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我被宣布免职的那天，雅安市民聚在一起，自发买来鞭炮礼花尽情燃放。我在这个城市主政七年，上任时的豪言壮语我还记得，但是我没有做到，我亏欠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人民。此刻，我的耳边仿佛还能听到那阵阵鞭炮声，那愤怒的爆竹声好像成了雅安人民的语言，一字一句地细数着我的罪状，让我痛不欲生，每天都在悔恨中度过。”
这是原雅安市委书记徐孟加在“忏悔书”中写到的一段话，相对于不少八股式的忏悔，这份忏悔写出了不少“真情实感”。这位身陷囹圄的官员回忆鞭炮声尚且痛不欲生，他若看到老百姓在他免职之日打出的“送瘟神”的横幅，不知会作何感想。
徐孟加被免职、调查、判刑之后，滚滚骂名一直未断，除了判决书上宣布的滥用职权和受贿，他在雅安为官七年还积累了其他负面政绩和民怨。
如同众多官员的忏悔录一样，徐孟加也用大篇幅表示悔不当初。这让人不免想起曾国藩的一句名言――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这些腐败官员要是在位时细品这句话，也许可以避免后来的下场。
作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曾国藩给后世留下颇为深远的影响。毛泽东“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一生治军治家都模仿他。他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言论，很受后人推崇。“盛时常作衰时想”便是他常诵的格言，这与他常求的境界“花未全开月未圆”有些相似，体现了他的适可而止，韬光养晦，谨慎小心，中庸处世。
事实上，曾国藩确实是这么做的。攻破天京后，曾国藩兄弟的声望如日中天，处于极盛。危机也开始显现，充满猜忌的清廷开始有了种种为难之举：利用湘军内部矛盾，暗中支持左宗棠、沈葆桢与曾国藩分庭抗礼;压制升任浙江巡抚的曾国荃，不允许其单折奏事。
曾国藩如何应对这场宦海危机呢？他的办法是多策略避嫌。首先奏请裁撤湘军，他在奏折中向清廷表示：臣统军太多，即拟裁撤三至四万人，以节靡费。同时奏请其弟曾国荃因病开缺，回籍调养。
很快，清廷批准了奏折，并赏给曾国荃人参六两，以示慰藉。
曾国藩三下五除二，把官场风险降到最低。有人说，这是他谋事在先，以退为进的为官谋略。其实，仔细想来，背后还是“盛时常作衰时想”的底色在发挥作用。这样的思想，对于今天依然有指导意义。
人的功名越高，越容易得意忘形，而此时的隐患也越多，做人为官只图一时风光，结果一败涂地的例子颇为常见。为官处世中，不能光顾眼前盛时，只顾上场，应该想想人去后、下场时，迎接自己的是讽刺的鞭炮声还是发自肺腑的掌声。
盛时常作衰时想，起码可以让领导干部守好廉洁关。悬崖勒马收缰晚，船到江心补漏迟。对于腐败官员来说，早知有含泪写忏悔录的今日，何必当初呢？这些人要是盛时想一想衰时，也许就能够保持忧患意识、风险意识，遇事多考虑前因后果，遇事经得住诱惑，多一分畏惧、去一分贪婪，多一分小心、少一些欲望，在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上，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如临深渊的警觉。
盛时常作衰时想，还可以帮助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一个人在领导位置上庸庸碌碌混日子，离任时欢送他的，可能就是跟徐孟加所听到的那般鞭炮声。有媒体报道，雅安市民骂徐孟加，更多指向其政绩平平、空谈务虚。“在雅安七年没干多少实事，尽是空对空地吹壳子。”最典型的是一条长224米的苍坪山隧道，耗时7年完工，雅安人给徐算过一笔账，照他修隧道的速度，让他带领大家修川藏高速的话，300年才能通车。
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这句话，不止是一位封建能臣的存世之道，更有着历久弥新的积极意义：盛时，上场时，为官时，牢记这句话，是一种警醒，更是一种鞭策。有了这样的警醒和鞭策，方能够约束权力，为民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