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是否在WTO内谈判制定新的综合性的投资规则，争议颇多。主要争议在于分析欧盟、非政府组织和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依据若干客观标准总结在WTO体系内进行多边投资规则谈判的利与弊，其有利之处在于广泛的国际社会参与、弥补现行双边投资条约的不足、保持相互依存关系的平衡等，其弊端在于WTO的投资规则难于与现行区域投资协定保持一致，发展中国家政府能力较弱等。
但总的说来利大于弊。 【摘 要 题】WTO法制专栏 【英文摘要】Whether to draft new investment regulations through negotiations in the WTO remains a bone of contention. The paper examines the respective positions of the European Union， NGOs and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n it discuss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n WTO' s multi-party negotiations on investment regulations. Broader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improvement of the current bi-party investment agreements and balance of interdependence are believed to be the advantages while the unconformity of WTO' s investment regulations with the current regional investment accords is a disadvantage. The paper holds that the advantages outweigh the disadvantages. 【关 键 词】多边投资规则/WTO/OECD/MAI multi-party investment regulations/WTO/OECD/MAI 【正 文】 制定一套综合性多边投资规则的理想由来已久，而真正开始将这一理想付诸于实践的努力则应该是1995年起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内举行的有关《多边投资协定》(MAI)的谈判。
虽然OECD关于投资问题谈判的结果以失败告终，但是这项令世界各国密切关注的协定的谈判终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教训，可为未来国际社会在这方面新的努力提供前车之鉴。有人分析OECD失败的原因是法国在文化等问题方面坚持了非常保守的态度而德国等国又附和了法国的立场，也有人认为是美国政府所追求的目标太高以致于OECD的29个成员国在众多问题上难于达成一致意见，还有人认为是非政府组织的强烈反对。
毫无疑问，上面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OECD谈判结果，可这些都不是根本原因。作为局外者，特别是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判断，问题症结之所在一目了然。
那就是OECD不应该也没有能力作为一项综合性多边国际投资协议的谈判场所。我们承认目前世界上近8成以上的外向投资和6成以上的内向投资都是在OECD成员国之间进行的，但是这改变不了OECD本身作为非全球性国际组织的性质，而区域或诸边层面上达成的协议，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多边国际性协议并且对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具有法律约束力，其过程还相当漫长，况且作为富人俱乐部的OECD无论在其试图达到的目标方面还是在谈判所适用的基本方法方面都不可能为OECD之外多数国家所认同。
所以OECD的失败是必然的。 当然，OECD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国际社会不需要有一套统一的投资规则。
事实上，如同国际贸易与统一的国际贸易规则关系一样，国际间的投资活动非常需要用统一的投资规则加以规范。这是经济全球化特别是投资贸易自由化趋势之必然要求。
实际情形是，通过谈判来制定这种规则的时机已经成熟。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制定一套什么样的投资规则。
包括OECD投资规则谈判在内的无数国际协议谈判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项国际协议的最终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该项规则谈判场所的选择。这里的场所不只是指谈判的地点，而主要是指由谁来主持谈判。
谈判场所不同，谈判的参与方可能就不同。OECD的最大教训就是29个富裕的国家“秘密地”聚在一起，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不切实际地为整个世界制定如世贸组织前总干事鲁杰罗称之为“全球经济宪章”的统一的投资规则。
在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已经没有太多人反对统一的多边投资规则。眼下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两个“程序性”的问题上。
其一，是在现有的双边、区域或诸边以及多边国际投资安排基础上逐渐发展统一规则还是通过国际谈判尽快制定出这样的规则；其二，如果通过谈判制定规则，那么在什么场所进行这种谈判。 过去，发展中国家多半消极地倾向于支持在现有安排基础上逐渐发展投资规则，而反对即刻在任何国际会议或国际组织场所经由谈判来制定这样的规则。
而现实的情形则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积极地调整自己的战略和策略，希望在未来统一的国际投资规则制定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于是，选择什么场所进行统一的国际投资规则谈判已经成为极其重要的前提性的问题。
鉴于OECD谈判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未来投资协议谈判的场所应该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和更大的透明度，并且能够在赋予协议参与各方一定程度灵活性和自主权利的基础上实现相对合理的目标。 在今天世界上，可以担此重任的国际组织或国际会议只有世界贸易组织(WTO)和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
本文将重点研究在WTO体系中进行该项谈判的各种利害关系，以期为谈判场所的选择提供一种理性参考。 有关WTO作为国际投资规则谈判之场所的各方观点 在是否支持在WTO体系内进行多边投资规则谈判的问题上，不能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界限来加以简单的区分。
实际情况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我们既可以在支持者占主流的发达国家中听到强烈的反对之声，也可以在反对者占主流的发展中国家中看到支持者身影。
了解一下各方针对在WTO内举行有关投资问题谈判所表示的态度，能够帮助我们归纳在错综复杂的表现后面实际存在着的两派针锋相对的意见倾向。 1999年7月28日，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负责对外关系事务的副秘书长比特·卡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欧盟委员会已经决定结束在巴黎OECD内的有关MAI的谈判，开始着手在WTO内进行多边投资规则的谈判。
比特·卡尔认为，在OECD的MAI谈判与在WTO的多边投资规则谈判之间有一个重大的区别，那就是后者将把谈判的范围局限在外国直接投资(FDI)上而排斥任何与证券投资和其他资本流动相关的问题。比特·卡尔承认目前在外国直接投资(FDI)与其他形式资本之间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小，但是他认为在一项WTO的协议中做出这样的区分仍然是应该的。
欧盟委员会只要求国民待遇原则适用于投资开业以后阶段而不包括开业前阶段，并且希望赋予国家以规范和控制其投资者活动的充分权利从而保证这样的投资活动与它们的国家政策目标一致。在一份提交讨论的报告中，欧盟方面认为在WTO内谈判一项确保世界范围稳定和可预见之投资环境的多边投资协议的时机已经成熟。
该报告解释说在WTO内谈判多边投资协议，在争端解决和基本的非歧视原则方面具有不可否认的长处。但是欧盟委员会的报告没有提及在可能的WTO投资规则中投资母国对于其投资者的活动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和义务。
在1999年2月WTO总理事会上，日本做出了与欧盟委员会相近似的提议。早在1986年埃斯特角城谈判会议上，日本就曾寻求在世界贸易体系内谈判制定影响重大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规则。
日本方面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行，投资已经成为企业经营战略的一个重要工具，并且在世界经济中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FDI)，它对于确保长期资本流动的稳定，促进技术转让和增进投资母国和东道国经济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在埃斯特角城会议和整个乌拉圭回合谈判过程中，一直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服务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视为彼此替代且又互为关联的几个重要方面，认为它们可以帮助其实现企业的国际渗透和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控制。
不过，在WTO建立以及经由自下而上积极承诺方式谈判而成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形成之后，美国把注意力转向OECD以期达成一项“高水平”的投资协议。而在OECD投资协议谈判破产以及有明显的迹象表明非政府组织正在强烈地反对在WTO内谈判投资规则之后，美国则开始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生兴趣。
其实，美国反对在WTO进行投资规则谈判的立场早在OECD谈判失败前就已经是非常确定的了。这可以从1997年4月一次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记者专题访谈中得到印证。
负责经济和商业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阿兰·拉尔森承认，美国不希望在WTO内进行投资规则的谈判是基于如下两个考虑：首先，美国所期望的高标准投资协议易于在经济文化和价值观念取向一致的谈判对手之间达成，而OECD正是这样的谈判对手的集合，谈判各方不应为目前所遭遇的困难而放弃最后的努力；其次，WTO中许多重要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没有准备也没有兴趣参与这样的谈判，强迫其做不愿做的事情是很愚蠢的。 非政府组织还在OECD进行《多边投资协定》谈判之时就已经发起规模宏大的抗议活动。
从近几年来各种媒体所反映出来的信息分析，非政府组织反对在WTO内进行任何投资规则的谈判，是基于下面理由的。 第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WTO成员国，一旦这样的投资规则在WTO体系内制定，那他们势必都得加入。
而这样的协议如果是在OECD制定，发展中国家则还有机会决定他们是否愿意加入。 第二，WTO不是一个民主和透明的机构。
发展中国家事实上不能够决定(任何协议谈判的)最后结果。他们中的大多数也不能够参加真正的谈判，而这类谈判通常发生在只有少数重要国家受到邀请的“非正式会议”场合。
例如在乌拉圭回合谈判过程中，尽管一些发展中国家强烈反对TRIPs协定的很多方面，但是最终美国仍然自行其是。所以，即使有发展中国家不同意在WTO体系内谈判MAI之类的多边国际投资规则，他们终究还是会被排斥在谈判过程之外，而且这样的规则也终将产生。
第三，在束缚发展中国家履行未来的多边投资规则方面，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将会是非常有效的。因为不遵守协议某些部分的国家可能面临贸易制裁，或者至少面临着接受WTO专家组审判的威胁。
所以说，WTO是深受那些可以利用它来强迫不发达国家遵守各种规则的富裕国家欢迎的。 第四，WTO原本设计的目标就是一个贸易组织。
它的使命不应该扩张到投资政策和规则。假若MAI之类的投资条约在WTO内谈判，那么WTO现有的原则如国民待遇原则就可能相当容易地伸延到投资领域。
发展中国家在WTO是否应该主持制定多边投资规则问题上的态度是不一致的。这较早表现在对WTO“贸易与投资关系工作组(WGTI)”① 拟提交WTO部长会议的报告的有关内容讨论之中②。
以韩国、哥斯达黎加、阿根廷、巴西和委内瑞拉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支持欧盟、瑞士、加拿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立场，强调外国直接投资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强调外国直接投资对于发展的积极作用。本来，如何评价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似乎与是否支持在WTO内谈判投资协议没有必然联系，但如果把WGTI设立之背景和宗旨等因素作一番考量，是不难看出对于外国直接投资作用评价之积极与否的潜在意味了。
当然，反对在WTO内讨论多边投资规则问题的发展中国家也不少。1996年10月底，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印度、埃及、坦桑尼亚、乌干达、加纳和海地等8个国家联合向日内瓦的WTO提交了一份声明。
它们在声明中表达了这样4层意见。第一，WTO部长会议不是研究和讨论贸易与投资关系的合适场合；第二，如果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有关贸易与投资关系的研究和讨论就不应该放在WTO之内，而应在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中进行；第三，WTO内开始的所谓表面上无关紧要的有关投资的“研究工作”，一旦遭遇强压，就会转变成谈判，乃至最后达成协议，WTO的经验可以说明这一点；第四，WTO内任何关于贸易与投资关系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应该仅仅局限于对《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的审查，因为这项要求事实上已经成为乌拉圭回合既定议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1999年1月，WTO总理事会举行特别会议，就是否将投资、竞争政策和政府采购等问题纳入千年回合的谈判议程进行讨论。尽管欧盟、日本和瑞士支持将投资问题纳入WTO议程的立场非常强硬，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表达了它们的反对意见。
在会上，马来西亚代表东盟各国表示，“没有充分理由显示有必要在WTO内制定投资或竞争政策的全球性规则”，“倒是有充分理由证明应该在WTO的工作组内继续就贸易与投资的关系以及贸易与竞争政策的关系进行研究。” 在WTO体系内进行多边投资规则谈判的利与弊 以上所述的各方观点，错综复杂。
我们难于从中概括出在WTO体系内进行多边投资规则谈判的利与弊。究其原因，是各方观察问题的角度和评判事务的标准存在着天壤之别。
那么，什么是恰当的观察问题的角度和客观公正的评判事务标准呢？我们以为那种能够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或者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所共同接受的角度和标准，相对而言就是恰当地观察问题的角度和客观公正的评判事务的标准。只有从这样的角度依据这样的标准对WTO作为投资规则谈判场所之利弊进行分析，才有意义。
1996年2月，WTO前总干事鲁杰罗曾经在联合国贸发会议举办的一次主题为“全球化经济中的外国直接投资”讨论会上发表了一个重要演讲。这个演讲的核心内容是关于经济全球化时代多边投资规则的制定。
他认为有一些因素是在制定多边投资规则时应该着重考虑的，也是评判这一工作的标准。这些因素总共有8项，分别概括如下：
(1)是否保证国际社会各个层面的充分参与；
(2)是否保证既不取代现有的双边投资条约，又不再重新制定与多边国际规则具有相等效果的数以万计的双边投资条约；
(3)是否保证将区域和其他更具局限性的安排吸纳到这个不歧视第三方的框架中来；
(4)是否保证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动，减少这种流动的成本；
(5)是否保证增强而非削弱国家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
(6)是否保证投资国与东道国相互依存关系的充分平衡；
(7)是否保证投资规则的制定是一个关涉共同利益的问题，而不被视为南北问题中的一个问题；
(8)是否保证巩固各方对投资、货物和服务自由流动的承诺，并扩大公众的支持。毫无疑问，这些因素并不是所有各方所共同关心问题的全部，但它们是主要的方面。
这些因素用来作为我们观察和评判WTO是否适于制定多边投资规则的角度和标准是再适合不过了。参照上面这些因素，我们便不难对WTO主持制定多边投资规则的利与弊进行剖析。
在利的方面，在WTO进行多边投资规则的谈判首先能够保证比OECD更加广泛得多的国际社会的参与。OECD充其量只是29个富裕或比较富裕的国家的俱乐部。
与此相比较，WTO不仅在数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而且包容了富裕的发达国家和贫穷的或不甚发达的发展中国家。WTO的这一特点非常重要。
因为“投资障碍的大部分都存在于不发达国家”[11]，而如果这些国家不参与旨在消除这种障碍的投资规则的制定，那制定出来的规则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退一步讲，即便MAI在OECD内通过，等待它的命运仍然无非有两种：一是吸引非OECD成员国加入，以此增加该协定的适用面，二是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被吸纳到其他多边机制比如WTO之中，成为其组成部分[12]。
否则，MAI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在WTO内制定投资规则，就把OECD最大的不足转化为了优势。
其次，WTO的多边投资规则可以弥补现行双边投资条约的不足。不容否认，双边投资条约是目前国际投资立法中的一种主要形式，在保护投资者利益和维护东道国外资管理权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在实际中，双边投资条约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一方面缔约国要根据彼此关系的不同状况缔结为数众多的这类条约以确定不同的保护和待遇标准，即便有的时候各个条约的基本内容大同小异；而在另一方面，投资者为了进入不同的国家则要适应不同的双边投资条约的规定。
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健全双边投资条约网络的问题。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研究，若要在全球近200个国家之间健全双边投资条约网络，大约需要签订2万多个这样的条约，而目前这类条约的总数尚不及该目标的1/10。
而且，即使是这样的目标能够达成，在范围广泛的双边投资条约网络中所存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及其给投资者和各国政府带来的不确定性将更加严重，解决这些问题的代价将更大[13]。所以，通过制定更多双边投资条约来实现对不断发展之中的国际投资的有效规范是不现实的，也不可能达到目的。
于是，现行双边投资条约留下的空档就只能由综合性多边投资规则来加以填补了。然而，在这一点上，OECD的MAI即使没有遭遇失败的命运，也没有能力担当此任。
它或许可以取代29个OECD成员国之间制定新的双边投资条约的努力，但是无法影响全球范围的所有国家。WTO的情形则不同。
随着中国的加入，它的成员涵盖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其中包括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和经济最活跃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在WTO内有一项统一的投资规则，全球范围制定新的双边投资条约的工作势必将逐渐停顿下来。
当然这在短时期内并不会使现有的双边投资条约失去存在的意义。毕竟在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保护问题上，一般的趋势是双边投资条约所采用的标准要高于多边规则的规定，后者通常只是取各项双边投资条约之最大公的“数”。
再次，在WTO内谈判投资规则，容易保障投资国与东道国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平衡。所谓投资国与东道国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我们的理解是它有两层基本的意思：其一是保护外国投资者权利与维护东道国规范外国投资权利之间的关系，其二是限制东道国规范外国投资权利与限制外国投资者权利之间的关系。
在现有双边、区域和多边的投资法律制度中，能够有效平衡上述关系者微乎其微。比如各国间的双边投资条约虽然在保护外国投资者权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东道国规范外国投资的权利，但是在为了确保投资者权利而限制东道国某些权利的情况下，却没有相应地限制外国投资者权利。
又比如，国际社会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一直试图制定专门的规则③ 以限制外国投资者的权利，但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反对，都没有获得法律的效力。一般发达国家认为，国际投资规则的重心应该是强调东道国对于投资者及其投资的义务而不是投资者对于东道国的义务。
只有在WTO体系下，投资国与东道国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才有可能实现平衡。这是由WTO成员的构成和其谈判议事程序的特点所决定的。
根据WTO各项协议形成的经验，在目前阶段多以东道国身份出现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可以在未来的投资规则谈判中运用GATS正面列表承诺义务的“自下而上”的方法，而且还可以要求在该规则的执行中享受非互惠的特别待遇和差别待遇。 另外，在WTO内制定投资规则，有助于讨论和解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所共同关心的问题。
如果说OECD只关心投资者利益而不重视东道国利益的倾向是与该组织的成份和性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那么可以说WTO注定是一个让两种不同利益相互交汇和协调的场所。诚然，在WTO里发达国家的影响力与其经济实力成正比，但是WTO成员的近2/3为发展中国家，它们的声音也不小。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投资增长与投资政策自由化的关系、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以及投资与服务贸易和技术转让的关系等等。无论是从其背景和经验来看，还是从其实际和潜在能力来看，WTO都是讨论和解决这些问题最适合的场所。
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在WTO内制定投资规则也有其弊。
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WTO的投资规则难于与现行区域投资协定或安排保持一致，更难于将后者吸纳进来成为一个整体。
通常，区域协定或安排都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它们多在社会经济文化和历史背景相近的国家之间缔结或形成。
二是它们具有排他的或歧视第三方的倾向。区域投资协定或安排容易产生高水平的投资保护标准，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与此相对应，WTO作为一个多边性国际经济组织，在其组成方面具有很强的包容性。非歧视性原则体现在它的各个重要的协定之中。
即使它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有机会主持制定一项投资规则，那这项规则也只会是广大成员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妥协之产物，不可能在对投资的保护方面实行如NAFTA和MAI一般高的标准。除此之外，WTO新的投资规则还有一个如何与其内部别的相关协定相协调的难题。
比如GATS、TRIMs和TRIPs等协定都有投资方面的规定。新的投资规则是将这些协定的投资规定吸纳进来而以一个独立的协定存在呢？还是作为只具有原则规定的核心性质的协定以履行协调其他各项相关协定之职能？不管是哪一种选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二，在WTO制定投资规则，虽然不会因力量对比等问题而使一般国家的利益蒙受巨大损失，但是也不能保证必然增强国家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就发展中国家而言，情况尤其如此。
从宏观上看，所有的国际条约或协定，都是国家主权让与和妥协的产物。国家缔结条约或协定本身就是行使主权。
而国家以这种特定的方式做出某一或某些承诺实际上是对其未来行为的一种限制[14]。WTO的情形当然也不例外。
从微观上看，在WTO内制定投资规则，主要是为了促进成员国之间投资的自流流动和消除阻碍这种流动的因素，并为投资增长创造稳定的环境。比较起来，由于发达国家在外国投资方面所设置的障碍要少一些，该投资规则对其国家政府活动能力的约束或限制便会小一些。
发展中国家则不然。虽然总的来说近一二十年来它们在投资政策法规自由化方面已经迈出了很大的步子，但是远远还没有达到不在乎新的投资规则如何规定的地步。
可以这样说，WTO投资规则保护投资的标准的高低，将是与发展中国家政府在规范外国投资的自由度大小成反比例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WTO一揽子计划谈判的方式，有可能在投资规则的谈判中再显神通。
发达国家会以在其他问题方面的某种让步换取发展中国家放宽对外国投资的规范标准。发展中国家如果疏于防备难免在不自觉中削弱其政府的行为能力。
至于WTO投资规则是否保证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动和巩固各方对投资、货物和服务自由流动的承诺，这要视不同情况而定。一般说来，一项参与面非常广泛的多边投资规则肯定有助于全球范围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动。
但是，以印度前商务部长甘尼圣(A. V. Ganesan)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人士则认为，多边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与国际投资的增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增长没有必然的关系，决定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东道国市场的规模、投资的机会、宏观的经济条件、经济发展前景和整体的投资气候。他们的理论也不无道理。
至少在短时期内，WTO的投资规则是比较难以明显地影响其缔约国外国投资的增长的。同样，WTO的投资规则也不一定会巩固各方对投资、货物和服务自由流动的承诺。
因为这要看各方在参与制定投资规则之前做出了何种承诺，也要看投资规则在有关方面的规定达到了什么样的高度。 以上论述和分析显示，在WTO内制定投资规则的积极因素似乎多于消极因素。
如果在不久的将来WTO承担起制定新的投资规则的使命，它从谈判一开始就应该努力化解一切不利的因素，至少将其压缩在最低的限度，以满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要求。在这一点上，WTO有两个方面的力量可以借助。
首先是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该机构的职能之一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双边、区域和多边层面的国际投资立法活动”。
它在过去几十年里就多边国际投资立法组织召开了无数次的专题研讨会，出版了大量极具影响力的书刊和研究报告④。因为在它的周围积聚了一大批世界级的国际投资问题专家，它可以从技术上对WTO的投资规则制定提供指导。
不仅如此，也许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把联合国过去在规范跨国公司行为方面的实践经验借鉴过来，将其中重要的观念转化为WTO投资规则的具体内容，使WTO的投资规则在对东道国和投资人的规定上保持一种合理的平衡。 其次是中国。
中国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平均每年外资引进规模约占整个发展中国家的1/3。
不论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还是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它都有充分的理由参与任何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并且发挥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加入WTO，作为一个重要的成员，它应该在WTO投资规则的制定中充当一个积极的角色。
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向前发展，国际间贸易与投资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难分。原先主要是以促进贸易发展为己任的WTO，是否会在新的世纪开始之初在注入了新的积极因素之后担负起双重的责任，我们翘首以待。
注释： ①1996年11月WTO新加坡部长会议设立的机构，其目的在于研究贸易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并为WTO在将来决定是否把多边投资规则问题纳入谈判议程提供重要参考意见。该机构也是WTO成员国内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妥协的产物。
②该项报告于1998年12月已提交到WTO总理事会。 ③如联合国主持制定的《控制限制性商业惯例之多边同意公平原则和规则》(1980年联大决议通过)、《联合国跨国公司行为准则草案》(1983年)和《国际技术转让行为准则草案》(1985年)。
④UNCTAD自1991年以来每年出版一本《世界投资报告》，分析与外国直接投资相关的一切重要问题，为国际投资立法提供重要的建设性意见；还出版了多卷本的《国际投资文献汇编》和无计其数的专题研究报告，比如《国际投资协定问题研究丛书》等。 【参考文献】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 Lessons from the MAI[M]. UNCTAD Series on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New York and Geneva: United Nations) ，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Sales No. E. 99. Ⅱ. D. 26， 1999. M. Miyake and Stephen Thomsen， Recent Trends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Financial Market Trends， No. 73 June 1999. A. V. Ganesan， Strategic Options Available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regard to a 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J].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Issues for the 1990s， Vol. 10， 1999. Chakravarthi Raghavan， EC for Fresh Start' on Investment Rules in WTO[Z]. South-North Development Monitor. No. 4487， 1999. J. Schaffer， The Move Toward Global Rules on Investment: An Interview with Alan P. Larson，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conomic and Business Affairs[J].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2， No. 2， April 1997. Martin Khor， The Need to Oppose the Emergence of an MAI in the WTO[N]. Third World Network， Oct. 28， 1998. Chakravarthi Raghavan， ICs Pushing for Investment Negotiations at WTO[J]. Third World Economics， No. 189， July 16-31， 1998. Martin Khor， Trade and Investment: Fighting over Investors' Rights at WTO[Z]. South-North Development Monitor， No. 3894， 1996. MAI in the WTO: WTO Members Discuss Possible Future Negotiations on Investment[J]. BRIDGES Weekly Trade News Digest， Vol. 3， No. 4， Feb. 1， 1999. Renato Ruggier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Multilateral Trade System[J].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Vol. 5， No. 1， 1996. [11]Stephen J. Canner， The 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The Next Challenge for Global Interdependence[Z]. in Foreign Ownership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Beyond Us and Them， edited by Douglas Woodward and Douglas Nigh， Quorum Books， 1998. [12]Bernard Hoekman， The 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from OECD to WTO[Z]. in Developing a New Consensus for the International Treatment of Investment， edited by Peter S. Rashish， European Institute， 1996. [13]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6: Investment，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Arrangements[M]. New York and Geneva: United Nations， 1996. [14]Daniel M. Price， Chapter 11-Private Party vs. Government，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Frankenstein or Safety Valve[J]. Canada-United States Law Journal， Vol. 26， 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