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自“中澳自由贸易区”谈判启动以来，双边贸易额不断增长，贸易领域不断拓宽，经济互补性持续增强，彼此已成为主要的贸易伙伴。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农产品和矿产品，并在两类产品上形成了对澳较高的进口依存度。但是，随着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两国农矿产品贸易逆差增大，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条件出现恶化趋向。本文从实证出发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并结合中澳自贸区谈判的进程提出多样化的应对策略。
【论文关键词】中澳自由贸易区 农矿产品 贸易条件
引言 2003年10月，《中国澳大利亚贸易与经济框架》签订以来，两国经贸合作更加紧密，双边贸易迅速增长，贸易领域不断拓宽，中澳贸易总额从2003年的135.6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203.9亿美元，增长了50.36%;2005年又创下272亿美元新高，比2011年增长33.6%。目前，中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第二大贸易伙伴，而澳大利亚是中国第九大贸易伙伴。 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以纺织品、服装、鞋类、机电产品、玩具、化工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兼有少量高新技术产品;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主要是铁矿砂、铜矿砂、镍矿砂、煤、原油、羊毛、牛肉、棉花和大麦等矿产品和农产品。虽然中澳双边贸易商品结构的互补性很强，但在过去十年的双边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贸易逆差地位，而且贸易逆差主要来源于矿产品和农产品部门。因此，中澳自贸区协定谈判须着力解决的关键是中方资源性农矿产品的贸易逆差累计增大问题。本文拟就这一领域作深入分析，并试图提出综合有效的解决方案。
一、中澳农矿产品贸易结构
(一)产品结构 澳大利亚是一个后起的工业化国家，自然资源丰富，农牧业发达，盛产牛、羊、小麦和棉花，同时也是世界重要的矿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澳大利亚的矿产资源不仅种类多，而且储量大、品位高，许多矿藏如铁矿石、铝土矿、煤等的蕴藏量均居世界前列。表1说明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资源性农矿产品主要包括：金属矿砂(主要是铁矿砂)、纺织纤维(主要是羊毛)、谷类产品(主要是小麦和大麦)等。 中国是一个人均自然资源紧缺，劳动力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在农、矿类产品贸易中，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的主要是水果、蔬菜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以及以农矿产品为原料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如钢材、纺织品、肉类制品和粮食制品等。而中国从澳进口的农矿产品则主要用于工业制成品的生产，澳大利亚的羊毛和麦芽供应是中国服装和啤酒业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铁、铜、镍、铝等各种矿石也是中国工业高速发展的必备原料。 由此可见，中澳两国相互出口的产品呈现高度集中的特征：澳大利亚向中国输出原材料来换取廉价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中国对澳出口以消费品为主，从澳进口的产品则主要用于高速发展的工业化。
(二)厂商结构 澳大利亚经营资源性农矿产品的厂商经过大规模收购合并后已经非常集中，且规模都相当大。澳大利亚第一矿业巨头力拓公司(RioTinto) 2000年收购了澳大利亚北方矿业公司(NORTH)，成为世界第二大矿石资源公司。2001年，澳大利亚另一矿石巨头BHP和总部设在伦敦的跨国矿业集团比利顿公司(Billiton)，合并后成立的必和必拓公司(BHPBilliton)，成为世界第三大矿石资源公司。在铁矿砂贸易中，力拓公司、必和必拓公司两大铁矿巨头的年产量就达到全澳年产量的70%以上，处于垄断竞争地位。在澳大利亚的羊毛和大麦生产中，主要厂商分布于种植业发达的新南威尔士州、西澳大利亚州、维多利亚州和南澳大利亚州。大麦生产是大规模机械化进行的，主要收购商的收购量都很大，形成垄断竞争的局势。在棉花生产中，澳大利亚有10个大型农工贸一体化的棉花集团。不仅如此，澳大利亚某些农矿产业由统一的官方机构进行协调管理，如大麦生产就统一由“澳洲谷物”(GRAINOFAUSTRALIA)进行宏观控制。 相比而言，我国初级制成品生产商分散，规模不大。从我国钢铁企业情况来看，2011年前15家钢铁企业钢产量才占我国钢总产量的45%。在这15家钢铁公司中，除了宝钢规模较大，优势比较突出外，其他14家规模相差不大，国内钢铁市场竞争程度激烈。 以上贸易结构分析表明，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绝大多数农矿产品在澳都处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而属于寡头垄断的状态。中国向澳出口产品的生产商则相对分散，处于自由竞争的市场。在 定价中，寡头垄断的一方掌握着主动权，而高度分散的一方只能被动地接受，中澳农矿产品贸易就存在着这种情况。
二、中澳农矿产品贸易出现的问题
(一) 进口贸易中出现的问题 1.中国对澳大利亚农矿产品进口依赖性增强。中国是澳大利亚羊毛的最大买主，采购量占澳羊毛出口总量的40%，占中国进口羊毛总额的45%;同时，2011年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铁矿砂的第一大买主，吸收了44%的澳出口铁矿砂，占中国进口铁矿砂的50%以上。此外，中国75%的锰矿砂和26%的铜矿砂的进口均来自澳大利亚。 以最具代表性的铁矿砂贸易为例，虽然我国铁矿砂年产量居世界第一，但铁矿资源贫矿多、富矿少，分布不均匀，开采大多层次低，规模小，普遍缺乏先进的开采技术。由于工业高速发展，国内对铁矿砂的需求远超过自身生产能力的增长，因此我国已成为世界铁矿砂的最大进口国。澳大利亚作为世界铁矿砂出口量最大的国家，拥有丰富的资源，其铁矿砂的含铁量平均高达65%。在地理位置上，澳大利亚距离中国又比另一铁矿砂出口大国巴西要近，使得运费可以减少20%～45%，因此澳大利亚自然成为中国铁矿砂的第一进口国。随着中澳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我国对澳铁矿砂进口额将进一步上升。 2.澳大利亚资源性农矿产品价格继续大幅上涨。2002～2011年，世界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羊毛、棉花、大麦、铁矿砂、锰矿砂、铜矿砂、铬矿砂、氧化铝8种主要农矿产品的进口价格明显上涨，而铜矿砂、铬矿砂、氧化铝3种商品的平均进口价格涨幅竟分别高达127%、154%和111%。2005年，我国钢铁企业更是被迫接受了进口铁矿砂价格71.5%的涨幅。目前，以澳大利亚、巴西等国为主的世界原材料出口国正在酝酿又一轮的铁矿石提价。澳大利亚作为原材料出口大国，在市场上处于卖方垄断地位，在定价上举足轻重，往往以提高价格的方式获得垄断利润。而中国制造业仍处于无序竞争状态，无法形成合力与其进行价格协商，从而处于不利地位。表3体现了澳大利亚农矿产品近年来的国际价格走势。
(二) 出口贸易中出现的问题 1.中国初级制成品出口价格有下降趋势。中国向澳大利亚出口的初级制成品量不断上升，但是平均出口价格却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中国初级制成品生产商没有充分考虑市场容量问题，盲目大量生产导致供过于求，因此压低了价格。这种情况在纺织品、鞋类贸易中尤为突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随着关税的逐步下降，优势产业纺织品、鞋类的出口迅速扩大。但是，近年来贸易呈现饱和趋势，出口价格逐渐下降，比如2005年中国棉制针织衬衫的出口价格就由2011年的3.12美元降低到1.71美元，降幅达45%。第二，中国初级制成品生产商较为分散，盲目追求销量，没有形成统一的出口定价协调系统，出现了厂商之间竞价出售的局面，形成恶性竞争的价格战。第三，中国的初级制成品加工程度低，技术附加值也不高，厂商没有将重点放在品牌形象的提升和产品的创新开发上，导致产业整体形象不高，所出口的大多数是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价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商品。例如我国大多数钢材生产企业主要生产出口粗钢制品，而高技术产业所需的精密钢材仍需进口。
2.东盟主要农业国在澳大利亚市场上的出口竞争加剧。我们采用巴拉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对中国和东盟各国农产品比较优势进行对比分析。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表达了一国总出口中某类商品的出口所占比例相对于世界贸易总额中该商品贸易所占比例的比例。它可用公式表示为： 式中，RCAik代表i国在k类商品上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Xik为i国k类商品的出口额，Xi表示i国所有商品的出口额，Wk表示k类商品的世界出口总额，W表所有商品的世界出口总额。RCAik大于1，说明该国该类商品的出口相对集中，该国在这类产品上具有一定的显性比较优势;RCAik小于1，则相反。 2005年澳大利亚-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后，由于东盟与中国农产品出口的相似程度很高，并且从东盟运输的费用更低廉，因此澳大利亚从东盟主要农业国进口大量农产品及其制成品，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中国农产品的进口。由表4可见，泰国多种主要农产品比中国更具有显性比较优势。因此，中国农产品在澳大利亚市场上受到东盟主要农业国的强力竞争，对澳农产品贸易逆差出现扩大的趋势。
三、中澳农矿产品贸易问题的主要成因 第一，由于近年发展 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加快，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铁矿进口增量很大。由于供给量在短期内难以快速增长，因此需求量的增加导致世界铁矿砂价格不断攀升。另外，发达国家如英、法、德、意等均成为世界铁矿砂净进口国，这些国家的铁矿砂进口基本来源于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南非等几个国家，进口来源地相当集中。而且随着澳大利亚—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日本、韩国的加入，东盟各成员国向澳大利亚进口的铁矿砂也将有所增加。 第二，卖方垄断已成气候。我国铁矿砂的进口来源地主要是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和南非，进口量占我国铁矿砂进口总额的约94%。目前，世界70%的铁矿砂出口贸易掌握在澳大利亚力拓公司、必和必拓公司和巴西淡水河谷公司(CVRD)三大矿业巨头手中，因此他们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垄断竞争的局面。目前垄断竞争带来的后果是卖方联合提高价格，赚取高额利润，而买方成为价格的接受者，利益受到很大损失。
第三，我国钢铁行业集中度不高，议价能力薄弱。我国前三大钢铁公司产量总和占全国总产量的比例低于20%。集中度不高导致重点企业行业控制能力不强，行业里中小企业进口无序，不能集中整个行业的力量与出口方进行同等议价。与此同时，我国只有宝钢等少数大型钢厂有能力与澳大利亚和巴西铁矿砂公司签订价格较低的长期协议，而更多的小钢铁厂只能零购印度高价现货铁矿砂。目前，中国注册在案的铁矿砂进口企业共有523家，经常竞价进行现货购买，致使现货价格越抬越高。这种情况一方面变相助长了铁矿砂进口价格的上涨，另一方面也给了国际巨头们大幅提价的口实。 第四，某些国外大型铁矿砂进口企业在海外铁矿公司持有大量股份。在澳大利亚铁矿公司里，新日铁、三井、住友、伊藤忠等日本公司都在一定程度上控股。虽然铁矿砂涨价也使其利润受损，但上游利润却可以弥补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企业就有操纵市场价格以牟取暴利的动机，而铁矿砂价格上涨带来的利益损失很大部分则由中国钢铁企业承担。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国际铁矿砂价格大幅上涨。作为国际铁矿砂的最大买方，中国成为铁矿砂价格上涨的最大损失者，2005年中国钢铁企业多付出了300亿元的进口成本;与此同时，澳大利亚铁矿巨头从中国获得了30至40亿美元不等的巨额利润。 在农产品贸易方面，澳大利亚动植物检疫标准(SPS)正在成为我国农产品进入的壁垒。中国农产品尤其是水果、蔬菜等很多都是采用木质材料包装，但这些木质材料无法通过澳大利亚近乎苛刻的动植物检疫标准而遭到退货或销毁。 综上所述，中澳农矿产品贸易中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中国对澳进口量大而价高，对澳出口不畅而价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条件存在着恶化的趋势。 四、综合解决中澳双边贸易问题的策略 (一)整体、中长期策略 今年9月，中澳双方将启动新一轮(第六轮)自由贸易区谈判。目前双边贸易中的问题，必然成为双方政府和谈判人员关注的重点，也是权衡自贸区利益平衡的基本杠杆所在。
因此，它直接决定了双边自贸协定谈判的实质进程。与此同时，考虑到中澳自贸区具有显著不同于传统自贸区的差异特征，笔者认为，为保证双边利益的平衡和经贸合作的顺利推进，应尽快确立如下整体策略：
1.确立中国的发展中国家与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澳大利亚是一个经济发达国家，与之相比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正如中国加入WTO谈判所体现的原则一样，中国应当承担与发展中国家地位相称的开放义务，而享有发展中国家的相应权利。因此，中澳自贸区协定的谈判应当充分体现这一地位差异，同时确立中国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使之成为解决中澳农、矿产品贸易所存在问题的综合指导原则。
2.确立双边的结构性对称开放原则。澳大利亚目前在对华开放市场方面存在的某些限制，如反倾销、技术壁垒、部分产品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待遇等，直接限制了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机电、纺织品和部分农产品的对澳出口。对中国企业对澳投资设置的审批条件和门槛也明显偏高。与此同时，澳方又十分强调中方应加快开放农牧产品、金融等服务业市场，并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很高要求。对此，我们认为应当根据中澳经济固有的结构互补特征，在部门之间和部门内不同产品之间寻求利益对等及相互补偿。例如，在开放农产品市场和引进农业技术、实现农产品及其加工品返销澳洲市场之间，在选择性开放服务业和扩大我国制成品对澳出口之间，在适当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和澳方降低中国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对澳资源、 能源类及其他产业投资限制门槛之间等，有针对性地均衡开放效益，实施跨部门的交互对称开放，由此将双方的利益平等地实现最大化。
3.确立均衡梯度开放原则。对于某些敏感性不同部门或同部门之间的市场开放，伴随同一领域的投资便利化，我们认为应当结合利益均衡原则，实施谨慎的梯度开放。例如在农产品领域，可根据比较优势状况先适当扩大水果、蔬菜和肉制品类的进口，后伺机扩大其他农、畜产品进口。即所谓依据利益均衡和产业、政策的成熟程度逐次开放，梯度推进。
(二)分类的、近期策略 1.发挥我国蔬菜、水果和农业制成品的比较优势。由于我国土地资源稀缺，在初级农产品如谷物、棉花的生产上不具有比较优势，受到澳大利亚初级产品强有力的冲击，因此在生产上要注意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和种植的技术含量，对受影响较严重的初级产品应考虑逐步放开，在关税谈判中争取较长的保护期限。另一方面，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水果、蔬菜、水产品以及农业制成品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应建立这些产业生产的补偿机制和优惠政策，逐步调整农业种植结构，以适应出口需求。还应加强对出口农产品的资金与技术投入，按照国际标准进行生产，以扩大对澳大利亚的出口。
具体做法如：
(1)在出口农产品品种的选择上，应针对澳大利亚的市场需求，加快品种改良及更新换代。可以在中国的传统出口农产品中甄选出在澳大利亚最具有市场潜力的品种，也可以引进在澳大利亚市场上适销对路的国外优良品种，利用中国自然条件多样化的优势，把这些优良的树种或品种安排在最适宜的区域种植，为果品生产的优质、高效打下良好的基础。
(2)加大对出口农产品的资本、技术投入，引进澳方先进的农产品追溯系统，不仅在生产的源头抓好标准化建设，而且把产品的质量控制逐步扩大到种植、加工、流通的全过程。按照国际卫生检疫标准、农产品技术标准、绿色食品标准对各个环节进行严格的规范和监督，以应对澳大利亚的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
(3)提高我国出口农产品的包装档次。针对澳大利亚的SPS包装条款要求，农产品的包装应采用严格消毒检疫的合格材料，尽量少用木质材料包装。
(4)对于我国具有优势特色的传统农业制成品，如茶叶、葡萄干、黄酒、白酒等，应建立专门生产基地，打造品牌优势，提高产业集中度和产品档次。各厂商应联合起来，在出口贸易中争取卖方定价权，以获取较高的利润。
2.建立国内钢铁企业联合采购机制，争取铁矿砂的世界定价权。日本、欧洲拥有的定价权取决于其钢铁行业的大规模和高集中度，我国钢铁企业如果要想提高话语权，在定价方面施加足够的影响力，就必须通过优化组合、联合兼并，逐步组建大型钢铁联合集团，从而加强行业集中度，规范市场行为，并以相同的声音、一致的行动来应对国际挑战。在2005年3月与必和必拓的铁矿砂价格谈判中，中国钢铁企业首次获得了胜利。这表明，中国钢铁企业在铁矿砂定价方面的话语权得到了加强。2005年4月，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组织成立了进口铁矿砂工作委员会，全国有资格进口铁矿砂的70家钢铁生产企业成为其成员。这一组织进一步强化了全行业的铁矿砂进口协调工作，中国钢铁企业也将在未来铁矿砂定价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3.我国企业应“走出去”，加强垂直一体化方面的投入。我国必须加快制定实施境外资源利用战略，坚持"走出去"的政策，进入产业链的上游，建立多元、稳定、可靠的境外资源供应基地，提高利用境外资源的能力。以铁矿砂为例，早在2011年，武钢、鞍钢、唐钢和江苏沙钢四家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就通过合资的方式获得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转租的Jimblebar铁矿40%的股权，从而拥有每年购买1200万吨铁矿砂的权利。在2005年铁矿砂大幅涨价后，我国钢铁公司纷纷开始同海外铁矿石供应方签订合作项目，共同开发铁矿资源。其中最成功的一例是2005年10月，中钢集团与澳大利亚Midwest公司正式签署协议，双方合资勘探并管理西澳大利亚州中西部地区Koolanooka和Weld Range两处铁矿资源，协议涉及的总金额高达15亿澳元，合计近人民币90亿元。中钢集团将在合资公司中占50%股权，这将是目前中国公司在澳大利亚铁矿资源开采中所获取的最高比例。
4.我国企业应与海外农矿资源供应商签订长期贸易合同。签订长期合同有利于稳定市场，防止原材料价格大起大落。近年来，一些中小企业开始涉及资源性农矿产品贸易，签订的都是短期合同，不但价格高于3年以上的中长期贸易合同，而且由于竞价购买，进口商品质量良 莠不齐，严重影响我国钢铁行业和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应尽快杜绝这类短期行为。相反，目前国内的一些大型制造企业都纷纷与国外原材料供应商签订长期稳定的供应协议。比如2005年9月，包括马鞍山钢铁公司在内的4家中国钢铁生产商与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签订合作期长达25年的合同。2005年9月底，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也与印度矿业协会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世界第四大铁矿砂供应商澳大利亚FMG集团也与国内6家钢铁企业签订了为期10年的销售协议。签订长期协议不仅使中国钢铁制造商获得稳定和长期的铁矿砂供给，还能巩固我国和原材料供应商之间不断深入的经济合作关系。
5.实施农矿原料来源多样化，确保原料稳定供给。我国应尽量改变对澳大利亚资源性农矿产品依赖度过高的局面，实施原材料来源多样化战略。要积极发展与巴西、印度、南非、加拿大、智利等资源丰富国家的双边贸易。积极发展与近邻俄罗斯、伊朗、东盟等农矿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往来，利用现有的地缘政治优势，在农矿产品领域加强战略合作，确保在各种政治形势变化的情况下都能从不同国家获得农矿资源，在战略上保持农矿产品供应的长期安全。比如2005年3月，中国机械装备集团与柬埔寨两家公司在金边签署一项协议，决定合作勘探柬埔寨铁矿资源，一旦条件具备将投资兴建柬埔寨历史上首个铁矿开采和钢铁冶炼企业。2005年11月，中国通钢集团将投资70亿人民币同朝鲜茂山铁矿公司签订协议，一举获得50年的铁矿开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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