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提出十几年来，各种评说不一而足。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实事求是地分析、总结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现象，给“温州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以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一些专家学者也客观地分析了“温州模式”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但是，也有的专家、学者对温州经济发展情况缺乏广度和深度的了解，却简单地用“苏南模式”的框子去套“温州模式”，提出一些经不起推敲或者不符合实际的观点。
一般来说，温州老板不关心对“温州模式”的评价，“模式”不能让人赚钱，而“模具”能。在温州也有人关心，原因或是怕被抓被拘被判刑，或是为谋政治利益。
近年来，个别温州企业欲当“新温州模式”的代表，一些记者和媒体也跟风炒作，套用“苏南模式”现象，随意提出“温州模式”的“终结”、“走到尽头了”的观点。“温州模式”真的走到尽头了吗？
一、挥之不去的“苏南模式”阴影 费孝通先生于1983年提出“苏南模式”后，1985年5月《解放日报》首提“温州模式”。令人不解的是，尽管两者基本上没有相同点，有人愣是把“苏南模式”的现象和概念“移植”、“改造”到“温州模式”中来，对其认识和评价也蒙上挥不去的“苏南模式”阴影。
一是“以农村能人为骨干”或者“由供销员为发动骨干”。温州模式的开创者，是家庭生活困难和没活干、文化水平又低的人；相反，农村中有正规工作单位的“能人”，却是后来才加盟的。
在“温州模式”的产生和形成过程中没有“能人”、“骨干”与否的概念，或者说个个是“骨干”和“能人”，区别只在早干或迟干而已。至于供销员，在温州的经济发展初期有着重要的作用，但绝非“发动骨干”，是为生产服务、实现产品价值的一个环节。
二是“以小城镇为依托”。董辅礻乃先生曾客观地提出，温州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使一些村庄发展成为小城镇。
全市建制镇从1978年的18个、1983年24个，到1987年发展到146个，全拜民营经济发展所赐。当然，小城镇的增加也促进了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应该说，两者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而不是谁依托谁的关系。 三是说“多元产权”结构和“特色产业”，可能受到视野的限制。
“多元产权”现在是全国各地的普遍现象，怎么会是“温州模式”的特点？相反，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初创阶段，几乎全是清一色的个体、私营经济。说到“特色产业”，独立性、同业竞争性极强的温州人，量力而行，什么赚钱干什么，各行各业遍地开花，并且不断发展变化，主要工业产品种类1000多，很难找出三五个可以在经济总量上称得上是支柱的产业来。
四是说“专业市场”是温州模式的特点。“专业市场”主要是为企业配料和商人配货服务的，可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邻近地区同类生产企业形成群体达到相当规模时，往往会促成专业市场的产生，一俟同类生产群体不复存在，专业市场就会或消失，或变成非专业面向普通消费者。可见，专业市场只是善于模仿的温州人“克隆”产品和企业在一定发展阶段的衍生现象，随着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改善，专业市场在销售温州产品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就会逐步下降。
五是说政府“引导”、“服务”、“抓根本”等等，有为政府歌功颂德之嫌。应该说，温州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在初期主要是“无为”，至于“引导”、“服务”等，是后来才有的，说它是“温州模式”的特点属言过其实。
我认为，“温州模式”的产生和形成，应该归功于有着深厚“功利主义”文化薰陶的温州人民，归功于几近“赤手空拳”（文化低下、缺乏技术、没有田种、没有工作）的温州农民，而温州政府的主要功劳是在政策不明确甚至不允许的情况下让它们自己发展。
二、“温州模式”走到尽头了吗？ 同“温州模式”一样，“新温州模式”也是记者先提出的。笔者经查，它首见于2000年8月1日《人民日报》记者郭伟成的报道"‘德力西现象"的启示”；14天后出现在《经济日报》文章的两个小标题中。
2001年1月18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报道的大题目即为“‘德力西’引出温州新模式”，声称“温州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及新闻界把“德力西”现象上升为“新温州模式”。从此，其他媒体也多有提及，有的把“十五”大后的温州模式称之为“新温州模式”。
据《中华工商时报》，2001年5月国内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首提“新温州模式"，认为它和“新苏南模式”是在国内市场日益国际化的残酷竞争中经不断调整双双脱胎而出的。南京大学一教授认为，“新温州模式"突破了传统温州模式那种家庭联产经营的限制，发展到股份合作、企业集团等等。
《温州时报》立即跟进，6月22日发《温州人步入‘新温州模式’》的报道，并称温州人现在已经完成了这场革命（指摈弃家族式管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8月7日《温州新闻网》以“温州民企要”消灭“温州模式”为题，盛赞乐清企业上市，文中说：“首先创造温州模式的乐清民营企业，最后却彻底地‘消灭"了温州模式。
”如此随意和轻率，令人惊讶。 这些观点，不禁让笔者想到温州民营工业所擅长的“模仿”或“克隆”方法。
应当指出的事实是，我国真正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是在1994年底以后，而温州民营工业的主体已在1988年左右完成了向股份合作制的转变，近年来有许多地方和专家把“温州模式”视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普遍模版。试问：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提出或者刚刚提出，以市场经济为特点的“温州模式”就已经走入穷途末路，发展到了“新温州模式”？ “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不是连体双胞胎，而是非常不一样的，怎么会同生共死呢？ 创造了“温州模式”的广大民营工商业主，文化程度刚从小学提高到初一水平，就把“温州模式”给卖了、弄丢了？ 在人财物、地理、政治、科技等方面非常困难的局面下产生和形成的“温州模式”，在这些条件正在改善、还未从根本上全面改善的形势下，自身的发展潜力难道就已穷尽？ 几百万温州人民辛辛苦苦才创造出“温州模式”，几家大型民营企业就能搞出个“新温州模式”？谁是温州民营经济的主体？ 在“十四大”为市场经济名正言顺后仅几年的今天，有着七八百年“功利主义”哲学和文化沉淀的“温州模式”，怎么能说完就完？ 深受上千年儒家道义文化影响的全国人民，三步两步就在刚刚开始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把温州人抛在后头了？ 令人欣慰的是，董辅礻乃先生对“温州模式”的生命力有着非常积极的看法（见下文）。
三、责疑“温州模式”发展的障碍 “温州模式”在九十二年代曾经大红大紫，也一度被贬低。批评的主要理由是家庭（族）式企业无法接轨现代企业制度，会成为制约温州经济升级的主要障碍。
于是，容易有人用大企业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标准要求，对“温州模式”提出许多质疑。 上述2000年8月15日《经济日报》和2001年1月18日《中国经济时报》的文章，分别以小标题称“温州模式已面临挑战”和“温州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理由是它的局限性有：一是产权的障碍，分散经营的民营中小企业难以通过联合、重组、兼并以及股份制改造等形式得以迅速扩张；二是家族管理制度对现代企业的不适应性，以血缘、亲缘为基础的家族管理制度随着企业规模的壮大，其弊端愈加明显；三是经营方式的落后，以产品经营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经营模式，已在强大的竞争对手尤其是世界强手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四是营销模式的落后，专业市场和购销员包打天下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日趋衰落的专业市场正是其真实的写照；五是产业产品结构的调整能力低，自主开发能力弱，以仿制为主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将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六是经营理念的局限性，以赢利为目的的经营理念已不适宜于现代社会的发展。
最后，记者把“温州模式”的局限性归结于观念的落后。 上述观点，简直是根本不了解温州人和“温州模式”。
第一，为什么一定要现代企业制度？不用现代企业制度难道就不能发展了吗？家族管理有其成本低、效率高的优势，东南亚就有不少国际上知名的大企业仍然延用家长家族式的管理体制。吴敬琏先生也说过，企业形式无所谓高下，只要在当地管理交易成本最低就是好形式。
就“温州模式”的主体而言，迫切需要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恐怕为时尚早。 第二，温州家庭工业主体向股份制企业转变，完全是一种自发、自觉的经济行为，并且走在市政府出台有关突破性政策之前。
随着竞争的加剧，为经济利益目的所驱动，股份制企业再扩大规模是轻而易举的事，根本不需经济学家和政府劳心。另外，集中化经营也不见得就是好事，现代西方经济学还有《小的是美好的》一说。
第三，温州人是最不怕竞争的，还是中国人中最欢迎竞争的群体之一，在世界强手林立的欧洲都能享有自己的一片天地，还怕在国内立不稳脚跟？温州人调整自己、适应市场的能力极强，什么经营方式、营销方式和产品结构，一切都会随市场需要而改进，“船到桥头自会直”。 第四，不以赢利为目的还叫什么“经营”理念？温州商人不善虚伪，文化水平又不高，不会给自己戴顶“儒商”的帽子，只要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就行了。
至于“现代社会的发展”那是政府的事情，在商言商，生意人何必多管闲事？！ 最为可恼的是，记者在罗列了一大堆的“缺点”之后，竟然把“温州模式”的局限性归结到“观念的落后”。这不啻是对温州人的侮辱，“杀头不过头点地”，气煞我也！“温州模式”是市场经济，温州人的观念是最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
四、“温州模式”方兴未艾、充满潜力 与“温州模式终结论”相反，董辅礻乃先生今年初在“温州模式的继承和提高”一文中认为，市场经济越发展、越完善，“温州模式”也越发展、越具活力。董老认为，新形势为“温州模式”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一是“十五大”后，“温州模式”获得了存在和发展的合法地位，限制甚至压制其发展的种种观念的、政治的桎梏得以解脱。
二是由于非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天然兼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已经初步建立和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为“温州模式”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三是“入世”必将进一步放宽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迟早会取消至今还存在的对它的各种歧视，这也给“温州模式”的发展以更广阔的空间。
四是“温州模式”中的非公有制企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产品大多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入世”后将会有更大的国际市场。2001年，我国的出口额大幅度下降，而温州的出口额却大幅度上升。
我认为“温州模式”在1995年以前是初创和成形阶段，属“小米加**”的“人海战术”阶段，1996年到现在还只是“大盘整理”阶段，“正规军”尚未形成，可以说“温州模式”的真正发展还未开始或者才刚刚开始。其主要理由有： 第一，现有从业人员绝大多数是初中、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科技、管理专业人才的使用很好发挥。
第二，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和积累，民营经济的总体规模和力量得到了超常规的发展，作为经济主体的活动能力大大增强。 第三，原来的资本主要靠业主自身积累和（高利率的）民间借贷，“入世”之后，国际和国内金融资本自由流入温州寻利的局面即将开始。
第四，由于自身知识、资本的限制所能进入的市场范围非常狭小的状况，可望逐渐得到改善；同时民营经济整体的市场准入限制也将极大放宽甚至取消。 笫五，“十五”大以来温州政府重视和支持民营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效果将逐渐体现。
一些重要基础设施（如“828工程”）和投资环境正在逐渐得以改善。上个月就任新一届温州市委书记的李强，曾任浙江省民政厅副厅长、工商局局长，改写了几百年来温州一号首长一直是外地人的历史，与“外来的和尚”相比较，相信他对“永嘉哲学”和“温州模式”会有深刻得多的体验和认识。
第六，海外六七十万温州籍和讲温州话的青田籍华侨华人加盟“温州模式”的现象才刚刚开始。他们相当于温州市总人口的10％，并且还在不断增长，最近一二十年来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已经具备了向“温州模式”输送资本、介绍高新技术设备、发展国外铁杆商业网络的能力和条件。
当然，“温州模式”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不少弱点和不足之处，如规模小、产品科技含量低、管理不够规范等等，不过多数不属其自身所固有的特性，我相信温州人总会在发展中找到功利主义色彩的解决方法。待到温州人的平均文化知识提高到高中水平、创业领域不受自身资本规模的限制、国内外温州人大规模共同联手，“温州模式”的“正规军”和“集团军”就会形成。
五、“新温州模式”提法的负面作用 大企业争当“新温州模式的代表” “新温州模式”的出笼和流行，与温州的个别大型民营企业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泰”集团的南存辉是全国人大代表，“德力西”集团的胡成中是省人大代表，“华峰”集团还与中央级研究机构共建“中国民营企业研究基地"，他们往往是近年来外地专家和领导考察温州的近水楼台。
花点宣传费，开个座谈会、研讨会，请不了解真实情况的专家、需要政绩的领导走马观花看一看、讲几句，借他们的口提出“XX现象”，记者一加工帮助，进而就打扮出“新温州模式"的“典型”、“代表”，个中好处不言自明，逃不脱功利主义的色彩。 没有代表性的“代表” 这些企业的共同特点，是规模大、集团公司、有一定科技含量、经营管理比较规范。
比如“正泰”、“德力西”都有员工五六千、产值几十亿，在美国也算不上占企业总数99％的中小企业，在温州更是凤毛麟角。 这样的企业，无论从规模、组织形式、管理形式，还是营销方式、产品结构来说，都与占温州民营经济主体的千万中小企业的特征相去甚远，已经不能说明或代表“温州模式”了。
此外，这种“典型”、“代表”在温州并没有代表性，还因为它在模仿、跟风大行其道的温州并没有流行起来，只是个别“现象”，未成“新温州模式”。没有“模式”，何来“代表”？ 至于它们是否是温州中小企业今后的发展方向，笔者没有研究，不敢妄加评论。
但是，不能用个别现象的发展趋势来否定“温州模式”下广大企业群体发展现状的合理性。 “新温州模式”提法的危害性 在“温州模式”的本质、特点、发展阶段、趋势都还没有真正研究清楚的情况下，“新温州模式”的提法具有极大的危害性。
一是否认“温州模式”在目前存在的合理性和进一步发展、完善的可能性，干扰人们对“温州模式”的正确认识。二是阻碍对“温州模式”科学研究的深入。
三是误导政府对“温州模式”的评价和政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轻视作为“温州模式”主体的大量中小企业。 温州的中小企业主和商人对“模式”并不感兴趣，我多管闲事，是盼望广大专家、学者、媒体和温州政府，能更为全面深入地分析、研究“温州模式”的现象和规律，以实事求是的学风科学地看待和评价“温州模式。
”，此乃温州广大中小企业和商人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