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温家庄之前，我一直自诩是一个熟悉农村农民与土地的人。然而，当我以一名“联村联户”干部住进西北腹地一个叫温家庄的村子后，我仍然被隐匿在村庄里的秘密惊骇了。
――题记
1.你像我女儿
温家庄四面环山，村里通往外界的土路坑坑洼洼，村部坐落在村子中央的一块川地里，远离四周群众，一排砖瓦房分隔四五间，一间是会议室，一间是农家书屋，另外两间是村干部的办公室。当村支书听说我要驻村时，眉毛微微一扬，说：“你看这样子，四周荒秃秃的，你住进来要招狼来的！”
后来，我被安排在一个外号叫“赵老三”的农家，支书说，“赵老三”当了半辈子生产队长，见过世面，他老婆锅灶麻利，家里卫生搞得不错。的确，与周围那些不打院墙、院里散发着牛羊粪便腥味的农家相比，他家的庭院要干净得多。院内三只靠山挖出的土窑已经废弃，两排瓦房成“丁”字形排列着，尤其是两面绿漆皮的铁大门让人感觉安全得多。
“赵老三”68岁，背有些驼，一顶旧帽子褪得看不清颜色，帽檐下露出花白的头发，大概是生产队长当得太久了，干瘦的脸颊上时常挂着职业性的笑容。我们每次到村上去，他都会弓着腰碎步走过来握手打招呼。我随了村支书走进他家的那天也不例外，他“呵呵”笑着说：“你不要嫌生，你就像我女儿一样，你就当回到老家了。你老姨手脚虽然赶不上以前麻利，但伺候了半辈子干部，她知道该咋经管你的。”我歉疚地笑着说：“给你们添麻烦了。”
“赵老三”扑打了一把身上的土，安顿我坐下，又转身出门，边走边解释，他正帮村里人家脱玉米，收粮食的商人开车等着装粮哩！
“赵老三”走后，他的妻子站在火炉边上跟我聊天。比起快人快语风风火火的丈夫，她性情温顺，低眉顺眼，言语寡淡。起初，我问一句她答一句。我不问的时候，屋里静得能听见炉内柴火毕毕剥剥的爆裂声。她说她有三个孩子，儿子入赘外乡做了上门女婿，大女子家两口子一直在外面打工，最小的女儿初中毕业后就去西安打工了。“娃才十六岁，还想上个职中，我和你叔，这把年纪了，没钱供，把娃误了。娃过年的时候回来说，她在牛奶场里上班，一天要站十几个小时，腰疼得站不住――”小女儿让老人打开了话匣子，但话说了一半她又打住，叹了一口气，轻声说：“人老了，说话唆，你不要嫌泼烦――”我安慰她说，我不会嫌烦，“孩子们都忙，平常没人跟你叙家常，你心里憋闷得慌。你就当我是你女儿，说说心里话。”可能是我们的谈话触及了老人的伤心事，她没再提及自己的儿女。
枯坐了一阵，老妇人站起来，说她要去门外山坡捡柴火。我想跟她一起去，被她推回屋里：“山上风大，你没受过这苦。”说完，她就背起一个足足与她身高相仿的大筐走出院门。站在屋里，望着她那瘦小的身躯，微跛的腿脚，我的眼眸在不经意间润湿了。是的，我就是他们的一个女儿，除了工作的原因，冥冥之中，我要与这对老人结下不解之缘，在一个冬日，倾听他们对女儿的思念之情。
大约一小时后，老妇人背着一筐柴火走进院来，筐里装满了她捡来的枯树枝，沉重的筐子把她的背压成了一张弓。她放下筐子，顾不得进屋暖一暖双手，就打开厢房的门，一边往炕洞里填柴火，一边用歉疚的口吻说，孩子不在，这房子久不住人了，得把炕烧得热热地，驱赶潮气。
晚饭时分，“赵老三”呵着寒气走进屋里，“呵呵――”笑着说，他帮队上一半农户脱了玉米，自己的玉米棒子排在了第二日。饭后，他披上一件旧外套，猫着腰钻进寒气袭人的夜色中，说是要去老庄子喂驴。“儿子年前说我年龄大了，让我卖了牛，但驴我舍不得，拉车、驮粪，没高脚牲口不行。”出门前，他又叮嘱老伴儿看看炕烧热了没有，要是不够热，就再添些柴火。今天，温家庄依然保持着原始的耕种传统，几乎家家养牛养驴，在村道上行走，偶尔还会碰见枣红色的骡、马拉着车子在山道上行驶。
“赵老三”走后，老妇人拉开厢房的门让我进屋，烧过的土炕像个大火炉，把炕壁都烘热了。她打开电视，让我上炕坐。寒气一股一股从窗缝里灌进来，住惯了装有暖气的楼房，初到条件如此简陋的地方，我真有些不抵乡村的奇寒，立即脱了鞋子爬上热炕，把手脚捂到被子下面。
我让老妇人也上炕坐，她一再说自己不冷，又强调自己是乡里人，浑身掉土，会脏了刚刚为我换上的干净床单。我笑着说，一看老姨就是干练人，家里房子收拾得这么紧成，算是村里条件不错的人家了。谁知，我这么一说，她却深深叹了一口气，接了话茬儿说，“要是自家的房子就好了！”她告诉我，他们的家在山坡的窑洞里，前些年山体滑坡，窑洞已经破败不堪，一下雨就漏水，潮湿得没法住。村里娶一个媳妇彩礼得十多万元，即使出高礼也难聘到姑娘。于是，养了儿子的人家都想方设法在外面买房，他们就是因为买不起房子，才让儿子入赘进了他人的家门。这院房子是同庄一户人家的，户主全家常年在外打工，挣了钱，在官村买了小康屋，便同意借房子给他们住。
原来是这样――听到这儿，我也不由得叹了口气。
第二日午饭后，脱粒机开进“赵老三”家的院子，庄里来了五六个人帮他们脱玉米，老夫人拿着扫帚不停地扫着溅到柴垛土堆里的玉米粒。当二十多麻袋玉米装进大卡车后，她一下子瘫坐到小凳子上，念叨着这老胳膊老腿不中用了。这时，太阳已经偏西，又到了吃晚饭的时节。“赵老三”说：“你姨的手做活做伤了，今天干一天又痛得和不成面了，你就像我女儿一样，你给咱和面做饭吧！” “女儿”两字让我倍感温暖。我在老妇人的指点下和面、擀面。当我与他们夫妻二人围着火炉吃着热喷喷的面条时，感觉格外地香。“赵老三”边吃饭边跟我讲述他当生产队长的经历和见闻，说得最多的是乡镇干部：小王的模样、小张的性格、小李的脾气……他都如数家珍。
晚饭后，“赵老三”照例要上老庄子喂驴，老妇人陪我坐在厢房的木凳上说话。经过一天的磨合，我们彼此熟悉，老妇人问了我的父母与孩子，主动跟我谈起她的儿女。她说她的大女儿跟我同年生，死了已经八年了，是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死亡的。“要是能供得念些书就不会受那么大的苦，像你，有个正式的工作多好！” 老妇人的话唤起了我对往事的记忆，那时，村里与我同龄的女孩很少有念完初中的，能上完小学的也不到一半，基本扫盲后就被家人以干活的名义从学校叫了回去。在温家庄这样一个封闭落后的自然村，与我同龄的男女有一大半是文盲，他们的女儿就是其中之一。如果我不念书，没有考上学，也会像他们的大女儿一样为了生计奔波在各个建筑工地上……
老夫人说的小女儿其实是她的外孙女。大女儿死后留下三个孩子，他们便把外孙女接到自家抚养，外孙女初中毕业就辍学了――她的命运会不会比自己的母亲好一些？我不敢想象更加久远的未来。我见过在脚手架上接送砖头水泥的打工女――缺乏一技之长的打工女要是不肯失掉尊严，就得靠出卖苦力挣钱。“她一天站十几个小时――”现实远比她听到的要残酷得多。然而，我不忍心再捅老妇人心上的伤疤，只能再三安慰她说，她的外孙女上过初中，打工的条件应该比母亲好得多！
看过一集电视剧，老妇人起身告辞，让我休息。山风掀起窗户纸，沙沙响着，仿佛一个人在讲述村庄的秘密。
2.一个人的坚守
驻村的日子里，我常常走进当地的农家主动与他们叙家常。村上的小学是我常去的地方。小学设在村部隔壁，两排砖房中间飘着一面褪色的红旗，那抹迎风飘展的淡红是荒寂的山坡上唯一的风景。小学只有一名中年老师，姓史，家就在本村的孙家沟。史老师代的是复式班，八名小学生坐在同一间教室里，分别是学前班与一年级。虽然学生人数不多，但小学要开设的课程一个都不能少，所以他得写近十本教案。
白天，人们在山坡上走过时，远远就能听见史老师抑扬顿挫的讲课声，如洪钟，在山谷里回荡。如果不是深入学校，单凭声音上判断，人们会以为史老师的班上至少应该有四五十名学生。放学之后，史老师会喊着标准的口令让八名学生站成两排，分东西二路走出门去，他站在校门口目送学生走远了，才返身推上自行车出门。
一天饭后，我站在校外的土路上听史老师讲课，他一会儿领学生念课文，一会儿领学生数笔画，指导生字的写法。等他上完课，我走进院子，主动跟他攀谈，说他的课上得真好！史老师憨厚地一笑，说：“好啥哩，以前给大班上课上惯了，现在虽然学生一天比一天少，但改不了口。”我说，我从他的身上知道了什么叫“君子慎独”！史老师谦虚地笑笑说，长年待在山里，学不到新教法，只能凭死工夫给孩子们教。
黑板上保留着史老师刚刚写上去的板书，一面是语文，一面是数学，用红绿两种粉笔整整齐齐写在黑板两边，字迹工整、板面整洁，让人不由得肃然起敬。
史老师当民办老师已经二十六年了。1986年秋天，高考落榜的史宏芳怀揣着一份沉甸甸的梦想走进了本村的小学，成了一名光荣的教师。为了尽快成为一名正式教师，他曾通过进修、自学先后取得了中专、大专文凭，然而，仅仅因为两年之差，转正的希望对他而言就成了远天的彩虹。二十六年里，他在温家庄这所山村小学一待就是二十四年。如今，满头青丝已经染上了白霜。他一个人坚守岗位，让学校继续存在下去已是第三个年头了。一年又一年，一天又一天，当山坡上劳动的人们听见校园传来的琅琅读书声，就会对生活充满新的希望。
他为什么不要求调到条件好一些的学校？史老师微微一笑说，温家庄条件差，留不住外面来的老师，他是本村人，坚守在这里责无旁贷。像史老师这年龄的人出外打工，一个月少说也能挣两三千元。他动摇过吗？史老师轻吁一口气说：“习惯了！我舍不下娃娃，舍不下学校。要是我一走，学校就得关门。这几个娃娃咋办？这些年能挣下钱的人都把娃娃接到中小上学去了。留在村里的娃娃家庭条件都不好。你看这个男孩，他妈离婚丢下他不管了，他爸也很少回家，他跟他奶生活在一起。扎辫子的这个小女孩儿手有点残疾，墙根那个男孩，他爸打工时伤了一条腿，现在也挣不到几个钱……”
当很多人坐在明亮的办公室里品着香茶咖啡却牢骚满腹时候，并不知道，在广大农村，还有像史宏芳一样的民办教师，一个月拿着七八百元的工资，却一直默默地坚守在山村小学里。
史老师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他那微薄的工资如何养活一家人？谈及具体生活，史老师无奈地搓着双手，淡淡地说：“平常省吃俭用吧。一年种十亩玉米、养两头牛落个牛犊子卖上三四千元添补家用。如今，我女儿正上大三，学费全靠助学贷款，儿子正上高二，我只能指望风调雨顺，庄稼有个好收成，好让日子继续下去。”
要是这几个孩子上了二年级，就得到较远的地方继续上学。如果村里再也没有孩子听史老师讲课，他打算干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史老师似乎早已成竹在胸，他说：“如果转正无望，我就回家帮娃娃他妈种庄稼，喂牛驴吧！”
显然，史老师不需要我的廉价同情。
慎独！自足！沉静！这些被滚滚浊流冲淡的君子品性，在这位山村民办教师的身上很好地保存着。
3.马文书的一天
温家庄十几户人家，分散在山坡和川道里，三天时间，我差不多走访了这里的一半人家。很多人对我这种拿着俸禄的驻村干部心怀芥蒂，我不主动跟他们打招呼，他们几乎都远远地看着我。山村的冬天，时光仿佛停滞了一般。这里没有网络，到了第四天，我便有些心慌，很想去外面走走，但温家庄距离乡上还有十多里土路。“赵老三”告诉我，一般人家都有摩托车，要是有人得了大病，叫一辆出租车得花五十元钱，就是这个价位，司机还嫌路不好不愿意来。马文书的昌河车是村里唯一的出租车，只要他在，人们有事都喊他。“赵老三”提醒我，马文书可是村上的大忙人，我要是出去，就得早早跟他联系。
第五天清晨，我在鸡鸣声中醒来，抓起手机看时间，七点刚过，天窗还没透进亮光，我犹豫着该不该给马文书拨电话，这时候人家是不是还在梦乡呢？思虑再三，还是摁下了电话，第一遍打过去，他果然没有接听。正当我为打扰了他的美梦而惴惴不安时，马文书把电话回了过来。他说他刚刚送了一个人到车站，准备往回赶，刚才车响声大他没听见电话。送了人往回赶，还不到八点哩！
马文书说，鸡叫二遍时，他就被头边的手机吵醒了。电话是孙家沟的孙学娃打来的，孙学娃说，他女子在西安打工，前天回家看望他们，今天要赶回西安，让他开车过去送她到乡上搭长途汽车。挂断电话，正是凌晨六点，距离第一趟车发车还有近两个小时。他赶紧起床，架上火盆熬罐罐茶。点着玉米芯，喝了两杯罐罐茶，浑身热火了，他就开车去孙家沟接了孙学娃的女子赶到乡上。“她刚上了车，街上冷清得很，我过会儿就回来，中午还要动员女人到卫生院做妇女病检查，我走的时候喊你。” 挂了电话，我听见村里的鸡鸣声此起彼伏。鸡叫四遍，太阳就冒尖了。这里家家养鸡，周边的贩子常到村里买土鸡蛋往外贩。如此嘹亮的鸡鸣在别处早已听不见了。来到温家庄，我仿佛回到了少年时代。上世纪八十年代，塬上的村庄也是驴欢马叫鸡鸣狗吠的情景，如今，很多村里听不见一声鸡鸣，更看不见一头牛马。如果要找山村活化石，温家庄绝对是一个标本。
屋里实在太冷，我又爬回炕上等待马文书。约摸半小时后，老妇人推开门叫我吃早餐。此时，“赵老三”还没起床，我说再等一会儿吧。老妇人说，他这习惯一辈子了，谁来也改不了。我只得跟着她走进堂屋，靠着火炉，吃着烤馍，喝着罐罐茶，听着“赵老三”讲马文书的掌故，时间倒也过得飞快。
“赵老三”说：“别看乡村干部一大堆，村里的事儿十有八九是拴明（马文书的名字）一人干的，计划生育、合作医疗、低保……现在不是还有养老保险么，一大堆表格，我看了都头疼，他那驴娃子天天走东家串西家，被人骂一顿还嘿嘿笑着……”马文书我在村部里见过，四十多岁，目字形的脸上刻满了皱纹，头发乱蓬蓬的，活似树上的鸟窝，一件棕红色的皮夹克上落满了土，搓着手走在村支书和村主任的后面，见人总是笑眯眯的。
大约十点钟，马文书推开“赵老三”的家门走了进来，跟“赵老三”开了句玩笑，就接过老妇人递上的罐罐茶，坐在炉边的小凳上喝起来。他边喝边跟我们聊。他说，送了孙学娃家的闺女赶回来，他就去沟里挑水，水缸还没挑满，就接到了李支书的电话。李支书说，县上培训果业技术员，乡上通知他参加，他得赶到乡政府集合，让马文书赶紧开车过去送他到乡上。于是，他放下水桶又跑了一趟乡上。我插话说，去乡上应该喊上我。马文书说，早晨天太冷，他过会儿要带村里的女人到乡卫生院做妇女病检查，可以带我一起去。
“去乡政府的路上，李支书还叮嘱我几件事儿：妇女病检查，乡上给温家庄分配了三十个名额，一个社至少得去五个，这个数字一定要完成。到了年终，该统计的表册、该上报的材料要抓紧整理，不要因为这事受领导的批评……把李支书送到乡上，我又马不停蹄地赶回来。凭我一个人动员，跑上整整一天，也跑不完全村。我把车停在村部，就给各社的队长打电话，让他们务必配合乡上的工作，给各家各户把话捎到。”一口气说完工作，马文书叹了口气，接着说，“你说这人真是不知好歹，国家政策好得不得了，免费发药哩，还不积极。这几天，李院长见我就催，让咱们赶紧去乡卫生院报销门诊药费，我见人就说，有些人还不积极――”马文书边喝茶边发牢骚。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去了，留守的老人和婆娘要么不识字，要么不知道怎么领取门诊药品，每催一个人，他还得耐心解说半天：带上户口本、合作医疗本、交费条据……去乡卫生院找大夫开药。
我问马文书，为何不去外面打工，像他这年龄进了工厂，一个月少说也能拿到三千多元。马文书说，他以前打过十年工，如今儿子大了，学了汽车修理，在杭州打工。家里庄稼活儿，女人一个人忙不过来，他就留在了村里。他儿子嫌温家庄交通不便，娶个媳妇彩礼十多万，要在城里买房。“城里媳妇不贵，房贵着哩……”
村庄的秘密只有村庄的人清楚，对于留守的老人和妇女而言，今天跟明天没有什么区别，天气好了，他们可能克服困难去街上转转；天气不好的时候，即使你跟他说天下掉馅饼，他也未必就会动心。“赵老三”的女人告诉我，她有十多年没去过街上了。
聊着聊着，马文书把话题转移到“联村联户”上。他说，对于温家庄的发展，他有很多想法，一直想跟上面的干部说说。温家庄山地多，川地少，耕地、驮水、拉车没有牲口不行。因此，家家养着牛驴，骡马也不少，发展养殖业有传统。但是一家养两三头牛不成气候，形不成市场，吸引不来客商。要是县上能帮着建一些温棚牛舍，他相信温家庄的人一定能养好牛的。温家庄四面环山，如果搞种植的话，最好种植药材，他以前在礼泉打工的时候帮人种过天麻和山药，他觉得温家庄的气温土壤适合种天麻和山药，如果县上能立项，找陕西杨凌的农林科技公司与温家庄签合同，来人指导，天麻和山药种植一定能行得通。另外，县上发展果产业没错，但要因地制宜，比如温家庄这样的山区，种核桃树最好，好管理，而且保证能见效……
去温家庄之前，我跟大多数待在县直部门的干部一样，认为农民目光短浅、思想僵化，找不到致富门路，只知道出去夯蛮力。听了马文书的话，我为自己这种先入为主的看法感到脸红。农村的出路在哪里？农民需要什么？除了把政策带下去，还要多听听他们的意见和想法。
马文书把三根卷烟吸完了，仍然没有一个队长给他回电话。“赵老三”的女人把饭端上来的时候，马文书有些着急了。他掏手机看时间，已到中午十二点。
“赵老三”留他跟我们一起吃了午饭，还是没人给马文书回电话。马文书再也坐不住了。他掏出手机，边拨号边往门外走，我跟着他走上坡头。“赵老三”家的窑盖顶上，四五个老汉蹲在墙角背靠麦草垛晒太阳，离他们不远的一户人家院子里，五个女人围在一起纳鞋底，拉家常，几只小羊在她们脚边“咩咩”叫着走来走去。马文书拍拍他那鸟窝一样的头发，朝院里的女人喊道：“县上给女人免费查病哩，谁要去我拉谁去，不收一分钱路费，乡上还送一袋洗衣粉！”墙角晒太阳的一个男人立即起哄：“我腰痛哩，给我查不查？”他的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院里的女人嘟嘟囔囔，“不去，我没有病！”“要是查出病来怎么办？现在做手术动不动好几万，这个钱你出吗？”热脸碰了个冷屁股，马文书并不恼，他仍然呵呵笑着，对着女人的背影继续做工作，“要是真查出病不是好事么？趁早治疗。国家还报销药费哩。”女人没接他的话茬儿，马文书并不气馁，转身继续动员路上过来的女人。
我问出来看热闹的一个中年妇女，免费查病，她们为何不积极？她说，查病免费看病就不免费了，去年他们村一个女人查出是宫颈癌，去西安做手术花了十几万，家里的牛和玉米都卖光了还不够。生活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我跟她解释，要是没病就放心了；要是真的有病，早一天治疗不是早一天好了吗！在我的再三动员下，她表示愿意去。我们正聊着，过来一位六十岁左右的老妇人，说她老是腰疼，不知查不查。我告诉她，腰疼不能排除妇科病，最好去查一查。她说，儿子儿媳都在外打工，要是真有病怎么办？ 下午2：30，马文书才把他的昌河车开到我身旁，车上只拉着一个青年女人，于是，我和另外两个村妇一起上了他的车，向乡上开去。路上遇到两个过路的女人，马文书立即把车停住，把刚刚讲过的话重复了一遍，叫她们上车一起走。那两个女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犹豫了一阵说，时间有的是，要是检查的人多，她们明天再去。
转眼间，车开到了乡卫生院的门口。检查的妇女在乡计生站排队等候，马文书就把车停在路边等她们。这时，村里出来办事的人见他的车在，都围了过来，有咨询低保政策的，有办理合作医疗手续的，有开证明盖公章的……马文书的车便成了临时办公室。我拉过马文书的包翻了翻，见包里装了各种表册：合作医疗统计表、养老保险统计表、低保户统计表、计划生育统计表……凡是上级部门落实政策的、村里需要向乡政府报送的材料，几乎都在马文书的包里装着。办完业务，马文书少不得跟来人通知：快点去乡卫生院领取门诊药品；养老保险快点交齐，他要向上报表哩；县上来了专家给农村妇女免费查女人病……
看着马文书苦口婆心向村民解释，我不由得感慨万千：关于“三农”的政策，被一份份文件一级一级发下来，最后就落到村干部身上，他们拿着微薄的工资，奔走在乡村的羊肠小道上，但他们往往是最容易被遗忘的一个群体，功劳簿上很少出现他们的名字。
马文书办公的间歇，只要眼睛瞄到本村在乡上租了房供孩子念书的女人从街上走过，他就会拉开车门跳下去挡住她们，动员她们去做妇女病检查，但这些女人多半会急迫地从他身边走开。即使这样，马文书也不恼火，见了下一个，继续动员。
我在乡中学的老同学那儿聊了一会儿，下午5：40，我重新回到马文书的车里，他正在统计合作医疗门诊药费的报销情况。卫生院下班后，三个查病的女人回到车上，一人手里提着一袋洗衣粉。检查了没病的那个脸上带着笑，查出病来的愁眉苦脸，一上车就抱怨马文书，“我不来你硬让来，大夫说让我明天去县上全面检查。那个大夫说得严重的就像我得了癌症，我要是去住院，你就给我老公公做饭去。”听了抱怨，马文书也不生气，仍然呵呵笑着整理表册。
马文书刚刚启动车子，准备带我们回去，李支书的电话就打来了，他说他已开完会回到乡上了，让马文书出来接他回家。马文书又掉转车头开往乡政府。
冬天的夜色来得早，六点不到，太阳已经落到山口了。回去的路上，李支书谈了县果业培训会的情况，又问马文书妇女病检查动员得咋样，马文书汇报了情况。李支书说，年终考核这也算一项，明天一早继续动员，必须达到三十人。马文书听了默不作声，小心翼翼地驾驶着车子在凹凸不平的山路上行驶。
我们回到村里时，天边只剩下一点火烧云。马文书扑打了身上土，走进屋里去。
4.赵治学的经济学
赵治学家是我联系的一户人家，他家就在“赵老三”家的窑盖顶上，茶余饭后，我常去他家转转，还没走进院门，就闻得见呛人的牛羊粪便味，进了院子，满院是晾晒的牛粪。山村人家冬天煨炕不用煤，用干牛粪。一头骡子、两头牛拴在门外的树桩上，一只牛犊、几只小羊、十几只鸡在院子里随意走着。通常情况下，赵治学不是在山坡放羊，就是在川道的玉米地里忙活，家里多半是他的女人李小艳忙出忙进。
赵治学今年三十八岁，已经歇顶。李小艳比赵治学显得年轻，长得小巧玲珑，声音清脆，身段苗条，说话干事比她的丈夫还麻利。冬天的山风刀子一样硬，每天清晨，赵治学都早早起来放羊。有两个早晨我起得早，正赶上赵治学赶着羊群往山坡上走，他身上披着一件旧军大衣，衣襟上沾着羊毛和羊粪沫子，手里捏着一个烤馍边走边吃。山里男人有喝罐罐茶的习惯，我问他喝过茶没有，他说女人给他熬得喝了。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感。
温家庄的留守人员中，赵治学与李小艳是最年轻的一对夫妻。有几次，我去他家填写“联村联户”台账，需要跟联系户谈谈生产经营情况，李小艳出门换回山坡上放羊的赵治学。赵治学便蹲在门槛上回答我的问题。他说，年初，看着人们成群结队出门去打工，他也动过心。他们两口子之所以没有跟着去，主要原因是女儿春红正上初一，侄子春晖还上小学，他们一走，两个娃娃没人照顾。还有一个原因，赵治学说他从不跟女人说起。哥哥的女人嫌山里穷，被人拐跑了，他的媳妇李小艳除了是个碎嘴子，在温家庄这样封闭落后的山村里，算得上是模样俊秀的女人了，让她守家他怕她一个人太累，放她出去打工他不放心。于是，他选择了与女人共同留守村里。“可是，过日子得有钱啊！儿子快二十岁了，过两年就得娶媳妇，现在，彩礼已经涨到了十二三万，过几年可能更高。我在靠近街道的官村买了一套小康屋，房款多一半是借贷的。这两年，我得屁股撅起倒腾钱。羊毛出在羊身上。农民么，钱就要从地里找。这几年，好些人家把地摞荒了，我便包了他们的地种玉米，如今玉米价比麦子价高，也好卖。今年我就种了21亩，前天刚卖了，两万来元。乡上过会时一头犍牛卖了一万六。春上买回八只羊，后来又添了些，如今羊有四十多只，不停地倒腾着，钱就来了。明后年要把这房款供清，还得给儿子准备娶媳妇的钱哩。”
我提醒他，女儿和侄子上学还需钱哩。赵治学搔搔后脑勺说：“我和她妈都是睁眼瞎，她哥才是个初中毕业。她能把初中读完就不错了，高中我估计也考不上，大学更甭提了。能识几个字，打工的时候不被人骗了就行了，女娃娃么――”面对这个比我还年轻却只会写自己名字的汉子，我感到言语非常贫乏，我竭力说服他好好供女儿读书，他问我，读书多了是不是挣的钱就多。我让他换一种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假如他的父母供他念些书，以他的精明劲儿，不至于天天到山上放羊。他敲着鞋帮思索了一会儿，说：“你说的也是，要是我能念些书，比我哥要强哩！我哥这人识字比我多，可是连个女人都管不住，一年挣的钱没我赶羊挣得多。你问我为啥没去打工，除了我前面说的那两个原因，不识字也是个问题，出门要坐汽车火车，认不得站名咋办？”
望着赵治学那黧黑的脸膛，一阵疼痛划过我的心头，在漂泊与迁移成为时代潮流的今天，这个四十岁不到的汉子选择留守家里，就是要把他那不便告人的秘密永远藏在温家庄。他以为只要他守着女人，女人就不会跟人跑掉；守着土地，土地上就能出产金子。 5.碎娃的故事
温家庄上了年纪的夫妻领没领结婚证，我不太清楚。以前，山里人家过日子，靠的是千百年来的宗法约束着，男人只要把女人娶进门，这女人就一辈子守着男人，无论贫富，不离不弃。但年轻一代显然不会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固守在土地上。我在温家庄碰上几对年轻夫妻，孩子已经能跑了还没领结婚证。赵灵虎的儿子就是一例。
一天下午，我去赵灵虎家串门。走近柴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黄灿灿的玉米棒子。既而，看到正在玉米架前忙碌的女主人，凌乱的白发随着她的胳膊上下起伏，在额前纷飞。她的脸色跟山野的土地一样，灰黄中透着褐红。一见我，她立即丢下玉米棒子，快步走过来。“他姨你来得正好哩，我想问你个事儿？”她边说边把我领进屋里，屋子不大，只有十平米大小，一张土炕四周堆满家具，三合板钉的柜子已经裂缝，好多柜门歪歪斜斜地吊着，柜里的衣服溢了一地。土炕上方悬挂着一张结婚照，显然，这张照片是在城市的照相馆里拍摄的。
赵灵虎的女人见我盯着照片看，就絮絮叨叨地说起一件让她揪心的事儿。她说，结婚照上的男子是她的儿子，一直在外面打工，前几年，在外面瞅了个媳妇，生了大孙子才领回家来办结婚。后来又生了个碎娃，大娃是女子，今年五岁了，在村上的小学上学前班；碎娃是个男娃，两岁多，被她妈领走了。如今媳妇嚷着要离婚，已经一年多没回家看大娃了。当初结婚的时候，女方向他们要彩礼，因为生米煮成了熟饭，彩礼比一般人家便宜些，是六万元。现在媳妇要离婚，她的儿子和丈夫已经三次去媳妇娘家请人，都没请回来，看来人家铁了心。她问我，六万元彩礼能不能要回来一些，最让她放心不下的是小孙子，她已经一年多没见了。媳妇娘家不仅不给小孙子，还让他们拿钱来。
听了她的诉说，我告诉她，抚养孩子是父母双方的责任，小孙子太小，跟他母亲能得到较好的照顾。赵灵虎的女人抹了一把泪说，山里娶个媳妇得十几万，儿子一离婚，再婚的可能性很小，她想要回小孙子，趁她还能跑得动，把他们都抚养大，他们这门人就有个根在――我问她，在离婚事件上她儿子啥态度。她说，儿子结婚后一直没领结婚证，媳妇一走也不回家了。没领证，离婚时法院如何判？我不是律师，无法给她准确的答案，只能建议他们聘律师打官司。听了这话，她眼中刚刚升腾起的火花一下子又熄灭了。
走出她家的柴门时，太阳已经落山，风从山口里刮过来，赵灵虎的女人佝偻着背，双手筒在手筒里送我，她一再恳求我帮她打听一下，找律师能不能要回她的小孙子。她说她不识字，不懂法律。面对这个外表跟我母亲差不多的女人，我只能婉转一些告诉她，她那么大年纪了，能把孙女抚养大就不错了，如果再把小孙子要回来，她怎么能把他们都抚养大呢？听我这么一说，她着急地反驳：“我属虎的，八月刚过的五十岁……”这一回轮到我吃惊了。在我看来，她至少有六十多岁了，头发多一半白了，背也驼了，根本不像五十出头的样子。
走在干冷干冷的山风中，听着远远近近的牛哞羊咩，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最初那种体验纯朴乡村风味的兴致渐渐消失，莫名的酸楚与不安逐渐填满胸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