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呼和浩特清真大寺是呼和浩特市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清真寺，对于其创建于何时学界有多种说法。本文通过运用现存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并结合对清真大寺的实地考察，对诸种学说进行考辨，最终得出呼和浩特市清真大寺当创建于明崇祯五年到清康熙三十二年之间（1632～1693年）。
关键词：呼和浩特；清真寺；考证
中图分类号：B9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86（2014）01-0077-05
呼和浩特市清真大寺是呼和浩特市区现存清真寺中规模最大、建成历史最久的一座，故称为清真大寺。迄今为止，该寺仍为呼和浩特市回族穆斯林礼拜的中心。对于清真大寺建成于何时，地方文献中缺乏记载，相关的碑铭文物也寥寥无几。这使推测大寺创建时间颇有难度。
一、呼和浩特市清真大寺的创建年代诸说之考辨
学界关于清真大寺的创建时间，有诸多说法：“明代建成说”“康熙初年建成说”“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建成说”“雍正元年（1723年）建成说”和“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建成说”等等。
（一）“明代建成说”
“明代建成说”是由刘映元提出的。他认为，清真大寺建成于明代。其依据如下：一是根据文献记载和当地回族故老相传，明代右卫回族麻氏，为九边门阀，跟随麻氏的回族官兵多在大同和右卫（现山西右玉县）居住。从隆庆四年到天启七年（1570-1627年），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旧城地区，明人称归化城，蒙古人自称库库和屯）成了杀虎口往外蒙和天山南北转运商品的市场，在右卫的回族和回族士兵有一部分来到归化城行商、做工并定居，回族至少在明朝隆庆、万历年间就已经开始在呼和浩特市地区生活。二是呼和浩特市回族老坟据当地回族相传修建于明崇祯年间（1628-1644年），刘则认为建立在崇祯以前。因为建清真寺礼拜及修公墓土葬亡人是回回民族的宗教习惯和生活习惯，所以他推测在明“回民老坟”的对面，可能就有了简陋的小清真寺，即清真大寺的前身。
明末清初，归化城屡经兵燹之乱。1627年（后金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林丹汗为势所逼，率部向右翼蒙古地区进发，十一月占领了归化城，控制了右翼广大地区。顺义王卜失兔西走，蒙古部众四处逃亡，部落残破。1632年（后金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皇太极率军西击林丹汗，林丹汗闻讯，驱土默特富民及大量牲畜西走青海以避。后金大军占领归化城地区，“毁其城池，焚其房舍，蹂躏其粮糗”。经过此次兵燹之灾，归化城受到严重毁坏，除了黄教寺庙之外没有建筑被保留下来。因此，清真大寺即使在明代已经建立，也已经被战火毁坏，今天的清真大寺也只能是崇祯五年之后才得以建立的。
（二）“康熙初年建成说”
该说法的代表人物是戈耀、李博宏。他们在《历史上呼和浩特回族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了该观点，该论文是在对当地几位回族老人的采访和对荣祥、荣赓麟《土默特沿革》和金启宗《呼和浩特召庙、清真寺历史概况》等文整合的基础上完成的，文章的前后内容不统一。该文依据《重修南北讲堂碑记》中记载：“自大清定鼎以来，建立多年”得出了清真大寺建于清康熙初年的结论，这一推理显然不符合逻辑。
（三）“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建成说”
该说法源于金启宗先生，提出于1981年。其于《呼和浩特召庙、清真寺历史概述》一文中提出：康熙三十二年十月，“清廷将张家口、呼和浩特两地回民集中于呼和浩特，清真大寺当创于此时”。该结论是金本人基于当时归化城已有相当数量回民的事实所作的大致推测，也不排除清真大寺建立要早于此时。
（四）“雍正元年（1723年）建成说”
该说法出自日本学者岩村忍所著《中国回教社会的构造》。1944年，日本国立民族研究所岩村忍对中国的蒙疆地方回民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岩村忍于1949-1950年在东京出版了《中国回教社会的构造》一书。此书在国内有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珠荣嘎先生的节译件。该书记载清真大寺始建于雍正元年（1723年），其说来源于当地回回的口碑传说，没有文献和实物佐证；在同书的前后页中又有“道光三年”一说。两种说法前后相悖，使该说无法令人信服。
（五）“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建成说”
该说法源自《绥远通志稿》的著者。该书认为：伊斯兰教传人绥境，始于清乾隆时平定回疆之役。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二月，清军平定大小和卓凯旋，随军出力的一部回军，驻在归化城外候命。他们先驻牧于城东南三十八里的草原，日久遂成村落，并建了清真寺，即今之八拜村回回营。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驻防将军、都统等奉命饬其散居，使其自由谋生，自此始迁人归化城为民。因当日迁居归化的回众，率聚族于北门外营坊道十间房附近一带，故此就近于归化城北门外半里许和合桥南创建清真寺一座。因此，该说认为清真大寺创建于乾隆五十四年。其佐证是树立于清真大寺院内的碑铭《重修绥远清真大寺碑》，碑文中记载“溯我绥远之有清真寺也，创自前清乾隆五十四年”。《绥远通志稿》的编者认为此碑所载创寺年代是绥远伊斯兰教唯一可信于后世的记述。此碑立于1925年。《绥远通志稿》于1930年开始筹备，初稿完成于1937年，时值日本侵华，国内动荡，绥远省地方受人力物力条件所限，收集到的资料难免欠缺。1937年7月白寿彝曾随西北考察团赴归绥对清真寺作过考察，其时他所记录的碑有六通，其中建于清同治八年的《重修南北讲堂碑记》记载“自大清定鼎以来，建寺多年”等语表明大寺应是清初建立的。该说要比1925年的《重修绥远清真大寺碑》提出更早。就历史记忆而言，该说比后者应更接近于真实历史。同一时期编成的《绥远通志稿》却只记录了两篇碑文，收录史料不全，结论难免有失偏颇。
此外，中国伊斯兰教协会1984年版的《天方至圣实录》附录二中一则史料证明：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呼和浩特早已有了清真寺，且该清真寺就是清真大寺。这要比“五十四年”说早了八年时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宫中档朱批奏折》山西巡抚雅德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初二日为盘获回民马中吉马广文严审一事所上奏折内容正好与该则史料内容相互印证，确证了清真大寺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已经存在。 二、清真大寺创建时间新考
呼和浩特市清真大寺当创建于明代崇祯五年之后康熙三十二年之前（1632―1693年）的这一时期。
（一）新考之主要理论依据：回民聚居与清真寺修建的关系
“清真寺”是阿拉伯语“Masjid”的意译，意为叩拜安拉之处，有“安拉的房子”之称，是穆斯林主要的宗教与社会活动场所。明代把伊斯兰教称为清真教，所以把礼拜安拉的地方称为清真寺，除此之外，清真寺还被称为“礼拜堂”“礼拜寺”等等。清真寺是伊斯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穆斯林实现身份认同的物质载体，也是穆斯林活动的中心。穆斯林履行基本的宗教功课，有的需在清真寺完成；主麻日聚礼、节日会礼必须在清真寺内由伊玛目带领集体完成。除了举行宗教活动外，穆斯林的婚姻、丧礼、宰牲、纪念亡人先贤集会、接受经堂教育、排解纠纷等日常生活也离不开清真寺。伊斯兰教将宗教信仰融合到了信仰者的世俗生活中，从而成为其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只要有穆斯林存在，就会有他们做礼拜的场所，一旦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清真寺就会产生。只要有人在某地建寺，就会有更多的人向这里聚集，依寺而居，成片居住，成为穆斯林一个显著的聚居特点。清真寺因此经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可以说，一旦有一定规模的回民聚居，清真寺就会依照穆斯林的各种需求而创建。所以，要考证呼和浩特市清真大寺建立的时代，首先要确定呼和浩特地区穆斯林出现的时间。
（二）新考之史料依据：御批奏折、《清圣祖实录》和《清实录》
归化城从明代后期就成为从杀虎口向外蒙和天山南北转运商品的枢纽。1632年（明崇祯五年），后金天聪汗皇太极逐走林丹汗，占领了呼和浩特，并大力发展呼和浩特地区的贸易。崇德三年（1638年），皇太极命“八家及公以下、梅勒章京以上，各出银两赴归化城贸易”。归化城商业的发展必定吸引善于经商的回回前来贸易。
据金启宗先生所言：天山南路诸回族聚居城镇及吐鲁番、哈密等地的回民“自噶尔丹之父巴图尔珲台吉时即已来呼和浩特贸易”。巴图尔珲台吉去世于清顺治十年（1653年），照此推理，至少在顺治年间，这些地区的回民已经来呼和浩特贸易了，伴随着他们的礼拜活动，清真大寺的早期建筑就应该存在了。
梳理噶尔丹汗与清朝的关系时，也不难发现，在噶尔丹派往清朝的商队中也不乏穆斯林的身影，这些穆斯林为早期清真大寺的创建提供了条件。康熙十一年（1672年），噶尔丹开始建立了与清政府的贸易关系，噶尔丹频繁派出了大规模的商贸使团到北京进行贸易，《清实录》记载其使团“或千余人，或数千人，连绵不绝”，噶尔丹遣往清朝的使团中也不乏有穆斯林的踪影。当时使团通过杀虎口和张家口进京，归化城作为由杀虎口进关的途经之地，也成为使团停留之所，难免有穆斯林停留在归化城进行贸易，进而常居。康熙十六年（1677年），噶尔丹汗攻灭西套鄂齐尔图汗，势力直达河套以西，其属下回民来呼和浩特的日益增多；当时青海的西宁和多巴等地都是回族商人很多的城市，自西宁通呼和浩特、张家口的商路和贸易基本上掌握在回族商人手中。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九月，康熙帝以准噶尔商队人员过多，并沿途遇边外游牧蒙古肆行扰害为由，规定“嗣后尔处所遣贡使，有印验者，限二百名以内准入边关。其余俱令在张家口、归化城等处贸易。”限制了入京贸易后，归化城成为大量的准噶尔商人聚集的地方。康熙二十五年，厄鲁特巴图尔额尔克济农携其属七百八十人至边，康熙帝谕令“限以二百人人关，余者留归化城”，将大部分商队留在归化城。康熙二十九年，清朝军队与准噶尔军队交战时，噶尔丹派来进行贸易的使节阿卜都喇、额尔克寨桑等人尚在归化城。阿卜都喇（也作“阿卜都拉”）、额尔克寨桑早于康熙十八年九月就作为噶尔丹派遣的使节入京贸易，到此时已经历经10余年，他们及其随行的人极有可能由短暂停留变成常居归化城。
《清实录》记载：康熙三十二年十月，理藩院欲将留寓归化城和张家口的“回子”集中遣送回乡，当时，留寓归化城的“纳秦和硕齐等四十户一百三十口”，留寓张家口的“莫洛等十一户四十口”，“俱言居此年久，又无粮骑，断不去也”。于是这170人被留了下来，其余200人被遣送走。所言“回子”，指天山以南的缠头回回，这些人长途跋涉来到归化城寻求生计，不可能携家带口，《实录》中所谓“四十户”“一百三十口”，很显然这些人已经定居在归化城成家并生儿育女了。没有粮骑说明他们已经在归化城地方安定下来，没有短期内迁移的打算。对于婚丧嫁娶都与清真寺紧密联系，每日都要履行伊斯兰功课的穆斯林说，他们在归化城停留的最初一段时间，就会出于举行宗教仪式或者进行婚丧嫁娶等活动的需要聚集在某个场所，共同完成这些仪式。清真寺就出现了。这些人从在归化城暂居发展到康熙三十二年十月自称“居此年久”需要经历一段时间。金启宗也认为：大约到康熙三十二年十月时“呼和浩特已修建了清真寺”，而“这座清真寺便是今天清真大寺的前身”。那么，清真大寺的创建当早于康熙三十二年。
（三）新考之实地考察依据：《洪武皇帝御制回辉教百字碑》
判定清真大寺建立于康熙三十二年之前的直接依据是清真大寺所藏《洪武皇帝御制回辉教百字碑》。碑文所署日期为康熙三十三年。对于百字碑的真伪，学界争议很大。一些学者把此碑阴面碑文和阳面碑文视作同一时期的作品。此碑阴面碑文中有“子昂观”“傅山观”“黄庭坚书”，学界多认为子昂当指元代赵孟，傅山指清初书法家傅山（死于康熙二十三年），而黄庭坚是宋朝人，三人皆与康熙三十三年之碑无缘，加之碑阴下方边刻“壬子清和月书”，壬子是壬子年，康熙三十三年是甲戌年（1694年），借此推测此碑不是康熙三十三年的碑，加之阳面碑文文字不够雅训，因此该碑被认为是后人伪造。为确定真伪，笔者赴清真大寺数次研摩碑文。笔者发现：（1）阳面“百字碑”碑文文字明显要比阴面文字磨损厉害，个别字迹漫漶不清，且碑文周边刻有腾龙纹。阴面碑文上下两篇文字黄庭坚书石刻与“心修忠孝、志义齐仁”与阳面字体各不相同，碑阴周边饰有花草纹，上下一体，显然阴面两篇碑文是统一刻的。因此，此碑阳面碑文和阴面碑文不是同一时期所勒。（2）碑阴黄庭坚书全文为：“夫回回之学，尽其天理而倨渌剑故万里人服其道。高理中如吾夫子可谓至矣。子昂观，傅山观，黄庭坚书。”据白寿彝先生说，黄庭坚书石刻同样见于太原清真寺中，此处碑文是从别处翻刻而来。赵孟和傅山都是书法名家，碑上所刻“子昂观，傅山观”印记浅薄且毫无美感，当是后人托名刻上去的。“清和月”曾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书有“屏藩朔漠”的牌匾，该牌匾现在在绥远将军衙署的照壁上面正中石匾上。因此，壬子年当指1912年或1852年，据此推理：碑阴两篇文字当是清末民国初期的翻刻之物。（3）碑阳“百字碑”内容虽与当地回回无关，但仍具有史料价值。“百字赞”据胡玉冰考证，在《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回族卷・铭刻》著录的版本便有八种，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版本系统，湖北武汉市武昌起义街清真寺洪武八年（1375年）碑（文中简称“起义碑”）、北京东四清真寺万历七年（1579年）碑（简称“东四碑”）、与呼和浩特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碑（简称“呼和碑”）是同一版本系统。可见，呼和浩特市“百字碑”是翻刻之物，其内容虽与创建清真大寺无关，但是其所署时间说明清真大寺在此前就建立了。因为建寺后立碑符合回民兴教的一般规律，所以清真大寺的创立一定早于立碑。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推测：呼和浩特市的清真大寺当建于明崇祯五年之后至康熙三十二年之间，因这段时期在归化城定居下来的回民不多，故早期清真大寺的规模可能比较小。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钱良择随张鹏翮出使俄罗斯，路过归化城，其在《出塞纪略》中如此记载归化城的情况：“惟官仓用陶瓦，砖壁坚致，余皆土屋，空地半之……”从当时的记载来看，归化城城市很是简陋。由此可以推测，当时的清真大寺规模不会很大，极有可能是常被外人忽视的小土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