如果智力、体力和爱好这些个人的因素不是完全通过教育培养出来的，那么作为一个社会来说，要促成创新，产生精品，乃至更多，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创造这样的社会条件和制度条件，让那些热爱研究、喜好创新的人提供足够的资金和其他保证。
这样做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都是最好的。对于个人来说，一个人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就会如鱼得水，这样的投入是最有效率的。
对于社会来说，这也同样是有效率的。喜欢工作的人会更少心思考待遇，计较报酬，想提拔或拉关系。
这就是许多，学者大家为什么不那么看重钱、地位、名誉的根本原因。而这又会反过来节约他的时间，节省了他的机会成本，从而更加“专心致志”，搞出精品。
相反，一个不喜欢科研的人占据了科研的岗位，要想让他努力，你就必须用更多的其他的收益来激励他从事科研，搞出好产品，包括工资收入、社会地位甚至行政职务等，这对社会和他本人来说，都不是最有效率的投入和产出。因此，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这才为根本的制度问题，甚至是促进研究精品出现的唯一问题，即通过创设一套（因此是许多、相互配合的）制度，使人们能“各得其所，各尽所能”，让每个人都在他喜欢且最有能力履行的岗位上。
二、只有合理劳动分工才能出“精品” 具体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注重促进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加快社会的劳动分工，包括科研上的劳动分工，让那些喜欢和热爱研究问题的人占据研究岗位，让喜好和热爱其他工作的人在社会中能找到他们的工作，不都挤在科研机构。应当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这一点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近年来的人才流动也正在加快了社会中的劳动分工。
但是，这种状况还没有彻底的改观。原来计划经济条件下分配来搞科研工作的人有些并不适合也不很热爱科研工作，但目前还承担着这样的工作，甚至还担任着科研的领导工作或规划工作。
因此，一类人对科研并不爱好或不十分爱好，但不得不强打精神做科研，而另一类爱好科研的人又无法专心做科研。在学校，有的人更热爱教学，教学效果也很不错，不适合科研，但是我们目前的体制要求至少在一些重点院校内，所有的教学人员都要搞科研。
这就自然而然地会降低科研成果的总体水平，甚至一些人为了应付生活的压力，会采取一些违反学术道德甚至学术腐败的行为。 目前一些重视科研的措施尽管用意良好，但也带来了或可能带来某些负作用。
例如，重视人才，至少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措施之一就是让一些科研相对比较优秀的人担任行政职务、社会职务。其实这也是忘记了社会分工和人才的比较优势。
尽管并非科研好的人都不能当“官”，但至少相当一部分科研人员并不适合当“官”，即使对他所熟悉的行当——除了他自己的科研项目——也未必有能力管理好；而且这种工作会大大消 减了他的科研时间和精力，不可能搞出精品。而且，人都是有弱点的，即使是优秀的科学家、研究者也不例外，如随着年龄增长、能力开始衰落之际。
如果既有的成就能给他带来超过继续研究可能带来的利益，他就可能“弃笔从戎”，“由学入仕”。我曾在多种场合分析为什么中国当代有很多公共知识分子时，就指出了这一点。
目前的用人制度，也会使那些有管理能力的人不能充分发挥其管理长处；于是就要设“常务”的副校长、副院长、副所长，官多了，效率低了，许多做行政的人也内心很失落；甚至问题会更大，因为这会促使许多人利用行政职务和权力来参与学术研究，甚至攫取学术地位。这种社会安排进一步混淆了学术行政管理和学术研究。
当代中国许多人一当官，“学问”就大起来了，其作品就容易获奖，就容易得到资助，这就是“官”学不分的后果。甚至，这会促使一部分身在科研机构但科研能力不足的人努力争取当科研机构的“官”。
这是很糟糕的事，从各方面看都是得不偿失的。
三、只有在学术竞争中才能出“精品” 与社会劳动分工相联系的必然是学术竞争机制的完善和学术传统的形成。这对于出学术精品非常重要。
其实，衡量学术精品的真正标准是学术传统，因为只有内行才能真正对学术作出恰当的评价。而我们目前的评价标准或立项标准往往只是社会的。
社会标准固然重要，因为从长远来看，所有学术成果最终都要经受社会检验，只有经历了长时段的社会考验的成果才可能是精品。但是鉴于这种长时段的评价往往不可能，特别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方面， 甚至部分的自然科学成果也是如此 （只有部分技术型产品可能会有即刻的评价），因此只能靠学术分工形成的学术传统内的学人来评价。
否则陈景润的成果一定不被人理解，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在当代的宏大的现代化话语中也一定不被人待见。我们目前由于学术分工不明、学术传统不足，因此就总体而言学术评价机制比较糟糕。
在这样的环境中，即使被标签为“精品”，也很可能不精，有的甚至很糟糕。应当说，现在的学术评价机制从总体上看缺乏足够的学术公信力。
说到学术传统，可以说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尤为缺乏，特别是缺乏实证研究。由于中国社会的转型，也必然会出现一个知识类型的转变，在通常的“文科”中，社会科学必将且应当有一个更大的发展，而社会科学更多是基于经验和实证研究而发展起来的。
但由于缺少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我们目前有许多号称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其实太人文化，太哲学化，往往只是讨论一些抽象的理论、概念和命题。由于这些研究项目往往题目很大，有所谓广阔的哲学关怀，又是从宏观上并从理论上加以论证，容易获得学术界的关注，甚至获奖，产生了不好的引导作用。
相反，由于缺乏社会科学的研究传统，那些真正细致的实证研究，则被认为“题目太小‘，缺乏普遍意义，而得不到真正的重视和推荐，甚至很难得到足够的财政支持（事实上，实证研究更需要经费支持）。没有实证研究，所谓的理论研究或创新就只能是空对空，只能是对概念的注释，只能是玩文字游戏。
甚至对这种所谓的科研成果展开认真的学术批评也很难，因为它大、太空。 再说极端一点，在一些基础性研究中，我甚至怀疑“精品”战略这样的提法或与之相关的措施。
所谓精品战略的基本假定是，我们可以事先知道什么研究可能出精品，出高水平的成果；并希图通过某些措施来促进“精品”的出现。但是在科研中，除了某些实用性研究（攻关），某些技术成果的转化，还可能采取这种战略，在基础性研究中，研究结果往往高度不确定的。
精品的确认一定需要时间和市场。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往往年事已高，但令其获奖的作品却是其年轻时的成果。
这表明，基础性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成果评价往往需要相当的时间。说时间其实还不准确，时间其实只是一个符号，它代表的是学术市场的竞争，只有那些在学术竞争中存活下来的时间长才可能是精品。
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看到，有时甚至学术传统和同行评价也都不总是可靠的。一个学科传统有时也会构成一种偏见，需要新的学术增长点，需要加入新的知识和传统，需要交叉学科。
真正可靠的评价标准可能是时间。因此，强调出精品的思路中或多或少有一种急功近利的因素。
然而，有些研究不可能急功近利，否则是既无功也无利。如果我们真正想出精品，唯一真正有效地标准就是劳动分工体制和由此形成的广义的市场 （包括学术的市场）以及竞争。
真正的科研精品战略一定是以市场经济逻辑为导向的科研发展战略。这里说的市场经济的逻辑，不只是一切都向“钱”看，市场经济的逻辑是社会分工，个体的自由选择、自由流动、自由组合以及自由竞争和淘汰，最终由社会公共选择来判断。
所有其他的措施，包括学术规范、加大科研投入、集中攻关、学术导向等，都必须建立在这一最基本的制度基础上。 还必须指出，“一将功成万骨枯”，在科研上也是如此。
大量的非精品和最终的少量精品，特别是那些具有原创性的成果都同时存在，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在大量的科研成果的竞争和演化中，才可能最终涌现公认的“精品”。
因此，在改革现有科研体制的前提下，更大量的投入，吸引更广泛的人参加科研，产出更多的哪怕是粗劣的产品，但只要不是自我复制，那这就是精品出现的前提。 要促进科研的专业化和分工，要为科学家减负，减少他们用于非科研活动上的时间，要更多鼓励那种更为专业化的科学家和研究者——哪怕这些研究者可能性格奇怪、不近人情，要为不同类型的学者铺设不同的成功之路，引导学者走他们最有能力走的路，而不是鼓励那些通才。
要鼓励经验研究，实证研究，交叉学科的研究。至少在基础性的研究上，要放弃计划型的科研之路，要鼓励学者选择那些他们自己喜爱的项目，而不是用国家的、省市的科研计划和资金来整合或引导学者。
对多数有即刻的市场效果和实用效果的科研成果应当更多通过创设知识产权来给予奖励，而不是给予政府的奖励；对于那些基础性的研究，奖励则应当更加靠后，可以奖励那些真正有贡献的老学者，而不是急于奖励似乎是满足了社会需求的研究。总之，我的基本看法是，政府应当更多促成学术市场的发展和扩大，促成学科传统的形成，而不是自己参与学术市场的活动，试图引导学术市场，或是充当学术的裁判者。
还有一方面政府部门可以做的，至少在目前，是更多提供信息交流的平台，提供那些在目前个体因无力或无利而不能做的但社会收益很大的基础性工作，例如完善中国的引文索引等资料库，将之作为公共品来提供，便利研究者的使用。政府可以更多且更加严格地保护那些可能带来市场收益的成果的知识产权。
可以且应当有一点学术的耐心，让学术市场自我发育和成长。 最后一点是，也许我们在学术评价中应当减少道德的话语，特别是诸如“刻苦”、“献身”、“高风亮节”、“道德文章”等道德的话语来描述科研者特别是他们的工作。
这些评价不仅用错了地方，甚至可能会给许多未来的研究者，给社会传达了不正确的有关科研产品的信息，甚至误导研究者。其实，只要不违反学术的道德，学术上只有一个评价标准，这个成果好还是不好，而不是这个成果的作者是好人还是坏人。
北京大学法学院·朱苏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