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的“雁行模式” “雁行模式”(Wide-Geese Flying Pattern)的概念最早是由日本学者赤松要1932年在其论文《我国经济发展的综合原理》中提出的，并同时提出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赤松要对日本明治初年以后棉纺产业发展进行实证研究，注意到日本产业的发展通常都要经历进口新产品、进口替代、出口和重新进口四个阶段，在图表上相似于飞行中的雁阵，故而给予了如此命名，这是雁行模式假说的最初表述。
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后来又经过了很多学者尤其是山泽逸平的发展，然而仍然局限于对日本国内产业发展模式的研究。首先把“雁行模式”引入东亚区域内经济发展研究的学者是小岛清，之后赤松要根据小岛清的研究将“雁行模式”分为原型和两个引申型，原型表现的是在后进国发展过程中，工业品呈现出进口、国内生产最终到出口三个环节继起的形态；引申型之一反映由国内消费品的进口、生产和出口到资本品的进口、生产和出口，或从低附加值制品进口、生产和出口到高附加值制品进口、生产和出口的过程；引申型之二反映某一产品的进口、生产到出口的过程在国与国之间传导的过程。
实际上，我们对“雁行模式”的认识往往局限于引申型之二，它的具体含义是区域内的发达国家通过直接投资将成熟或具有潜在劣势的产业转移到具有比较优势的新兴工业国，待到这些产业在新兴工业国逐渐丧失比较优势，新兴工业国将这些产业转移至具备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又向新兴工业国投资，建立相对高级的产业。它主要描述通过国际投资所实现的东亚国家间产业分工和产业传递的格局，也用来描述东亚国家经济依次起飞的现象。
这样最终形成了以垂直型国际分工为特征、以比较优势为产业转移标准和依据的具有梯次差异性的雁行分工模式。 “雁行模式”在推动东亚经济发展上功不可没，它促进了东亚区域内整体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向更高层次的转换，形成了东亚国家依次起飞和整体发展的良好局面。
而“雁行模式”也有它固有的局限性，日本推行的“雁行模式”是以日本始终作为领头雁为前提的，并且其暗含条件为东亚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依次降低。然而我们看到在20世纪90年代后东亚形势发生了变化。
首先日本自90年代以来出现长达十余年的经济低迷，作为雁头的领飞与带动能力日趋衰弱；其次处于雁身位置的亚洲“四小龙”和东盟诸国正不断进行经济赶超，产业不断实现升级，不甘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与日本的产业结构差距不断缩小；再次中国正和平崛起，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经济取得巨大的发展，2011年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大国。从以上原因可以看出东亚发展的“雁行模式”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东亚“雁行模式”的变迁——“后雁行模式” 依赖日本投资和技术扩散的雁行模式现在已经没有原来那么明显，而在此基础上东亚经济体新的分工格局也在形成之中，这种新的分工格局被称为“后雁行模式”。所谓“后雁行模式”，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东亚区域分工与经济发展本质上仍然是传统“雁行模式”的延缓，这是由当前东亚各国(地区)之间依然存在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和层次性所决定的。
第二，东亚区域国际分工体系逐步向新的水平型网络化区域国际分工体系过渡。这种新型国际分工体系的特点是：在宏观上，东亚国家(地区)之间相互的水平分工关系逐渐增强；在微观上则存在着以日本、“四小龙”跨国企业为核心的，在东亚地区构建的网络化跨国生产体系，即通过企业内部国际分工，将产品的设计、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等环节在东亚地区进行区位上的优化配置。
后雁行模式认为雁行模式的运行条件依然存在，同时东亚区域内贸易的迅速发展，从而和雁行模式所主导的产业转移一起构成了新的东亚区域生产网络。衡量及判断区域生产网络形成及其程度的依据主要是区域内贸易的发展水平，而区域内贸易的发展水平又可以从区域内贸易的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水平两个方面来加以说明。
1.东亚的区域内贸易发展 近年来在东亚地区的贸易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区域内贸易的迅速发展。东亚区域内贸易比率1980年仅为33.6%，到2002年上升到 51.8%，这一比率虽然低于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盟(2002年欧盟的域内贸易比率为 62.50%)，但已高出NAFTA 6个百分点。
同时从 1980到2003年间，东亚区域内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由4.8%上升到12.9%，虽然在1980年东亚的区域内贸易占世界贸易的份额均小于其余两大经济体，可是到了2003年，这一数值已经超过了NAFTA，而且其增长速度是包括欧盟15国和 NAFTA在内的其他任何地区所无法比拟的，东亚区域内贸易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在雁行模式时代，东亚各国(地区)对美国的出口依赖程度很高。
而在东亚区域内贸易蓬勃发展的今天，形势有所变化。下表1显示的是东亚国家(地区)的贸易结合度矩阵。
贸易结合度反映国家间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贸易结合度可以用以下公式来计算：贸易结合度：(A国对B国的出口额/A国出口额)/(B国进口额/世界进口总额)。贸易结合度以1为平均值，比值越大，说明两国间的贸易结合越紧密。
从横向来看，在2002年，东亚国家或地区与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贸易结合度一般来说都要大于其与美国的贸易结合度，而且东亚国家之间的贸易结合度绝大多数都大于1。从纵向来看，从1991年到2002年，东亚国家区域内国家地区的贸易结合度出现显著上升，而东亚国家或地区与美国的贸易结合度却普遍下降。
这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结合度这一方面更加清晰地表明了东亚区域内贸易在迅速发展。 2.东亚区域内产业内贸易的崛起 区域内贸易又可以分为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过去的以雁行模式为主导的东亚发展模式以比较优势产业转移为主的，因而是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的。
东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产业内贸易也开始慢慢地崛起。产业内贸易可以由中间品贸易来反映，而中间品贸易又可以用零部件贸易来衡量。
下表2和表3给出了一些国家的零部件出口和进口贸易情况。 由表2和表3可知，世界零部件出口贸易占工业品出口贸易的份额从20.7%上升到25.4%，进口份额从21.7%上升到24.5%。
而东亚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其增幅明显均大于世界水平，而且在增长速度方面，即使是相对较发达的 NAFFA、美国和欧盟也不及东亚。到2000年，东亚的零部件进出口贸易份额都要大于NAVFA、美国和欧盟，说明当时东亚的零部件贸易已具有了一定的规模。
同时，东亚的零部件贸易出口份额和进口份额相当，这主要是由于东亚国家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而NAVFA、美国等其进出口份额差距均相差较大且进口份额小于出口份额，东亚则相反。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东亚的零部件贸易相对比较活跃，这有力地说明了东亚产业内贸易正在逐步崛起。
3.东亚区域内产业间贸易仍占主导 东亚的贸易新模式中，虽然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原来的雁行模式所主导的产业转移模式也仍然存在。我们仍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分析各个国家的优势行业和由此引发的东亚产业间贸易的发展情况。
我们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对产品的分类，采用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的显性比较优势方法来考察东亚国家在不同商品上的比较优势。其计算方法是： 其中RCAi，表示一国在第i类商品上的显性比较优势，Xi表示某国在第i类商品上的出口额，X表示该国所有商品的总出口额。
这种现行比较优势的计算方法是用某国第i类商品在世界同类商品出口市场上的份额占该国所有商品在世界市场上份额的比例来衡量的。如果该国某类商品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大于1，可以推断该国在该类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下表4给出的是2000年东亚各国的行业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我们看到日本的比较优势集中在机械、电子与运输设备行业，韩国、新加坡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电子行业，除新加坡外的几个东盟国家的比较优势体现在农产品、纺织品、皮革制品、电子、服装行业，中国的比较优势表现在纺织品、皮革制品、电子、服装行业。
上表亦显示了虽然东亚雁行模式在慢慢地发生变化，但是各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仍然存在差异，雁行模式所主导的产业间贸易依然存在。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行的东亚贸易模式中，与以往的雁行模式所主导的产业转移所不同的是，东亚产业内贸易与产业间贸易同时存在，并正在逐步的发展起来，从而东亚的贸易模式就从雁行模式发展成为“后雁行模式”，而此种“后雁行模式”表现为网络化区域国际分工体系。
东亚“后雁行模式”形成的机理 东亚区域内贸易的迅速发展，除了东亚各经济体比较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政策、区域内外国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及其推动的投资—贸易关联机制的出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消费需求大幅扩张等因素外，还存在以下几点原因。
(1)国际分散化生产(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Fragmentation)促进了东亚区域内贸易的发展。所谓分散化生产，是指将一种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分解为若干个部分或环节，并根据各部分或环节的不同特点将其配置到最有优势的区位。
东亚地区独特的区位特点恰好为跨国公司在该地区进行分散生产、构建区域生产网络创造了条件。首先，区域内各经济体相对自由的贸易和投资政策框架为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和中间产品的跨国流动提供了前提条件；其次，区域内不同发展层次的经济体拥有不同的比较优势，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跨国公司将根据不同区位的优势配置各个生产环节，从而促进了不同区位间的联系。
分散化生产的最直接结果是大量中间产品的跨境流动，有时甚至是多次跨境流动，从而导致中间产品贸易量迅速增加。
(2)模块化推动了产品生产的垂直分离，东亚发展中国家因而获得了参与贸易的机会。模块化是将一个复杂的系统或者过程按照一定的联系规则(界面)分解为可进行独立设计的半自律性的子系统。
目前IT产业的大部分产品都具有典型的模块化特点。据资料显示，办公设备部件 (37.5%)、通信设备部件(27.7%)、开关设备 (12.7%)、电器部件(6.7%)四种产品占东亚中间品区域内贸易的八成以上，这四种中间晶大部分属于IT产业产品14。
这样生产厂商只要掌握其中的某一部分工程技术也可以进入某产业的生产领域，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成本优势，品牌厂商退出产品的生产制造领域，而专注于上游的R&D和下游的营销活动。这为东亚企业以OEM和 ODM方式开拓国际市场以及美国EMS企业进入东亚设立全球性供应据点创造了机会，模块化的发展无疑推动了东亚的区域内贸易。
(3)跨国公司推动了东亚的区域内贸易的发展。东道国一旦建立了吸引外资的环境，跨国公司的投资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
如今，跨国公司尤其来自东亚内部的跨国公司不仅是最为主要的贸易主体，而且是区域内贸易的组织者。在跨国公司的战略中，东亚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作为面向全球市场的生产基地而定位的，又由于模块化生产的出现，跨国公司从其自己的利益出发配置各个生产环节，在东亚区域内贸易中充当了组织者的角色。
石户和深尾等人的研究发现，日本企业在东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和经营规模与该地区的产业内贸易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跨国公司在东亚区域内贸易的发展中所起的推动作用。 东亚“后雁行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东亚的区域内贸易是整体均衡而局部非均衡的，在其内部的贸易流向中，单向的商品贸易流向占主导地位。
这种区域内贸易结构的非均衡也就导致了东亚的区域内贸易面临的最大问题。 首先，东亚地区内商品贸易从总量上看基本是小额赤字；然而从区内各经济体来看，东亚的进口主要依赖于区域内，出口主要依赖于区域外。
区域内贸易逆差国主要靠对区域外(主要是美国)贸易顺差平衡，因此东亚地区保持了区域内贸易逆差国通过对外部市场的顺差这种单向贸易流动来实现整体上的平衡。 其次，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区域内依赖度的不平衡性。
一方面，中间产品的区域内贸易比重由1992年的50.9%大幅上升至2003年的 67.3%，即目前超过2/3的中间产品贸易是在区域内进行的，其中出口比重为64.9%，进口比重为邱.7%，基本保持平衡。另一方面，最终产品的区域内贸易比重则由1992年的52.5%下降至 2003年的47.6%，其中，进口比重为61.9%，而出口比重仅为38.8%。
这也就意味着，东亚地区超过60%的最终产品出口是依赖于区域外市场的。 上述可知，东亚地区主要的最终产品出口市场在区域外，亦即区域内贸易发展的源头在区域外。
如果最终产品在区域外市场上无法顺利消化，那么不仅会直接影响到最终产品的出口国，而且会间接影响到价值链上端的参与国，这样的贸易模式对外部的依赖性太强，最终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经济是脆弱的。因此确保最终产品出口市场的稳定繁荣对东亚区域内贸易的持续发展将是至关重要的。
对此，我们可以想到以下建议。 通过区域内部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进一步释放最终产品需求潜力。
消除区域内各国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实现“贸易创造”效应，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功能。目前，虽然东亚各经济体的贸易壁垒已经比较低，但进一步削减的空间还很大。
进入21世纪以来，东亚地区以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为主要形式的制度化合作进展很快，已有多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完成谈判，进入实施阶段。可以预见，随着东亚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区域内贸易将会获得更快的发展。
但东亚的区域经济合作应坚持“开放区域主义”的原则，因为无论是在短期内还是从长远看，东亚区域内贸易持续增加、经济持续增长的源头都不会限制在区域内。如果东亚地区采取过度的差别待遇措施，建成封闭型的经济集团，极有可能将未蒙其利先受其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