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发展和国际经济交流的扩大，具有地理，文化接近等优势的中韩两国贸易规模迅速增长。早期的中韩贸易始于中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1979年前后。
那时是通过香港，以间接贸易方式进行小规模的商品贸易。到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也只处于一个贸易规模不到10亿元的低水平上，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随着韩国政府推进北方政策，主办汉城奥运会，中国对韩国企业开放山东半岛等两国经济交流条件的逐步形成，贸易规模急剧扩大。
1988年，双边贸易已经超过30亿美元，创下高增长的新记录。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两国建交为契机，贸易迅速扩大，进入飞跃增长时期。
通过香港的间接贸易大部分转换为直接贸易。中国韩国出口商品所征收的关税也从一般关税转变为优惠关税，为韩国企业开辟中国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得1992年贸易额达到63.8亿美元。
韩国出口增长率创下了165%的惊人记录。1994年，贸易额超过100亿美元，1997年达到235亿美元，1998年，由于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韩国经济萎缩，进口需求急剧下降，韩国银行严格限制信用证的开具导致双边贸易额急速滑坡，飞速增长的韩国出口剧减，中韩贸易首次出现负增长，降幅达11.6%，然而，伴随着亚洲市场的全面回升，进入2000年以后，韩国对中国出口和进口比前一年度分别增加了34.8% 和44.3%，贸易规模首次突破300亿美元大关。
2003年，韩国对中国出口高达357亿美元，占韩国总出口额的18.4%，中国一跃成为韩国的第一大出口国。 中韩贸易结合度分析 中韩双边贸易发展可用贸易结合度来直观反映。
贸易结合度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指标，用来衡量两国在贸易方面的相互依存度。贸易结合度是指一国对某一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占该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与该贸易伙伴国进口总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之比。
其数值越大，表明两国在贸易方面的联系越紧密。贸易结合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TCDab=(Xab/ Xa)/(Mb/ Mw)
(1) 式
(1)中，TCDab表示a国对b国的贸易结合度，Xab表示a国对b国的出口额，Xa表示a国出口总额；Mb表示b国进口总额；MW表示世界进口总额。如果TCDab>1，表明a， b两国在贸易方面的联系紧密，如果TCDab<1，表明a， b两国在贸易方面的联系松散。
依据中韩两国建交以来历年贸易数据，分别算得自1992年至2011年间中国对韩国和韩国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其中，建交的第一年(1992年)，中国对韩国贸易结合度为1.33， 以后各年份，数值逐年递增。
到1997年，中国对韩国贸易结合度增至1.84。然而，1998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该数值下降至1.37，1999年又激增至2。
到2000年，达到历年最高点，为2.88。2000年以后，该数值略有下降，但都在2附近波动。
另一方面，韩国对中国的贸易度亦呈逐年递增趋势。1992年的数值为1.75，增至1997年的3.99，达历年最高点。
1998年同样下降至3.33，而1999年又回增至3.81，以后各年均在3.3附近波动。 通过对12年间两国贸易结合度数值的分析，可以看出： 1992-2011年中韩两国相互贸易结合度远大于1，且与世界其他国家横向比较，属于高贸易结合度之列。
以美国为例，2002年中国对美国贸易结合度为1.22， 而美国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为0.88，对比结果表明，目前中韩之间的贸易联系十分密切。 1992-2011年中韩之间贸易结合度呈稳步上升趋势(1998年除外)。
说明1992年两国建交以来，两国贸易量突飞猛进，增长迅速。 两国贸易结合度数值的波动保持一致。
但各年份的韩国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均略高于中国对韩国的贸易结合度，说明韩国在商品贸易方面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要更高一些，这与中国在韩国主要贸易伙伴中的地位是相符合的。 1998年两国贸易结合度有所波动，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韩国企业在这次危机中受到重创，韩元大幅贬值，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维持不变，导致对韩国出口大幅度下降，而中国进口总额对比上年仍有所增加，以至于对韩国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下降幅度大于韩国从中国进口在世界进口额比重下降的幅度。
2003年以后中韩两国贸易结合度趋于平缓，增幅有所减小，主要原因是中国对韩国贸易逆差加剧，相互间的摩擦逐渐增多，而入世以后，中国出口总额大幅度提高，使对韩国出口额在总出口额中的比重有所下降，而总进口额在世界进口额中的比重增加，从而对贸易结合度的数值产生影响。 中韩贸易的互补关系分析 对于互补关系，并不存在严格的定义。
一种观点认为，如果A国的强项是B国的弱项，那么这两国就存在互补关系(关志雄，200
2)。另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一方集中出口的产品与另一方集中进口的产品相吻合，两国的贸易就具有互补性(于津平，200
3)。但以上两种观点着重强调的是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显著的两国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垂直互补(或产业间互补)，即两国通过贸易达到调剂余缺，取长补短的目的。
而贸易互补应包括产业间互补和产业内互补。与产业间互补相比较，产业内互补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因为产业内互补的物质基础是在于产业内分工。一方面产业内分工使生产要素更容易适应环境，调整成本更低，另一方面，产业内分工使贸易双方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产业联系机制。
贸易双方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就更紧密。为了更深入揭示中国与韩国双边贸易的互补性，本文使用贸易特化系数从产业间互补与产业内互补两个维度对其加以衡量，贸易特化系数(Trade specialization coefficient， TSC)反映的是一国某产品净出口额与该产品进出口总额之比，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
(2)中，TSCi表示中国对韩国在i类产品的贸易特化系数，Xi表示中国对韩国出口i类产品的金额；Mi表示中国从韩国进口i类产品的金额。一般认为，-0.250.8时，表示中国在i类产品方面竞争力强；当TSCi<-0.8时表示中国在i类产品方面竞争力弱，以上两种情况表明中韩贸易处于产业内互补状态。
参考两国2011年商品贸易数据可得出在目前各类商品贸易中的中国对韩国的贸易特化系数。其中，中国在粮食，渔类以及其他食品和服装类商品的贸易特化系数均大于0.8，其中服装的贸易特化系数最高，达到0.93。
而在化工，集成电路，汽车，机械，仪器等类商品上，中国的贸易特化系数均小于-0.8，其中，数值最小的是汽车和科学控制仪器产品，分别为-0.9和-0.89。数值处于-0.25和0.25之间的商品主要有矿石，燃料，有色金属，办公和电信设备，电机，发动机以及日用品等几类，除有色金属类数值为正外，其余各产品的贸易特化系数均为负。
从以上结果可以得出结论： 中国在农产品和服装等低附加值的产品上的竞争力比韩国强，具有比较优势，而在机械，电子，化工等技术含量高的产品方面的竞争力弱，具有比较劣势。中韩两国在上述产业间互补。
中韩两国在相当一部分产品上具有产业内互补关系。具有产业内互补的商品的双边贸易额较大，共占总贸易额的43.5%。
具有产业内互补的各类产品绝大多数的TSC值为负，说明在韩国在这些类别的产品中对中国出口额要大于从中国进口额，在此类产品的贸易具有的竞争力略高于中国。 无论是产业内互补还是产业间互补，机械及运输设备类产品在中韩双边贸易中均占有非常大的份额，占双边总贸易额的41.2%。
中韩贸易存在互补的原因 中韩在各自竞争力强的几个产业具有产业间互补关系，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与韩国资源禀赋的差异。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在农产品，服装，电器组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韩国的资本相对丰裕，技术水平先进，管理经验丰富，因此在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两国在办公设备，电信及矿产类资源密集型产品方面产生产业内互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考虑：产业内分工。技术经济理论认为，工业化水平越高，产业分工就越密切，经济联系就越紧密。
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中国与韩国产业内分工不断细化，异种产品的供给能力不断提升，从而促进了中韩在工业制成品方面的产业内贸易和产业内互补。中韩在矿产业的贸易互补度很高，双方都不具有比较优势。
原因是中国是一个矿业进口国，进口量远远超过出口量，特别是近年中国工业迅猛发展，国内矿源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到2003年底，矿业已经成为我国第一大逆差量，在从中国进口的大量矿产品中，从韩国进口的比例非常小，而在中国出口的少量矿产品中，向韩国出口的比例却很大。
进口绝对值上的小差别和比例上的大差别造成TSC的值很小。消费需求的相似性和重叠性。
根据林德尔(Linder，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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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的相似需求理论，具有相似购买力和产品消费偏好的国家之间会产生产业内贸易。尽管中韩两国人均收入还存在一定差距，但相似的文化背景和消费习惯对双方产业内贸易和产业内互补产生重要影响。
文化的相近是一种特殊资源，厂商可以借此出口合乎邻国消费需求的产品。 本文通过结合两个指标对1992年来中韩贸易做了实证分析。
由此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 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与韩国之间的双边贸易获得了快速发展，目前已经达到一定水平。并且双方的贸易联系越来越紧密，贸易结合度不断提高。
中国与韩国双边贸易的产品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双边的相互贸易从以产品差异显著的垂直型贸易(产业间贸易)为主逐渐向以同类产品的水平型贸易(产业内贸易)转变。
中国与韩国双边贸易的产品具有很强的互补关系。在这种互补关系中既包含了基于生产要素比例差异的产业间互补，又包含了基于产业内分工和相似需求的产业内互补。
而且产业内互补占有重要份额，互补程度逐渐增强。由此，中韩双方应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优势互补，从而通过双边贸易最大化造福两国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