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经济法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日益丰富和完善，以及近些年来被大力推崇的“社会本位观”法治理念，社会利益在经济法基础理论中的研究价值也被提升至新的高度和层次。经济法所固有的综合性、政策导向性以及法律适用的特殊性等特征，加之社会利益概念本身所存在的模糊性、不确定性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社会利益理论在法律上的界定和论证难度。
一、社会利益的定性问题：经济法中社会利益的概念解析
（一）社会利益说的发展进程
社会利益说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哲学理念上的深入思考，伴之社会学等学科的影响而逐渐被提出并认知和重视的概念范畴，大致主要分为四个阶段：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此时“个人主义”思潮泛滥，认为社会利益是干预者的人为建构，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政府已学会使用“社会正义”这块敲门砖为自己谋取私利，强调将争议立基于非建构性之上――个人利益之上。同时期的功利主义法学家也强调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利益――社会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这种只承认个人利益否认独立的社会利益，并认为不存在社会利益概念的观点在学术界被称之为“利益一元论”。
进入20世纪后，“利益三元论”说成为主流。社会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德将“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个人利益”并列，并认为社会利益“是包含在文明社会的社会生活中并基于这种生活的地位而提出的各种要求、需要或愿望”。20世纪中期，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利益分类，尤其突出的是集体利益说[1]。
（二）社会利益、国家利益、个人利益
1.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
2.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
从法学学科角度来分析，民事法律主要体现的是对个人利益秩序的尊重与保护，对社会利益的维护方面往往采取的是一种被动的、消极的方式；行政法作为公法而言，的却起到了维护社会利益秩序的目的，但假借维护公共利益之名滥用公权侵犯个人利益的现象屡见不鲜；从经济法角度来看，社会利益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个人利益而非国家利益，比如社会大众极为关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看似受众的群体是特定的消费者个人，实则对于整个消费群体都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可以说，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不在是所谓的绝对分离或者绝对包含，而是一对辩证统一的概念。
二、社会利益的定量问题：经济法的利益分配
如果说定性问题是从概念、性质上对某一问题进行论证，那么定量问题就是依据经济学乃至数学原理对抽象、不确定的社会利益进行具体、细化，使之更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
（一）对经济法中利益分配的法理学分析
将社会利益作为经济法的核心价值范畴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将社会利益作为经济法的单一调整对象的观点实则是把经济法推到了左右为难的境地。从理论上讲，经济法属于公私交融的第三法域，这就决定它一方面要尊重公共利益，另一方面也要维护个人利益。[2]正如史际春教授所言：“基于经济法的产生基础、品性和制度功能的公私兼顾融合，就使得经济法调整的法益不仅有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私益，也包括不特定多数的消费者、经营者等及其团体的社会化利益，以及国家在维护公平竞争、实施公共经济管理中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3]。所以，在经济法上应当对多元化的市场参与者、利益关系人的利益需求予以综合考虑，并在利益分配问题上采取均衡与协调的手段，市场中的规则才能趋于公平正义。
在利益分配的理论探讨中，还需要阐明的问题是在经济法领域社会利益能否成为利益调整的价值标准。价值标准在法学领域中被看作是一种抽象的价值准则和尺度，如果将社会利益作为利益冲突的评价标准，势必会产生一个无法解决的困境：比如就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环境持续发展而言，即涉及到社会利益，也涉及到个体利益，到底是以社会利益优先发展经济，还是以社会利益优先保护环境，又或是以个体利益优先保障就业。如何选择的标准不能单纯建立在何种利益优先的基础上，而是要根据具体的社会经济状况作为予以判断的综合标准。
（二）对经济法中利益分配的经济学分析
对社会利益的定量界定不仅包括合法的法律界定，还包括合理的经济界定，可以说这是文本上的静态界定与实际操作过程中的动态界定相结合的系统化论证过程。
首先，社会利益的定量界定是在利益不对称、利益分配不公平等利益冲突背景下产生的。相互冲突的利益可能发生在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也可能发生在社会利益的不同目标之间，比如城市规划与文物迁移工作，在促进城市化进程的过程中如何保护具有历史研究意义的文物纪念品。因而，公共利益的界定实际上是在一定的衡量基准上对冲突利益进行比较、排序、选择。
其次，经济法中的社会利益是与经济高度相关的利益形态，但是并不能将经济利益形态以外的利益形态排除在外。这需要我们考量的是用什么计量基准来代表和映射社会利益。在福利经济学上常用社会福利函数来计量社会福利的增减，对此可以做一个近似的替代，尽管社会福利函数被批评过于侧重总量的计算而忽视利益在个体之间的分配，但现代计量模型的构建已经对社会福利的计算进行了修正和补充，加大了诸如公平、平等这类目标决策值的权重[4]。
再者，公共决策的合理性、科学性对于利益的分配、协调与平衡也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对涉及社会利益的公共决策中，国外更多的采取的是复杂的测量、评估体系来进行项目决策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而国内的公共管理决策相对片面、简单，更多的表现为一种领导意志，过于看重项目所预期的经济效益，而对于环境的影响、文化古迹的损害等没有进行相应的量化测度纳入决策的分析之中，导致决策缺乏合理性甚至带来更大范围的公共利益损害[5]。对于涉及社会利益的公共管理决策，可通过建立多标准决策分析模型来判断其是否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对于冲突利益的抉择也可以运用成本收益的分析来判断哪种选择更能增进社会的福利，以使我们的公共决策建立在科学的量化的基础上，避免以公私之分作为判断依据的任意、武断。
（三）对经济法中利益分配的法律规制分析
目前我国宏观调控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了税法、预算法、政府采购法等具体法律法规制度。但是纵观我国的宏观调控局面不难发现：经济法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越来越大，以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最能说明问题；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趋高不降的全国房价更是让房地产市场存在的种种问题暴露无疑；国家政府财政收入连年高额增加，但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都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政府财政收入在资金的筹集、管理、运作上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有关政府采购的缺陷也越来越多的暴漏出来，往往由大型企业垄断了政府的采购项目，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6]。不难发现，政府往往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来制定和实行某些公共政策，加之法律体制上得不健全，产生了一系列的利益博弈行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市场主体之间。
这些具体的法律法规说明在利益分配问题上，社会公共利益并非唯一的保护对象，同时经济法也将个人利益作为保护的对象。经济法要保障社会秩序，就应该在利益分配问题上采取合理、适当的倾斜性政策，将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作为重要内容。
三、社会利益的法律实施问题：经济法视野中社会利益的实现机制
社会利益既然在定性、定量问题都可以在理论层次与方法论层次找到论证渊源，那么就应当存在实现该利益的制度――公益诉讼。
社会利益的实现机制实质上就是达到社会利益价值目标的方法和程序的法律界定。由于社会利益性质及内容的界定往往涉及众多的价值判断和衡量标准，因而其实质内涵的判定和界定结果的公平总是存在众多的纷争，需要更多依赖程序公平的保证[7]。在与社会利益界定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如《环境保护法》、《房地产管理法》、《产业与公用事业管制法》等具体法律制度中对于社会利益界定相关的程序性规范几乎空白。在最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加入了公益诉讼制度，但在具体的操作中也往往缺乏详细的指引。
公益诉讼制度程序设计在我国的发展现状令人堪忧，但随着社会大众法治观念的逐渐加强，越来越多的公益诉讼案件不仅引起了社会关注，而且引起了人们对于自身权益的重新认识。在河南、福建等省份出现多起检察院以原告身份代表国家利益提起公诉，防止国有财产流失案件，开启了我国对于公益诉讼模式的新思考；曾经轰动全国的“王海打假”一案从某种意义上强化了消费者群体对维护自身消费权益的重新认识，从某种程度上也间接遏止了经营者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对以后类似案件的提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
公益诉讼制度之所以可以作为实现社会利益的程序救济机制，是因为公益诉讼制度不仅在世界各国有着长久的司法实践经验，而且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系统化理论体系。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并非没有持续发展的法治环境与土壤，只是在程序机制技术方面存在困难，比如诉讼代表人的选择，到底是检察机关作为代表提起公诉，还是代表社会利益的个体原告，或是代表“社会良心”的社会团体；费用的负担更是难题，往往涉及公益诉讼的案件都是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进行的权利反驳与利益维护，诉讼中的相关费用更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这恰好是打击公众诉讼积极性的原因所在。
四、结论
社会利益作为一个抽象化的综合性概念，不仅是法学领域所需研究的问题，同时也需要借助经济学、管理学、哲学等人文社科知识对社会利益进行综合分析。通过社会福利函数、公共决策评估体系等经济学原理对社会利益进行量化分析，运用公益诉讼制度实现维权。这些都充分证明了社会利益在经济法法中的独立价值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