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所说文人内耗，主要指出于并非正当的文学目的，违背实事求是原则，而发生在文人之间的互相攻击和互相危害。中国现当代文学批判运动及政治运动的文艺批判，文人内耗不仅是一种普遍现象，甚至成为批判运动的主要内容。长期以来的相关研究多着眼于文学思想争论及文学与政治关系，涉及文人内耗也视为派生现象。这种传统思路很难解释文人内耗何以常常成为文艺批判运动主角。文人内耗是一种双重伤害：既伤害文人也破坏文学，甚至导致文学大面积溃败。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批判运动；文人内耗；原因
“作家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斯大林这句话曾为中国读者耳熟能详。尽管这位苏联领袖对文化采取高压政策，使这句话成为奢谈，但话本身却不错。不错就在于它道出了文学职业的实在。本文所说“文人内耗”恰恰与文学职业操守相关。从其他方面检测，文人与普通人一样难免各种日常争斗，这就偏离了本话题。而从文学职业操守（包括创作与批评）看，文人内耗就有个前提，即与正常批评和公平论争无关。甚至醉翁之意不在酒，假批判之名而行人身攻击、精神戕害之实。换言之，凡文人内耗都并非真正为了文学，说大些绝非为真理而战，否则不算内耗。这样概括：文人内耗就是出于非正当目的，违背实事求是原则，而发生在文人间的互相攻击和互相危害。内耗并非只是文人事（甚至是种国民现象），但就职业意识说，对于本应给人们提供审美精神和社会良知的文学，文人内耗可谓特别不光彩。不仅破坏文学，也远离甚至毁灭良知。
审视中国现当代文学（以下统称现代文学）批判运动。文人内耗恰恰是个醒目现象。我们研究文学批判运动，长期以来只是着眼于文学思想争论及文学与政治关系（这当然也需要），涉及文人内耗则视为派生现象。这种传统思路常给人隔靴搔痒感觉。我们不难发现文学批判运动很多事件场景，文学争论只是件外套，与真正的文学思想无关，显露的是人性扭曲的互相伤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陆定一与于光远谈论文革前工作时曾发出如此感叹：“我们中宣部十几年中，无非是整完这个人之后，接着再整另一个人。”于光远将这悔痛之言告诉周扬，周扬也苦笑道：“可不是么！事情就是这样的。”建国后文艺批判运动或政治运动中的文艺批判，具体工作多由中宣部负责，周扬则充当急先锋。陆、周两位重要当事人的感叹，显然出于刻骨铭心的切身体会。而这种不断“整人”的互相伤害的文人内耗。实际上往往成为文学批判运动的主要内容，甚至扮演了批判运动的主角。
文人内耗无疑与政治有关联。但归咎政治也有两个问题：一是面对政治也可有多种选择。如陈寅恪面对极左思潮坚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即使学不来，至少也别去互相伤害。二是面对不良政治，明明感觉到反常甚至颠倒黑白。为何还要顺从迎合，出现大量违心之论，更有触目惊心的人身攻击？这很难用所谓愚忠来解释，说到底是人格人性出了问题，况且愚忠本身就是思想扭曲。郭小川次女郭晓惠与人合编了《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为何要呈现自己父亲“进行精神自戕的语言酷刑”，郭晓惠有说明：“在如何处理这些‘检讨书’的问题上，我们是有过踌躇的。公开披露，似乎有损于父亲在人们心中已有的形象，况且这又是那么一段不堪回首的痛史，有什么必要再拿出来聒噪今天这一片笙歌呢？可是，正因为是痛史，所以更不应该被遗忘。”如果说小川子女不避忌讳难能可贵，那么从另类文字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这位出色诗人的精神自戕（检讨书中处处可见，如《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群众请罪》、《我与林彪反党集团的关系》等，完全就是精神自戕），也看到了伤害他人的热情。如1957年“反右”，郭小川以《射出我的第一枪》表达了积极投入的热情。这首诗依然显示了郭小川政治抒情诗的火热激情，但基调满是杀气。同年批判冯雪峰，郭小川广泛收罗材料，还利用胡风被迫交代的假供词攻击冯雪峰欺骗鲁迅。这种受虐与施虐远非个体现象。从另类文字中，还看到了周扬、刘白羽、林默涵、邵荃麟、夏衍等著名文人的内耗表现。如1958年郭小川将叙事诗《一个与八个》给周扬审阅征求意见。周扬当时不回复，次年却拿出这首诗作为罪证供大家批判。郭小川在中国作协期间与刘白羽不合，曾发生激烈冲突，于是想调走。刘是作协负责人，郭便给刘写了封解释调动的信。1959年批判郭小川时，刘白羽拿出该信大做文章。另类文字中记录的打击、揭发、压制，显示的违背良知、践踏人性，今天觉得不可思议，但历史就是如此。
文人内耗是一种双重伤害：既伤害文人也破坏文学，甚至导致文学大面积溃败。正因如此，从文人内耗角度研究文学批判运动就不仅必要，而且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脱离正常批评的暴力批判
中国现代文学批判运动，有些主要在文艺范围，如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路翎《洼地上的“战役”》和郭小川《望星空》的批判；有些发生在思想运动中（如批判王实味《野百合花》），或整个社会运动中（如“反右”和文革）。规模则有大有小。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资产阶级红学观”和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都是全国规模。因此需要具体分析。但凡出现严重文人内耗的批判都有三个特征：一是权力干预的组织化：二是批判蛮横甚至是暴力批判；三是被批判者无法公平辩护。而这些都指向一个关键问题。即文学批评基本或完全脱离正常轨道，如置文学常识于不顾，听从权力的违心之论，明哲保身的“积极表态”，落井下石的口诛笔伐，都是违背文学职业操守的萎缩和扭曲。文学批评是否脱离正常轨道，是否变成文人内耗，有时难以那么泾渭分明，但还是存在基本尺度。不妨作些比较。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文学论争很多也很激烈。大者。如“文研会”写实主义和“创造社”浪漫主义的争论；如寻求现代理性的新文学对“学衡派”、“甲寅派”等文化保守主义和复古主义的斗争。小争论更多且也激烈。钱基博关于白话文争论的描述和议论就很有意思。如谈胡适与文章老宿林纾的争论：“纾尚气好辩，尤负盛名，为适所嫉，摭其一章一句，纵情诋毁。”不论评价是否客观，争论激烈则显而易见。胡适主张白话诗并率先试验。声名鹊起，但与胡适关系很好的梅光迪和胡先则极力反对，钱先生对此也有言说：“独安徽梅光迪、江西胡先辅，故偕适留学美国，称欢交，然论文学则断断不相下。”即使好朋友也不客气。但不管论争如何激烈，如何意气行事，甚至采取“断章取义”的极端战法，都不能算文人内耗。道理很简单：一是争论均为文学；二是论争平等自由。包括“革命文学”时期的文学论争，虽然政治意识明显强化，上纲上线开始流行――如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宣称“作家立场不在无产阶级，就是在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那边”；如阿英（钱杏）《死去了的阿Q时代》讽刺阿Q形象已过时；鲁迅甚至被麦克昂（郭沫若）斥责为“封建余孽”和“双重反革命”，但即使如此极端，甚至有人身攻击嫌疑，也仍然可以不计入文人内耗。因为争论还是出于文学观念差异，更关键的是大家可以自由发言。 新时期也出现了很多文学争论，但稍加比较也有区别。如持续数年的“马桥事件”，围绕《马桥词典》是否模仿甚至“抄袭”《哈扎尔词典》，从张颐武《精神的匮乏》和王干《看韩少功做广告》等批评的风波，到诸多媒体加入，到作者韩少功一纸诉状递交海口中级人民法院，作家与评论家出现了尖锐对抗。这似有文人内耗之嫌，但仍可以不计。尽管韩少功表示诉讼在于“使个别假借文学批评的名义来实行人身攻击，以促进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繁荣和发展”，但有两点很明确：一是争论虽存意气，都还是为了文学；二是程序公平，可以自由发言，维护自己权利。这场文坛官司所以不了了之（被告没道歉也没赔偿，原告也未追究），说到底还是文学轨道内的事。又如朱大可等批评家对钱钟书、王蒙、余秋雨等十个作家的批评合集《十作家批判书》，尽管是“对当下中国文学的一次暴动和颠覆，把获取了不当声名的‘经典’作家拉下神坛”的声称危言耸听，文章也良莠不齐，但总体可以视为文学商业行为。伤痕文学、朦胧诗、“现代派”等争论也都属文学轨道内的事。但与上述争论相较，“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学批判就有些特殊。如批判电影剧本《苦恋》，虽不能回到传统运动方式，但明显存在“运动思维”。如《解放军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主标题就是《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认为《苦恋》不仅“违背了四项基本原则”，而且是对“爱国主义的侮辱”；《时代报告》主编黄钢的批判更激烈，指责《苦恋》“是在发泄对于祖国的仇恨和对祖国施以鞭挞”。对中篇小说《离离原上草》的批判也有“运动思维”。特别是作者张笑天的大转弯耐人寻味。针对批评，张笑天先写了篇《索性招惹它一回》（被视为“人道主义宣言”）予以反驳；后来自我批评则说道：“作为一个党员作家，我深感写出《离离原上草》这样在思想、艺术上有严重错误的小说，是有负于社会主义作家的职责，有愧于共产党员称号的。”这基本上就是政治检讨，明显是迫于环境的压力。但总体上新时期文学争论没有完全脱轨。问题不在论争如何激烈、观点如何偏激，而在于争论目的（是否为了文学）和批评方式（能否自由发言）。
建国后17年时期的文艺批判运动，不仅常常脱离正常批评轨道，组织化暴力批判也很严重。如批判《我们夫妇之间》虽规模不大，“丑化工农干部”罪名也不小。当时丁玲就质问作者：“你怎么能把当着典型来写的一个工农出身的女干部，写成是偷了丈夫的稿费往家中去寄钱的呢？”这种看法决非个别。批判俞平伯，据统计从1954年9月到翌年5月，国内主要报刊发表批判文章与座谈纪要共130余篇，但真正说理者微乎其微。对此有人感叹：“只是我们忍不住好奇，要将有关文字拿来对读，多少觉得有些事情太离‘求是’的谱。”不实事求是恰恰是暴力批判的特征。面对离谱批判，被批者还只能检讨或无法辩护。
尽管组织化暴力批判脱离了正常批评轨道，但还是属于文艺批判（反常而已），并且要以批判语言（书面与口语）的方式来进行。而伴随着文学批判运动及政治运动的文艺批判。还出现了一种与文艺批评几乎无关的文人内耗。这类文字外的攻击与伤害，多表现在行政行为与人事关系方面。它们同样成为批判运动的重要构成，也成为文人内耗的又一鲜明标志。其中显示的思想萎缩、丧失良知、伤害他人或互相伤害的人性扭曲，同样令人难堪。
不妨先说个古代文人的人性扭曲：元代辛文房的《唐才子传》是部奇书（鲁迅曾为青年许世瑛开过一个学习中国文学的书目，列十二种，首部就是《唐才子传》）。其中《宋之问》说了件事：宋之问外甥刘希夷写了首《白头吟》，后联为“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花不同”。宋之问“苦爱”这两句，“知其未传于人，恳求之，许而竟不与”。意思是，宋之问知道刘希夷还没有将《白头吟》告诉别人，于是恳求将《白头吟》“创作权”转让给他。而这个外甥口头答应了，却没有实际行动。结果“之问怒其诳己，使奴以土囊压杀于别舍，时未及三十”。为一首诗的“创作权”。身为舅舅的竟然杀了外甥，利欲熏心可谓骇人听闻。宋之问是个有才华的文人，但人品很差、恶迹不少。他献媚武则天，巴结武则天内宠张易之。后被贬逃到张仲之家，得知张仲之企图谋杀武则天侄子武三思，就去告发；后又巴结太平公主。担任科举主考官时还大肆收受贿赂。品格如此恶劣，在文人中当属极端。
但中国现代文人在各种运动中的文字外的攻击与伤害，人性扭曲也不光彩。如1955年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二人大喊冤枉，要求上诉。周扬则说整丁玲是毛主席的意思。不可违抗。但正式批判之前却采取了一种奇特方式，即分而治之的“攻心战”：先从陈企霞下手――为让陈企霞低头，又先从其妻柳溪下手；为叫柳溪开口，又先让对柳溪有知遇之恩的某市委副书记做工作。如此一来，批判势如破竹。柳溪的揭发让陈企霞精神崩溃，低头认罪，表示也要交代揭发。柳溪赶紧向周扬汇报，周扬连夜接见陈企霞，鼓励其交代揭发，并说“党是要你的”。当丁玲看到陈企霞站到讲台揭发自己时，同样精神瓦解。亲自坐镇的周扬也并未兑现承诺，陈企霞还是难逃厄运。这种事先采取的行政手段的“攻心战”，不仅仅是脱离批评轨道问题，而且与文艺批评无关。“攻心战”结果则显示了文人内耗的一个鲜明特色：施虐者费尽心机，受虐者自己摧毁尊严，由此批判也是在受虐者的配合下完成。如此说来，施虐者与受虐者都是人性扭曲。
众所周知，在批判胡风的墙倒众人推中，唯独吕荧坚持客观评价，公开为胡风辩护。但个人却付出巨大代价。失去组织信任的吕荧，成为不是“胡风分子”的胡风分子，不是“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分子。工作无着落不说，周围人们还冷眼相对。这对吕荧显然雪上加霜。梅志《记吕荧与胡风》描述的最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是吕荧竟然被关进精神病院。1961年落魄的吕荧去上海找重庆文协的张梅林，张生怕牵连自己，赶紧打电话找上海作协的叶以群，请他接待吕荧；叶以群倒是爽快答应，结果却是通过某部门将吕荧送去精神病院！吕荧虽然由于长期压抑而精神状况不好，但还是个正常人，还总是想找个安静地方研究美学，翻译莎士比亚。而且正如梅志所说，即使叶以群是出于好心而作此举，那么吕荧在精神病院一年多的时间，为何就不闻不问？为何一次未去医院看吕荧？吕荧最后逃出精神病院还是靠自己想办法：偷偷托一个出院病友寄信给中国文联，最后是中国文联派人来接他出院。出院时，院方还要吕荧交一千多元住院费才放他走。在精神病院一年多，很少人知道吕荧到哪里去了，似乎人间消失了。真个是呜呼哀哉！今天谴责当时这类行为，或许要求过高。但为自己生存计而躲避瘟疫般回避吕荧，至少证明了他的冷漠和自私，也说明了屈服高压的一种人性扭曲。
这类文字外的攻击与伤害。1957年“反右”运动更有充分体现。“鸣放”阶段，文学界也闻风而动。除讨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最有影响的莫过于文学与人性的探索。巴人的《论人情》、王淑明的《论人情与人性》和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都反响很大。而努力分辨阶级性与一般人性人情关系，根本是久违的人道问题。人道主义在中国是个纠缠不清的敏感话题。但对理论纠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接下来的“反右”却以现实行为证明了巴人们的书生话语不值・钱。很多文字外的服从、揭发、攻击与伤害，恰恰显示了非人道行为。
关于“反右”后来有种“阳谋”说。当年新华社著名“右派分子”戴煌谈到一件事：《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后，一批著名民主人士被公开列为“右派”（如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费孝通、钱伟长、陈达、潘光旦等），而时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彭真却还奉命召开大会，“动员党内同志继续向党的组织领导提意见”，并且安慰与会者不要受“社会上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影响。事后戴煌感慨：彭真的报告和保证“不过是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的‘引蛇出洞’的指示。是一大‘阳谋’，我们的许多同志竞被‘谋’上了”。徐铸成文章《阳谋――1957》更以题目直接标示。作者告诉我们：1957年3月上旬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主席在中南海“亲口对我肯定并且表扬了《文汇报》”，所以6月初看到《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在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毛泽东撰写），大吃一惊，感觉蹊跷。于是回想那次中央领导只有康生陪同的接见情形：当时毛主席谈笑风生，让大家畅所欲言。一直支持《文汇报》工作的邓拓便示意徐先开口。徐铸成就谈了贯彻“双百”方针的困惑，并请毛主席指示。毛主席说了通话，幽默风趣。还是鼓励大家放手工作。受到鼓舞的徐铸成就谈了些看法与建议。不料它们成了《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的依据。其实“阳谋”与否并不重要。即使让你“鸣放”后再收拾有些不地道，但也可以挺直腰杆。我知道这话有点饱汉不知饿汉饥，但它恰恰是个关键。胡平《1957：苦难的祭坛》有个看法，即“反右”形成一种“生存恐惧”，导致妻子揭发丈夫，儿子揭发父亲，学生揭发老师，学生揭发学生，老师揭发老师。形成恶性生态。文艺界“生存恐惧”同样严重。除“鸣放”的文人被打成“右派”，同行们毫不留情的口诛笔伐，非文字批评的检举揭发还使“右派”名单不断扩大。不仅傅雷、刘海粟、黄药眠、吴祖光、艾青等从此销声匿迹，一批有才华的中青年作家如刘宾雁、王蒙、刘绍棠、从维熙、李国文、邓友梅、公刘、流沙河、邵燕祥等也被逐出文坛。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在描述父亲章伯钧成为“头号大右派”经过时，特别反思了“集体责任”。反右虽由毛泽东发起，运动步骤由高层筹划，但在对章伯钧、罗隆基的从政治批判到组织处理中，包括布置批判会，安排撰写批判稿及定性材料，则是民盟中央领导及其成员操作（不乏著名教授学者）。章诒和指出，没有这些人的积极配合甚至主动出击，民主党派反右运动就难以那么酣畅淋漓。也就是说除了文字批判。很多具体行政行为不仅重要，而且攻击与伤害同样严重。 就文革时期的文艺界情况看，人性扭曲不仅严重也更为普遍。北京王府大街六十四号曾是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办公场所，人称“文联大楼”。雷达1965年大学毕业分到中国作协，《王府大街六十四号》讲述的就是作者文革时期所目睹的“文联大楼”斗争状况，有这么几件事特别触目惊心：其一，《文艺报》有个大学刚毕业的朱姓青年，小伙子开始也忙于“造反”，不料被人秘密举报说他在“毛选”上搞“眉批”（其实是阅读心得），结果朱姓青年跳楼自杀。落地未亡，疼得挣扎，有围观者说：“反革命，活该！”因是“畏罪自杀”，送去医院无人敢治疗，结果死亡。其二，某日批田汉，“揭发人好像是田汉身边什么人，他那冷酷、嘶哑的声调和闪动在眼镜片后面刀子一样锐利的眼光，足以使被批判者崩溃成一滩泥”。当时会场怒吼要田汉下跪。田汉起先硬挺着不跪，最后还是“自动跪下”。其三，某日革命小将揪住“黑帮分子”命令“自报家门”，一位老戏剧家报出资本家出身后，紧接着大声道“我老婆是贫农”。这种本能自卫看似好笑，却显示了时代荒诞。其四，某日批判中国文联副主席刘芝明，已是垂暮老人的刘在台上站都站不稳。这时冲进一人，说刘用印有毛主席像的报纸包鞋，抡起鞋底照老人的头和脸左右开弓，“嘭嘭嘭的拍击声响了很久”。
这些文字外的攻击与伤害并非都是文人所为。但巴金的质疑却触及文人内耗的关键：“很多事恐非一个‘迷信’和‘冲动’可以了结。不是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吗？为什么昨天叫着‘同志’，恨不得亲热拥抱，转眼间就铁青了脸瞪着敌视甚至嗜血的眼光，半点同情心也没有了？为什么人会一面自己受害，一面琢磨害人？为什么在中国最高文艺殿堂，上演着这般冷酷的‘戏’？”而对参与者的“真诚”，作者则发问：“对那些打人者、举报者，也是绝对真诚的吗？还是出于恐惧，出于泄愤，出于利益，甚或出于以折磨别人、咀嚼别人的痛苦为乐的阴暗心理？”确实，包括文革在内的很多批判运动，有太多践踏人性的“真诚”十分可疑。为何极左时代的社会运动出现了如此多的小人恶人行为？这就真是如巴金所说需要“全民族忏悔”。巴金在忏悔中其实也很困惑：“我感到惊奇的是从一九五零年到一九六六年十六年中间，我也写了那么多的豪言壮语，我也绘了那么多的美丽图画，可是它们却迎来十年浩劫，弄得我遍体鳞伤。我更加惊奇的是大家都是在豪言壮语和万紫千红中生活过来，怎么那么多人一夜之间就由人变为兽，抓住自己的同胞‘食肉寝皮’。”问题当然不是“一夜之间”的突变，“由人变兽”无疑有长期形成的种种原因。
三、世俗考虑与文化心理
文人内耗通常是外界环境与内在精神的合成。如果思想环境正常，百家争鸣，公平公正，内耗本身就会成过街老鼠。但一个巴掌拍不响，文人内耗必然存在文人自身的原因。从内在精神看。趋炎附势、明哲保身、文人相轻、宗派情绪等，都可能成为内耗导火索。发生在批判运动中文字外的攻击与伤害，就更多地显示了这类原因。
发生在文学批判运动及政治运动中的文人内耗，出于个人生存考虑是最普遍的原因。如不少人对吕荧表示钦佩，就在于这位美学家、翻译家能够抛开个人利益而直言。梅志对此有过描述。在批判胡风的扩大会议上，一片声讨中，唯独吕荧声称胡风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不能说是反革命。话未说完台下起哄。某个诗人和理论家还跳上台来拽吕荧。如果说吕荧的特立独行可能出于书生意气的一时激动，那么当周围人纷纷回避胡风，吕荧一如既往地前来探望，就真不是“一时激动”了。1961年梅志因母亲病逝被释放出来处理后事和照料孩子，吕荧找上门来，首先就跟梅志解释多年前那次会议，没有任何自我表彰意思，而是怕梅志产生误会，因为他当时还是说了胡风不该发表舒芜的错误文章。这就是一个“异类人物”的真诚厚道。文革后很多人赞扬陈寅恪坚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也是有感而发。独立学术品格也是人格力量的体现。刘梦溪曾描述吴宓与陈寅恪的管鲍之交，就强调了吴宓的高风亮节。因政治颠簸，这对挚友很少联系。1969年末饱受磨难的陈寅恪夫妇接连去世，吴宓完全不知。因挂念老友身体，吴宓1971年8月8日给“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写了封信询问，开篇是“在国内及国际久负盛名的陈寅恪教授，年寿已高，且身体瘦弱、多病”，希望能关照云云。打听“问题人物”本身就易惹麻烦，还如此恭称陈寅恪。单写信这件事，就能看到老学者吴宓的人格品质。但绝大多数人不仅会考虑个人生存，且会放在重要位置，这也正常。按人本学家马斯洛的生存需求层次论，生存基本需求包括物质需求、安全需求等，再到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而“超我”是最高境界，一般人难以达到。只要不伤害别人，考虑个人生存无可非议。问题是文人内耗中保护自己的同时恰恰容易伤害他人，甚至伤害他人才能保护自己。这正是悲剧所在。
除自我生存考虑这种最普遍的世俗原因之外，还有两个原因与深层文化心理有关。
其一，缺乏独立人格的依附意识严重。从中国现代文人内耗情况看，缺乏独立人格相当严重。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状况。中国知识分子从来是个经济上无法独立、政治上十分脆弱，但精神要求又多的群体。要想实现精神生活和理想抱负就只有依附统治力量。所谓“学好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否则难以实现抱负。包括李白与杜甫这种比较独立的文人，也摆脱不了依附意识。李白一方面激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却又留恋“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却期盼“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将理想寄托于君主。依附必然要付出丧失精神独立的代价，否则只能改弦易辙。如阮籍终日“饮酒昏酣”而佯狂放诞。陶潜归隐田园才得其乐。至近现代众多文人的苦闷也证明了依附状况的严重性。长期形成的依附意识会导致一种严重文化心理：奴性。鲁迅《灯下漫笔》曾激愤地认为中国历史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我们不难发现：文人“紧跟”权力号令的现象。相当程度就有这种集体无意识。李泽厚曾认为：建国以来各种强大的“思想改造”运动，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完全消失了自己。他们只有两件事可干，一是歌颂，二是忏悔”。但什么促使历次政治运动中文人都逆来顺受？根本上还是奴性的集体无意识。奴性就是逆来顺受的绝对服从。 杨义曾分析了1950年代“绿皮书工程”对历史作品的“改写”，令人啼笑皆非。如郭沫若把《匪徒颂》中混杂地歌颂罗素、哥尔栋和列宁的地方，修改为歌颂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把《巨炮之教训》中借列宁之口呼唤的“为自由而战”、“为人道而战”、“为正义而战”，修改为“为阶级消灭而战”、“为民族解放而战”、“为社会改造而战”。老舍1955年修改《骆驼祥子》也做了迎合时势的重要修改。曹禺则将《雷雨》结局改为周萍、周冲、四凤都没死，以阶级学说消解了悲剧。钱谷融也曾追问曹禺的修改：“大家只要回想一下，解放初他曾亲自动笔修改过《雷雨》，把一部名作修改得简直令人无法卒读，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个酷爱美、对美有着十分敏锐和细腻的感觉的艺术家怎么会做出这种大煞风景的事来呢？他这样做了以后，心头是不可能不感到极大的痛苦的。然而他毕竟这样做了，这又是为什么呢？”追问看似简单，反映的却是逆来顺受的悲哀。这类事情可谓不胜枚举。徐铸成曾谈到一个可怕的历史细节：《文汇报》被点名批评后，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教训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作自我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了。”徐铸成当时听到这话只觉“胆战心惊”。盛气凌人不说。这种话语简直就是作践知识分子。不能要求徐铸成去当英雄，来个针锋相对。换了谁恐怕也不敢。但如前所述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不能挺直腰杆的犬儒主义，只能导致一次又一次互相伤害的群体悲剧。
其二，文人相轻与门户之见。文人相轻既是容易滋事的导火线，也是传统的老大难问题。曹丕《典论・论文》开篇就批评“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举的例子是“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而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班固与傅毅都是东汉著名文学家，文章不相上下，班固给弟弟班超信中却说傅毅靠舞文弄墨当上兰台令史，其实文章冗长哕嗦。这种小看傅毅就有文人相轻的苛求。文人相轻有种种表现。如曹丕感慨的“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己见，谓己为贤”。曹植《与杨德祖书》也说“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但有意思的是曹植也难免“谓己为贤”的毛病。刘勰认为“崇己抑人者，班曹是也”，即崇己抑人方面，班固和曹植可谓代表。刘勰还说：“昔《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认为秦皇汉武这“二主”就是“贵古贱今者”。文人相轻确实是一种普遍的文人恶习。现代人有个戏言“老婆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后半句说的就是文人的“谓己为贤”。这戏言还真一针见血。而门户之见，则包括小团体思想、宗派主义、圈子意识等。文人相轻和门户之见绝非小事。它们往往存在于不经意或潜意识中，平素危害不明显，但特殊情况下就可能会借机膨胀，导致文人之间互相伤害。
现代文学批判运动及政治运动的文人内耗中，文人相轻和门户之见情况就不可轻视。如建国后赵树理与丁玲的关系就耐人寻味。延安时期曾以“赵树理方向”替代不适宜解放区的“鲁迅方向”，主要因为赵树理创作的大众化和延安文艺思想有切合处。建国后赵树理名声依然大，但实际遭遇却令人窝火。所谓“东西总布胡同之争”就是证明。赵树理为社长的工人出版社办公地址在西总布胡同，丁玲担任领导的中国“文协”（中国作家协会前身）办公地址在东总布胡同。当时有种说法：东总布胡同是高雅人士生产面包的地方，西总布胡同则是生产窝窝头的工厂。于是有“窝头与面包”之争。根据话语环境，照说“窝头”应该打败“面包”。但西总布胡同一直处于下风，赵树理最终离开京华回到山西。其实在这场或明或暗的争斗中，与当时政治意识形态并无关系，明显是文人的恩怨与派系起了作用。
四、结语
从上述事例中。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文人内耗的残酷性和危害性。如果说文人内耗对文人、文学都有百害无一益，就还能发现一个事实：文人内耗没有真正的胜利者，最终一损俱损、伤人害己。看似“胜利”者，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台的走马灯。如当年积极批判胡风的很多文人，“反右”中同样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包括胡风本人，落难前也曾上纲上线批判过朱光潜。周扬打击了很多文人，文革中身陷囹圄，同样成为被打击者。这就是“受虐者施虐”的循环悲剧。郭沫若是个不倒翁，建国后身居高位而处于打击者地位，但人格品质却受到诟议，依然并非胜利者。值得注意的是：后来回顾诸如此类的文人内耗时，很多参与者总是将责任归咎于形势。这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即使迫于形势，出于复杂心态，也要正视历史。
这方面巴金确实是个榜样。如《怀念胡风》中，巴金对自己当年参加批判胡风有如此忏悔：我“感到耻辱，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后人原谅我”。话相当朴素，却体现了敢于解剖自己的真诚。李辉也曾谈到唐的忏悔。《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发表后，李辉给唐寄了一册，想得到这位现代文学史专家的指教。唐回信道：“有此总结性文章，虽然是客观叙述，还是有倾向性的，极为必要。我写完《不准胡风歪曲鲁迅》，即去苏联，记得是四月底，回来已是六月初，三批材料发表，已成‘反革命’问题，目瞪口呆。但还是奉‘命’作文，欠了许多债，内疚得很。当时所听‘传达’与大作完全不同，令人叹息。不过问题还在自己。”当年奉“命”作文，也可将责任推给时代。但老人没有这样，“问题还在自己”的忏悔同样令人感动。
反思批判运动中发生的无数文人内耗，提倡忏悔意识，说到底是要以史为鉴。汉娜・阿伦特二战’后专门从事犹太问题和极权主义研究。其论著《黑暗时代的人们》、《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极权主义之源》已在中国大陆出版。1960年以色列情报部门在阿根廷抓获前德国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正是这个级别并不高的纳粹德国公务员服从帝国命令，当年负责将三百万犹太人送进死亡集中营。1961年艾希曼在以色列受审，汉娜当时以《纽约时报》记者身份前去参加报道。指控艾希曼可以有很多罪名，关键在于什么罪名最具概括性和说服力。汉娜不同意将这场人类浩劫仅仅放在犹太人受难史中去认识，她提出应该以全人类的名义，以反人类罪审判艾希曼。与此同时，汉娜指出：残酷的大屠杀固然是纳粹的命令与暴力，但很多犹太人为了个人生存而妥协、顺从甚至是合作。结果覆巢之下无完卵，最终导致每个犹太人都被命令戴上羞辱性的六角星袖章，没有谁能够逃避恐怖杀戮。换言之，汉娜认为施暴者的凶残和受虐者的顺从实际起到了合力作用，使纳粹暴行得以完成。汉娜的《极权主义之源》研究的正是极权主义得以实行的复杂关系。汉娜认为：极权统治得以大规模地迫害公民，是制度之恶吞没了所有的人。极权制度鼓励了施暴者，而受虐者的顺从妥协也是一种“平庸之恶”，它往往更具普遍性。极权制度下，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暴力残害的对象，任何人也都可能成为凶残打手。汉娜的这些深刻思考，对我们反思各种批判运动和文人内耗问题也富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