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文标题】Agricultural Surplus：Bottleneck of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Agriculture
——A Research of the Chinese Rural Economv in the Late Oing Dvnastv
【内容提要】中国现代化启动的命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必须从传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特征出发加以考察。通过对晚清的农业、商业的发展状况的分析，不难发现这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无法提供足够的农业剩余，来推动现代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政治统治形态也无法提供必要的政府支持，以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转化。中国现代化启动的艰巨性是结构性的。
【摘 要 题】近代经济史研究
【英文摘要】As the issue of the beginning of China's modemization has its own unique characteristics， it must be approached from the featur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politics and economy.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agricultural and commercial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t is not difficult to see that， a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t was impossible to Provide enough agricultural surplus to promote modernization.On the other hand，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Chinese political rule could not afford necessarv government support to bring about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moderntion. The difficulty in start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was structural.
【关 键 词】农业剩余/现代化
agricultural surplus/modernization
一
在当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研究中，常常因为过分的比附于西方现代化的历史，研究者会遭遇理论框架及其解释能力双重匮乏的局面。我们尝试解答中国现代化启动的艰难性的问题时，在方法论上加以检讨是一个必需的前提。笔者认为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首先需处身于"内部取向"（internal approaeh）的立场，即将眼光放置于"中国史境（Chinese context）中的中国问题"[1-p135]之上。
这意味着，中国现代化启动问题的厘清的关键在于：弄清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之前，中国内在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结构，及其自生的变迁动向。因为，现代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机体形态，是由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引入中国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资本主义形成的偶性因素是已然确定的。所以，在这一题域中，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对中国现代化过程没有设问和解释效力。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即使冲击了中国原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对中国的现代结构之形成过程及其特征的分析，仍需从中国的自在结构的演化方向上去提问。所以为了避免研究中的方向性含混，重要的不是就中国近代化提出马克思式或韦伯式的分析，而是提出建立在中国的现代化历史经验之上的分析。这一历史经验表现为"
十
九、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种从十八世纪和更早期发展过来的内在的结构和趋向。若干塑造历史的极为重要的力量一直在发挥作用：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的增长和疆域的扩大，农村经济的商业化，社会各阶层在政治上遭受的挫折日增等等……此时西方登场了，它制造了种种新问题……但它也制造了一种新的情境……但是，尽管中国的情境日益受到西方影响，这个社会的内在历史自始至终是中国的。"[1-p173-174]
如果我们将现代化理解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个体--群体结构以及相应的文化制度方面发生的全方位的秩序转型，那么经济的持续增长为其最重要的表征，在经济形态上它表现为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换的过程。关于这一点，法国历史学家菲雷对法国的近代化作过准确描述："旧体制将法国农业史搁置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大革命将此工作完成。"[2]对中国情境的分析则体现为另一反题：旧体制将中国农业史搁置在资本主义道路上，中国的现代化依旧举步维艰。
这里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疑问。"中古经济革命"（注：伊懋可：《中国过去的模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Stanford Univ. Press. 1973）中用以描述中国前近代经济变化的重要概念。一些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在宋代已有重大变革，并且此一变化提出了其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之后，中国农村经济获得了较大发展。此后一些令人鼓舞的历史迹象（类似于中国明清之际农业商品化的发展等等）常常被一些史家援引以证明中国传统社会并非停滞不前的结论。然而，中国农村经济从未突破旧体制的框架，生成中国社会近代转置的动力因素。某种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实在在的障碍是存在的，因而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突出命题就是中国所缺少的关键因素到底何在。农业剩余成为此际的关键，并构成为把握中国近现代史中剧情主线的最有力抓手和极重要的分析范畴。因为，现代结构的生成即便在西方历史中呈现了历史进程的连续性，但就社会形态的层面上观照，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却有着巨大的断裂。这表明，传统的农业的经济形态在其功能承担上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用来维持社会的再生，而是向社会提供"潜在剩余"（注：保罗·巴兰：《关于经济成长的政治经济学》（Baran，Paul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uth， New York：Monthly Review 1957）中提出资本形成的过程应区别"实际剩余"（消费后留下的）和"潜在剩余"。后者包括从劳动者身上榨取而供统治阶级消费的剩余，现存阶级关系一旦改变，这样的剩余便可能用于生产投资，故称为"潜在"的剩余。）转化为社会的有效积累，进而推动工业化的进程。
如果我们承认"农业剩余"在中国现代化启动中的突出地位，那么问题就作了如下的转换：
一、农村经济发展是否创造了足够的农业剩余；二，农业剩余是否有效地转换为社会有效积累？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不仅如此，中国现代化的复杂性同时表现为这两个命题本身就是缠绕在一起的。下面细而论之。
二
我们首先需要考察的是第一个命题。许多研究者以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为依据，得出一种似是而非的结论：在十九世纪以前，中国的农业生产率不断增长、人口增加、交通改善、"粗放式"（注：莫尔德：Japan,China,and the modem World Economy: Toward a Reinterpretation of East Asian Development, ca·1660 to ca·1918. Cambridge：Cambridge Univ. Press， 1979.在此书中，莫尔德把商业化区分为"粗放式"和"集约式'两种，后者的标志是地区经济的自给自足消灭较快，交换关系对生产起较大支配。这种分类对于认清明清农业商业化的属性有一定指导意义。）的商业化过程四处扩散等等，似乎一种将传统社会推向近代社会经济成长的突破性变化即可发生。然而，这种推论是有待商榷的，前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增长的现象亟需更深入的探讨。
经济作物的发展是生产力提高和社会分工发展的结果。但是在一些特定条件下也不尽如此，中国经济作物发展是与劳动生产率的衰落同时发生的。这是因为中国经济作物与封建政权强有力的干预有很大的关系。由于经济作物适于集约经营，具有在较小的面积内创造出较大经济价值的特点。随着人均占地的减少，农民可以借此创造出更多的农业产出，以缓解人口压力。但是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集权国家对这部分收入的依赖越来越明显，于是推出一系列赏罚、限定和辅助措施给予保证。这种政治因素的干预，自是有助于经济作物的推广、农业基础的扩大；另一方面，它也造成推广和扩大的脆弱性。所以前近代经济作物虽有所发展，但总的来说发展速度并不太快。在清代，经济作物大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0％左右，而90％左右仍旧用于粮食生产。[7]经济作物的种植基本上都是农户自身消费或用于交纳沉重赋税，提供给市场的只占一小部分，出口更是有限，而且也不能获得合理的价格。自乾隆以来，粮食价格上升较快，经济作物的利益反而下降了。
而农家从事手工业生产，首先也是为了自身消费。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自身消费从一开始就与纳税完租，换钱易票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土地和租赋双重压迫使千万个农户投入这个营生。在手工业发展的背后存在的是一个灰色的事实：土地和粮食收入当时已不能维持农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农民不得不在土地之外寻求新的经济来源。在生活和重赋高压下的男耕女织，一方面必须求助于织机，一方面又始终抓住土地不放，耕织结合不过是求得生存的最好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扩大再生产、增加投资、积累个人财富，实无从谈起，乡村手工业的发展规模以及生产方式受到严重限制是不言而喻的。依靠手工业来取得农业剩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农村商业化的发展是在糊口农业的条件下进行的，发展商品生产，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如此微弱的物质生产能力和交换能力，是无法冲破凝结了两千多年封建自然经济，而建构起新的商品经济结构。言及至此，我们不难发现以前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为依据论证中国近代化自生的可能性，条件其实并不充足。
三
对此题域的分析，应当着力于双重命题：其一，中国王朝循环的历史逻辑中是否已然隐含了近代经济突破所必需的政府能力并不具备的实情；其二，王朝循环的历史逻辑在清代以何种制度形式凸显，而这些制度对中国其后的近代化尝试发生怎样的影响。前者是根本性的，它决定了中国近代化遭遇的可能困难；后者表现得更为具体，它参与塑造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特殊面相。
我们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需强调集权国家的资源集中方式。中国集权国家的建立，是维护大一统的政治需要，而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注：中国社会的许多特殊性实际上可归于一点，即在很早的历史时期就拥有一个比较发达和成熟的国家官僚体系，我们将此称为国家的早熟现象。），与集权国家相伴随的是不成熟和组织水平低下的乡村社会，这些都决定了国家从社会汲取资源，必须采取政治而非经济手段。这种情况从中国原始国家的产生伊始便是如此。正如费正清所言："中国的地主-佃户的关系只是一种政治工具，它旨在榨取农民的经济剩余，并使之转化为令人心旷神怡的文明形态。"[10]然而，这种统治形式从根本上是一种比较封闭的政治技术的产物，"其资源（文明）的最初聚集，是通过政治手段（国家社会）而不是技术突破来实现的。"[11]
传统农业可能积累的剩余资源是有限的，这与集权国家所要求的程度相去甚远，"在前工业社会，建立大规模官僚机构的努力不久就会陷入困境，因为想从居民中榨取足够的资金来发薪饷几乎是办不到的。"[12]上述的因素设定了中国传统国家与乡村的一般关系和王朝循环的普遍逻辑。由于可用资源的缺乏，传统中国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力和控制程度，根本不能同现代意义的集权国家相比，"虽然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中央集权制，但是它充分允许了地方社区的自主性。"[13]魏特夫在强调东方国家的集权特征的同时，运用普遍性的行政递减原则，认为中国集权国家的管理程度已经超过了效益的最高值，只能实现所谓的"部分管理"[14-p105-110]。集权国家政权的触角只伸及县一级，以此来减少中央政府的行政负担，同时也减轻了国家的资源压力。这样，传统中国就形成了集权国家及其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与乡村社会的相对自治共存的局面，国家依靠官僚队伍同广大的乡村社会打交道。
传统中国的国家--社会的这种形构对中国历史展示的王朝循环的特质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它自始至终面临着可用资源不足的窘境，这是因为：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国家不可能开辟集中资源的新途径，只能完全依靠农业剩余。因此"政府的实力，以其能否向大批小自耕农征取粮食及人力为准则。"[15]而政府一旦尝试扩大自身的能力，以改善资源不足的局面，就会遇上两个巨大的障碍：首先，在儒家正统的统治意识支配下，国家应当崇尚轻徭薄赋，不该过分地触动乡村社会原有的自在结构，这是政权合法性在民间获得意识形态上支持的必要前提；其次，中国集权国家的早熟性和资源的有限性，国家有意识地控制国家机构的规模，致使有效的政治统治和社会控制与行政技术的粗疏性之间存在极大的落差，试图改进行政的技术能力以获取更多资源，官僚机构的扩张，意味着需要耗费更大的资源支持，这是一个首尾相接的矛盾。因此，任何王朝最初的统治理念往往倾向于对农业剩余作适量的提取，小自耕农队伍的维护再生对政权的维持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乡村社会持有独立的姿态完全是为国家所允许的。然而，这种国家与乡村社会处于良性共生的"间架性设计"（注："间架性设计"是黄仁宇用以分析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概念，这意指集权国家在社会不成熟和资源缺乏的情况下，为维持一定程度的统治而采取的一种做法，即国家在社会不发展和缺乏组织的情况下，人为的臆造社会结构。详见黄仁宇著《中国大历史》。）却忽视了早熟的集权国家的另一层矛盾：国家总是通过官僚系统进行社会治理的，既然国家可从社会提取的资源有限，国家可分配给官员，尤其是下级官吏（此处需注意的是，与乡村社会打交道的总是这一批人）的官俸就很少，它不足以满足官吏及其幕僚过体面生活所需。集权国家在资源上的窘迫，是官僚政治走向消极一端的重要原因，制度性的官僚腐败成为国家经久不愈的痼疾。（注：费正清提出，中国官僚政治的变态现象之一，就是俸禄微薄所引发的官员制度性腐败。见费正清著《美国与中国》，同上，第91页。）所以"中国古代的官员一旦上任，就立即学会如何区别全面的社会控制的美好理想和谨严的行政现实了"。[14-p109]集权型体制和不完备的技术手段之间存在巨大张力，这使得政府所设定的体制原则与体制的实际运行条件之间，存在一种很明显的偏差。这样，尽管集权国家制定政策的自主性程度相当高，几乎没有其他社会力量可以有实质意义地介入这个过程，但在政策实际运作中表现为变通方式普遍运用，非程序化非制度化的变通所遵循的原则及试图实现的目标与原政策目标看似一致，但变通后的实际目标就其更深刻的内涵来看很可能与原目标背道而驰或互不相关。这种变通在很多时侯被中央政府所默许，它在一定的时期可以缓解早熟集权国家资源不足的问题，怛其最终的结果，却彻底破坏了国家--社会的均衡关系，而导致王朝的更迭。我们简要地归纳中国历史上各朝统治瓦解的经验，大抵都遵循以下的相对一致的路径：当新朝初建，百废待兴之际，国家一般对土地资源作新的分配并附以轻徭薄赋的政策，在减少资源提取的前提下使社会资源和国家力量形成良性的循环。及至中世，相对有效的管理造成的暂时繁荣引发官僚机构和王室的骄奢淫逸，这造成资源的巨大缺口，国家往往加大对农业剩余的提取，小自耕农队伍日益削弱，土地兼并集中日趋严重，农村经济日渐凋敝，资源提取日愈不足。为维持自身的利益，官员依靠多种变通手法进一步压榨农村剩余，" 国家--社会的良性关系被摧毁。在末世，农业剩余被挤压殆尽，民不聊生，革命骤起，王朝土崩瓦解。这般的王朝循环的景观如梦魇一般缠绕在中国早熟集权国家的历史之中。
四
上述的分析表明，把农民的温饱与帝国的成功联系在一起的基本政治逻辑，在王朝循环的历史中一向很明确。集权国家对乡村社会的部分管理和乡村社会的自我运作，维持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精致而微妙的平衡。即使两者之间发生不可抵抗的冲突，通常也是用改朝换代的形式予以化解，它阻碍着社会结构的全面革新的发生可能。因此，传统中国的这种社会、经济、政治变迁的样式与现代要求之间有着本质的断裂，如此羸弱的政府能力，根本无法有效地汲取"农业剩余"，并将此转化为现代化启动的必要动力，因为现代化的"这样一个进程不同于朝代循环，其不同点在于中国的政权和社会再也不能按照老的模式重建起来"[20]。
在农本社会中，农业是社会的基础，只有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剩余率的增长才能使工商业的发展、政治形态和科学文化发达成为可能，近代社会的产生无非是这种剩余积累到一定程度并发生质变时才出现的。前面的分析表明，前近代的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并不是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同步的，在这种生产状况下，农业剩余也不可能大量涌现。所以，一些学者（例如王国斌）尽管对此期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作出了乐观评价，但同时也不得不指出，这类增长不过是"斯密型动力"（注："斯密型动力"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明，农村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由劳动分工及专业化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这类" 经济扩张的动力，受制于人口的节奏和难以预见的收成波动。王国斌借此概念系统地比较了中国与欧洲前近代时期的经济状况，得出较为乐观的结论。详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另一方面，受中国长期以来就存在的政府财政收支不平衡的影响，以及清政府为解决上述问题而采用的政策，所导致的日益突出的人口问题的制约，中国农业部门无法承担起推进现代化发展的责任。更为重要的是，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本就不充裕的资源被进一步掠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无法获得足够的动力，而对于这一点，本文不作遑论。既无充分的农业剩余，又无强大的政府能力，中国现代化的艰难性已然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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