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贸结构的非均衡常态 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各产业部门在总产值和总资源中所占的比重历来都是不断变化的，并且在变动速度和幅度上存在差异。特别是由于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经济结构呈现出非均衡的普遍常态：从技术变动的角度看，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推动经济结构非均衡循环的永恒持续。
从市场的供求角度来看，供给和需求能力的变动都是非均衡的，从而产业结构也是非均衡的。从要素禀赋的角度看，资源的相对稀缺差异导致不同部门在不同国家(地区)的发展存在差异。
各微观市场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非均衡状态将通过市场传导机制形成多市场的非均衡结构。 一国或地区的外贸结构反映了该国或地区在世界分工体系中所拥有的比较优势、资源优势和规模优势，在市场不完全、信息不充分、外生条件不统一等一系列现实因素的约束下，一国总是根据一定的分工原则参与到国际分工和贸易过程中去，形成了一种低于均衡世界里帕累托最优效率的“次优”配置效率。
不同的国家由于要素禀赋的差异，天然地形成了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非均衡外贸结构，并通过进出口的商品结构、地域结构、贸易方式、贸易主体等表现出来。 当然，由于经济条件不是固定的，一国外贸结构的非均衡状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可能在受到一定外在冲击或内生演进的情况下发生改变，从而导致比较优势的重构和外贸结构非均衡的演变。
以发达国家的发展史为背景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外贸结构一般性的动态非均衡演进特征。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各国都处在农业社会和生产力比较落后的阶段，主要出口国家的外贸结构也以奴隶主、封建主或其他上层阶级所需求的奢侈品以及部分农产品和食品为主。
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英、法等欧洲国家的产业结构开始迈踏上工业化进程，循着“轻工业——重工业——高科技产业”的路径趋向高级化；人类消费的变化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表现为对“轻工业品——重工业品——高科技品”的层次性递进消费。当这些工业化“领先国”的国内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时，相应产品的出口也就趋于上升并形成外贸结构的高级化趋势，即外贸结构基本上呈现出“轻工业品出口为主——重工业品出口为主——高科技产品和服务出口为主”的循序高级化趋势。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一般性的外贸结构演进路径基本上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分工原则之上的，强调发达国家发挥在资本和技术等高级要素方面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发挥在劳动力和资源等低级要素方面的比较优势。在这种分工安排下，实际上是对静态比较优势的一种永恒的肯定和加强，即“强者愈强，弱者恒弱”。
一方面，发达国家的高级要素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在各种经济博弈中都处于强势地位——拥有世界经济的“定价权”和“指挥权”，决定经济增长非均衡的各种“短边”可以在自身积累和外来输入的条件下得到加长，经济结构表现出主导性的强势非均衡特征；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低级要素则可能被过度挖掘，而在高级要素方面却很难获得优势，在各种经济博弈中都处于弱势地位，经济结构也就表现出从属于发达国家的弱性非均衡特征。
二、比较优势与发展中国家外贸结构的弱性非均衡 在现代经济中，作为各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理论依据，主要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以及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根据比较优势学说，为了增进世界福利和参与国的福利，各个国家应当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发挥自身的要素禀赋优势，在此基础上构建自身的产业比较优势，从而形成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结构。
这一学说的核心内容在于，论证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原则——“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从而，使得国家之间的分工与贸易成为一种普遍的形态，特别是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合作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普遍的情况是，发展中国家最为缺乏的是资本和技术，而具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相对丰裕的优势；发达国家通常拥有丰富的资本和技术资源，但是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则相对稀缺。因此，在根据比较优势原则确立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框架下，发展中国家很自然地主要发展和出口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品，而进口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则主要进口前者，发展和出口后者。
后来发展了的比较优势学说认为，在这种非均衡的外贸结构中，发展中国家还能获得一种动态的比较利益。他们认为，后进国家发展和出口资源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产品，可以促进资本和技术的积累，从而丰富了稀缺的高级要素并自动地促进经济由较低级阶梯逐步跃入较高级阶梯，实现产业的持续升级替代。
按照比较优势的这一逻辑，发展中国家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只需要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可以实现有规律的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的增加，并且这种福利增进量从来都会高于封闭条件下的福利增进量。 不可否认，几乎对于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都必须正视资本和技术相对稀缺的现实，这对于一个准备进入工业化阶段的国家来说更为严峻。
因此，资本和技术的“原始积累”是首先需要解决的“瓶颈”，需要通过比较优势战略的选择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以获取长远发展所需的资本和技术等高级要素。关于比较优势战略的选择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诸多好处和必然性，已经为很多的经济学家所论证，也已经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史所实践。
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完全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的国际分工存在着不少隐患。并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中随着实践的推移而逐渐暴露出来。
二战后，普雷维什和辛格(Prebisch，1950；Singer，19
50)首先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问题。后来辛格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贸易结构普遍发生变化之后，重新对他们的贸易条件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即使是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贸易条件也呈现恶化趋势。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比较优势战略从一开始就是存在问题的。就现实的对外贸易而言，比较优势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收益不可能长期化。
比较优势学说论证的福利增进是以各国的供给条件和生产条件不可改变、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为前提的，但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这种静态的要素假定条件已经改变了。就长期的对外贸易而言，比较优势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不能自动、自发地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
在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格局中，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依赖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而且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通常都是小于1的，所以，最终便是历史形成的不对等的国际分工地位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被不断加剧。就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而言，比较优势战略不能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战略。
“事实上，出口绩效并不等于能够给本国的生产力和福利带来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更是不能成为带动产业升级的领头产业”。所以，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非均衡外贸结构更加难以带动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在国际分工和交换中就由此陷入一种恶性的非均衡循环：为了获得资本和技术，大量出口低级要素产品，而贸易条件趋于恶化；贸易条件恶化则收入下降，并寄希望于更多地出口低级要素产品以获得更多外汇。
这种恶性的非均衡循环反映的是一种贫困化增长(1mmiserizing Growth)，即出口商品生产能力的提高反而导致了贸易条件的恶化和对国内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假设一发展中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的服装，进口资本密集型的飞机，其生产可能性曲线如图1所示，S1为该国初始进行分工时的生产点，C1为该国初始进行贸易后的消费点；由于劳动力丰富，生产扩大，生产可能性曲线外移至P′P′，但在横轴上的移动幅度大于在纵轴上的移动幅度，S2为该国由于劳动力丰富不断扩大生产后的生产点，C2为该国此阶段进行贸易后的消费点。
由于需求弹性较低，服装的相对价格下降，C2处于较低位置的社会无差异曲线U2上，显示由于贸易条件恶化，使该国的实际消费水平低于经济增长前的状况。 需要指出的是，贫困化增长发生的前提有三：一是该国的商品出口在世界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二是该国生产能力的增长主要集中在出口部门；三是国际市场对这种商品的需求弹性较低。
显然，对于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开放经济来说，这三个条件是基本符合的，因而更加需要警惕出现经济的贫困化增长。 因此，一方面承认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及其在工业化初期所承担的重要“引擎作用”，但别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基于比较优势的长期发展所产生的后果。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发展中国家建立在资源和劳动力比较优势上的外贸结构称之为弱性非均衡式的，即相对于发达国家以高级要素密集度为主的相对或绝对强势的非均衡外贸结构，发展中国家始终只能处于世界经济“外围”的弱势、从属甚至是依附的地位，并且难以继续通过比较优势战略形成追赶和超越发达国家的充分动力。
三、后发优势与发展中国家外贸结构的强势非均衡 问题进行到这里，似乎已经陷入了一个探索困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诸多“短边”约束而难以实现自身造血功能的增强，所以必然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在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框架下增加比较利益，促进资本和技术等高级要素的积累以保证工业化进程有足够的动力支撑。但是，由此形成的弱性非均衡的外贸结构，事实上可能在比较优势战略进行一段时间之后陷入贫困化增长，这显然不是一个民族独立的国家和人民所愿意看到的。
那么，后发国家究竟应该选择怎么样的一种经济增长路径，构建一种相对强势的外贸结构呢？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A. Gerchenkron)对19世纪德国、意大利、俄国等欧洲较为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过程进行经验分析后发现，一个工业化时期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其工业化进程和特征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与先进国家(如美国)显著的不同。这些不同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六个命题：
(1)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其工业化的起步就越缺乏连续性，而呈现出一种由制造业的高速成长所致的突然的大冲刺过程；
(2)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是落后，在其工业化进程中对大工厂和大企业的强调也就越明显；
(3)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就越强调生产资料而非消费资料的生产；
(4)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对人民消费水平的压制就越严重；
(5)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特殊的制度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就越大，这些因素的强制性和综合性就越明显；
(6)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农业就越难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这六个命题下，发展中国家则可以凭借“后发优势”获得比发达国家快得多的经济发展速度，从而实现对先发国家的追赶。
“所谓后发优势，指的是由后进国家地位所致的特殊益处，这一益处先进国家没有，后进国家也不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出来，而完全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共生的，是来自于落后本身的优势”。也就是说，后发优势是一种由于后发国家相对于先发国家的落后产生的一种落差优势，并且相对落后程度越高，其后的增长速度就越快。
从现代化的角度考察，后发优势主要有五点：一是后发国对现代化的认识要比先发国在自己开始现代化时对现代化的认识丰富得多；二是后发国可以大量采用和借鉴先发国成熟的计划、技术、设备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组织结构；三是后发国可以跳跃先发国的一些必经发展阶段，特别是在技术方面；四是由于先发国家的发展水平已达到较高程度，这可使后发国对自己的现代化前景有一定的预测；五是先发国可以在资本和技术上对后发国提供帮助。 后发优势之所以会存在于后发国家，是因为：第一，相对落后会造成紧张状态。
相对落后激起国民要求工业化的强烈愿望，以致形成一种社会压力。这种紧张激发制度创新，并促进以本地适当的替代物填补先决条件的缺乏。
第二，替代性的广泛性存在。这一替代性是指工业化过程中不存在必须具备的一系列标准条件或者是必须克服的一系列标准化障碍，在吸收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后进国家在形成和设计工业化模式时具有可选择性和创造性。
替代性的意义不仅在于资源条件上的可选择性和时间上的节约，更重要的是使后进国家能够也必须根据自身的实际，选择有别于先进国家的不同发展道路。第三，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设备和资金。
后进国家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和设备以节省科研费用和时间，快速培养人才，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推进工业化，同时资金的引进也可解决后进国家工业化中资本严重不足的问题。在世界银行1991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验证了这种通过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居上”突破过程是可行的。
报告指出：“现代化趋势是后来居上。英国从1780年起，用了58年时间使人均产出增长一倍。
美国从1839年起，只用了47年时间；日本从19世纪80年代起才进入这一增长过程，把人均产出增长一倍的时间缩短为34年。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进入现代化的晚近国家，人均产出增长一倍的时间又进一步缩短了。
例如，土耳其用了20年(1957—19
7
7)；巴西用了18年(1961—19
7
9)；韩国用了11年(1966—19
7
7)；中国用了10年(197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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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可见，后发优势战略是可能和可行的。
鉴于比较优势战略的局限性，发展中国家在有了一定的资本、技术等方面的积累之后，要更加重视通过实施后发优势战略来加速国内产业结构的快速升级，实现对外贸结构非均衡的重构。在这一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其着眼点在于学习，力求通过模仿创新来实现经济追赶，后来居上。
产业发展是一国对外贸易的基础，一国的外贸竞争力根基于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在研究外贸结构的非均衡演进时，必须建立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之上。
本研究在后发优势学说的基本思想下，建立如图2的一个外贸结构非均衡演进模型： 在模型中，将假定的某后发国家置于开放经济条件下，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都受外生的国际经济影响，并将产业经济和外贸经济、产业结构和外贸结构以及产业政策和外贸政策纳入到一个非均衡循环框架内。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经济政策的基本指向是以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定位或地位决定的：定位于获得比较利益，那么，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都将服务于国际分工体系下的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
然而，受限于这一方向的比较优势战略必将引发掉人“比较优势陷阱”的后果，这已经为前面的考察所论证，因此，这里简要讨论基于后发优势的外贸结构升级及其新非均衡框架的构建。 定位于后发优势的确立和发挥，贸易政策也就不再是简单地为了实现出口和创汇的目标，丽是更加注重技术引进、技术模仿、制度模仿、人力资源培养等方面的努力，特别是这些努力将以实现某些领域或部门的“增长极”构建为导向，在具体的进出口政策上给予倾斜。
在这一外贸政策下，将会出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外贸产业的相对高速增长，特别是可能出现外贸结构向这些高级要素密集型产业出口的倾斜，对该国长远的对外贸易发展及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跃升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与外贸政策相对应，本国的产业政策也与之相呼应地定位于“反比较优势”的对部分关键性或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实施特别的鼓励性政策，促进产业结构的非均衡升级。
但是，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后发优势的大小在于后进国的相对落后程度(即先发国与后发国之间的差距)。因此，当后发国通过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较先发国更高速度增长，这种差距会变小，而后发利益的增量也会越来越小，即后发利益是边际递减的。
特别地，当后发国家已经接近和赶上先发国时，后发优势和后发利益也就趋近于零。所以，如果将后发优势仅仅定位于技术、制度等的引进与模仿，试图通过这种发挥后发优势的途径赶超先发国家是不可能的，这是可能出现的“后发优势陷阱”。
所以，需要对发挥后发优势的路径给于修正和限定，并确定一个“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之前，后发优势的发挥是对先发国家曾经走过道路的模仿与修正，其关键在于获得一条追赶先发国的“捷径”；同时，也要确立长远发展与赶超的意识，譬如为更长远未来的技术创新奠定基础等，为使后发优势和后发利益在趋于零的时候保持新的赶超先发国的“后发优势”准备条件。
而在临界点之后，也就是接近或赶上先发国之后，后发优势的发挥将主要取决于自主创新的超越精神——整个后发路径已经确立了一条比先发国更加良好的创新通道，在创新领域可以拥有比先发国更高的生产效率。 综上所述，可以把发展中国家外贸结构的非均衡演进路径粗略地作以下概括性描述：从比较优势起步，通过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积累比较充裕的高级要素；在比较优势战略实施到一定阶段后，则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确立和发挥后发优势，并逐步过渡到以后发优势为主的外贸结构演进路径；由于边际递减规律的作用，随着后发优势的持续递减到达“临界点”的时候，则确立一种高级形态的后发优势战略——主要是建立一种比先发国家更为有效的创新机制，最终实现后来者居上的超越。
四、从比较优势到后发优势：我国外贸结构演进的方向 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的初始条件受到诸多限制，特别是在资本、技术、人才等高级要素以及市场空间有限等关键因素上的“瓶颈”制约，必须将本国经济置于开放条件下，按照比较优势的分工原则与发达国家进行相应的分工和交换，促进本国在(低级)要素密集度较高方面的比较优势的发挥，构筑未来经济起飞的坚实基础。也正是因为这种分工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原则基础上的，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发挥的往往只是在低级要素方面的优势，而试图通过经济结构的自然演进实现与先发国家的平等对接几乎是不可能的，由此构建的产业结构和外贸结构都处于一种弱性非均衡状态，难以在市场竞争中与发达国家的强势结构相匹敌。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我国的经济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外贸结构战略也前后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一是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是一个以封闭为主的计划经济时代。
这一时期，由于经济基础非常薄弱，所处的国际环境特别恶劣，经济政策也倾向于封闭，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小。可以说，在“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支撑下，这个时候的外贸结构战略基本上是内向型的，只是通过有限的初级产品的出口，换得了部分工业制成品(主要是生产资料)的进口，以此来保证国内的经济增长。
二是1978年以后市场取向的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经济越来越走向开放，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这一时期反思了过去封闭的经济发展方式，客观地认识了自身的要素禀赋基础以及通过低级要素优势的发挥构建经济“起飞”平台的重要性，外贸结构战略也从此进入了一个比较优势取向的阶段。
并且，我国主要是参与到比较优势原则下的垂直型分工体系，促进劳动力成本优势得到前所未有的充分发挥，通过种种政策优惠大量引进外资、进口机器设备和技术、学习先进管理经验等；大量促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鼓励发展加工贸易，外资企业大举进人中国，合资企业在全国各地拔地而起。 通过实施比较优势取向的外贸结构战略，取得的经济增长效果自然是显著的。
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在近30年的经济增长过程中采取上述措施基本上是建立在我国劳动力成本低下、低价向外商供应土地、积极为外来资本提供种种政策优惠和便利等基础上的，在取得可见的GDP效果的同时却出现了几乎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中国制造”而鲜见“中国创造”、有“中国产品”而难有“中国声音”的现象、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的产品极少并在国际市场上常因此遭受侵权和倾销指控、我国是世界产品市场上的最大供应商和原料的最大需求商可是却没有相应的定价权。诸如此类的问题，似乎是个悖论，也足以为民族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感到忧虑。
我国在低级要素方面的比较优势已经完成了其最初的历史使命，基于比较优势战略的经济弱性非均衡性已经显现出来了。当前，我国已经在高级要素方面有了一定的积累，未来的外贸结构战略也就需要由此开始有所改变：在过去的比较优势战略为我国经济起飞打下一定基础的同时有所超越，发挥由于落后所带来的在经济发展方面所积累的势能差，以“后来者居上”的姿态和“爆破式”的快速推进方式缩小与发达国家在资本、技术、结构、制度等方面的差距，加速产业结构和外贸结构的升级以及对发达国家的赶超，逐步摆脱外贸结构的弱性非均衡局面，为向强势非均衡转变构建条件。
作为一个需要担当世界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更不应该“依赖”于先发国家曾经走过的经济增长路径，而应当寻求一种更为切合后发国家实际和能够适时实现对先发国家赶超的增长路径——后发优势取向由此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与超越的必然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