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汉魏时期是中国传统家训的定型时期。这一时期，家风、家训、家教这些概念已经产生，并且出现家书、遗训等多种表现形式。汉魏时期的社会背景与家训的形成紧密相关，儒家思想以及这一时期复杂的社会环境产生了中国传统家训的基本内容，如修身、为官、女教等思想。
[关键词]汉魏时期；家训；社会背景；表现形式；家训思想
汉魏家训的形成与其所在的社会背景紧密相关。汉初刘邦重视儒学，儒法并施，这就基本决定了汉魏家训的基本价值走向。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且建立太学，任用儒生公孙弘为丞相，使得儒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学儒读经热便成为当时的热潮。此后历代皇帝即使到了三国时期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出现时也是大力提倡儒学。
豪强大族势力从汉元帝开始抬头，到魏明帝时期形成了合财共居的大家庭，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在文化上，由于儒学的发展，他们把经学作为提高政治地位的敲门砖。他们重视文化，研究经学，使经学成为家学。如弘农杨震被称为“关西孔子”。[5]（P1759）士家大族更加注重家教以及家风的传承，是家训研究的主体。
外戚宦官专权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腐朽的政治力量，是中国君主专制的必然产物。它在历史舞台上真正起作用是从汉代开始的。汉和帝时，窦太后临朝称制，“窦宪兄弟专权。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宪……宦官用权，自此始矣。”[6]（P351）皇权受到削弱。再加上汉末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社会危机加深。中国陷入了分裂割据混战的局面，这样的背景使得家训有了新的特点和内容。比如如何防范突然来临的灾祸，增强子孙的忧患意识成为了贵族官僚家训的重要内容。
汉魏时期是我国传统社会家训的定型时期。这一时期，儒学逐渐成为主流思想，封建礼教也开始得到重视，于是内容各具特色的家训便发展起来，并且逐渐伦理化、定型化。这一时期的家训表现形式有家书形式和遗训形式。
家书形式。家书主要是指一个家庭或家族中的长辈（其中也指兄对弟，夫对妻这两种情况）对晚辈以书信的方式进行家庭教育的一种家训形式。汉魏时期家书随着纸张的发明普及开来，逐渐走向平民化。它的特点是篇幅短小，内容主要是教育子弟，富有真实情感。如东汉马援写了一篇《诫兄子严敦书》告诫他的侄子马严、马敦言行须谨慎，让他们效仿龙伯高为人敦厚老实，行为谨慎小心，而不要他们学习杜季良，“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5]（P844-855）
遗训形式。遗训是指家训的主体在临死前对自己的儿子或亲人的教诫。它或是死者在未死之前亲自写成，或是临死之时的口头训教而由后人追记。从内容上来看，遗训文献大致包括这两类事项：一是对自己后事的安排，一是对子孙辈的最后叮嘱。如曹操在临终时写下一篇《遗令》，主张简葬。刘备的《遗诏较后主》更加注重修身养德的观念，教育子孙遵守儒家规范。
相较于先秦家训思想的零散性、不系统性。汉魏家训有了基本的价值导向，更加专注于对儒家思想观念的强化与弘扬。本文主要概括为修己思想、治学思想、为官处世思想、女教思想和丧葬思想。
汉魏家训是对先秦家训的继承和发展，正如张艳国所说：“通过儒家圣贤对话这种形式反映出来的先秦家训，又成为中国传统家训的经典，直接成为两汉及其以后人们作为治家教子的价值标准而效法、阐扬。”[12]（P99-100）同时汉魏家训也对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家训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日常的家训方面来看，两晋南北朝家训的教诫内容也是以汉魏官僚贵族对子弟教诫的各方面如治学、为官、修身等为主，训诫程式也基本是由申述教诫要求、阐明理由、督促教诫要求得以实施的叮咛或措施等三部分组成。从遗训方面来看，汉魏遗训所涉及的内容包括丧葬
事宜、对亲人的最后教诫、亲人日后生活的安排等三个方面，而两晋南北朝遗训甚至是隋唐及以后遗训的内容也基本不出此三项，并且其中丧葬事宜的交代部分也仍多以嘱咐简葬为主。由此看来，汉魏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家训的定型时期，在中国家训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