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8年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是我党关于请示报告制度的一项重要制度，它结合当时背景，突出解决核心问题，树立中央权威，实现政令统一，践行了我党一贯坚持的民主集中制度，时至今日，仍是我党开展各项工作的有效制度。
关键词：九月会议；请示报告；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制度规矩建设；民主集中；问题导向；执行力；战斗力
中图分类号：D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6）03-0025-03
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尤其是把严明党的纪律与规矩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西柏坡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进行规矩建设的关键时期，2013年7月，习近平在参观西柏坡九月会议旧址时指出：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这对于我们来说有三层含义：第一，这是信号灯，中国共产党必须重视制度规矩建设；第二，这是对西柏坡时期全党全军规矩建设的高度肯定；第三，九月会议本身就是我党在西柏坡时期立规矩、建制度的重要节点。从九月会议说起，重温此次会议上通过的、成为我党重要制度规矩之一的关于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总规――执行铁律
1948年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这份《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可以称得上关于请示报告制度的纲领性文献，也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铁的纪律的光辉典范。这份决议全文将近5 000字，内容对应当时习惯，以十二地支记事，共分为十二大项五十八条、三大部分内容，其中第一部分是“总的内容”，下分为八条具体规定，列举了党的总路线与总的政策方针，全国各解放区、国统区及其他工作方面的基本方针和任务，组织系统的建立，重要条例法规的决定等方面的内容，厘定了这些内容方面有关中央与地方的权限。第二至第六大项为第二大部分，从政治方面、军事方面、经济方面、文教宣传方面、党务方面来具体界定中央与地方权力范畴，并列举了48条具体条目。第三部分为第七至第十二项，主要规定了各地向中央报告的事项和报告程序以及执行程序。第七至八项强调补充说明了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有困难或有特殊情形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处理。第九至第十一项具体规定了哪些事情应该报告、哪些人应该报告，报告有困难时应该怎么处理，通过电报、电台还是书面送达等哪些方式进行报告等。第十二项更加具体地指明了“如何写报告、如何请示”的问题，包括写法上、内容上、态度上、篇幅上、负责人亲自动手上等，可以看作为请示报告具体制度的方法论。
从总体上来看，这篇文献是通过政治局最后形成决议的形式，向全党、全军发出的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要求全党全军全面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总纲，这个总纲成为我党加强党的纪律性、规范组织性的铁的纲领性文件，更是党内运行机制的执行铁律。
二、核心――中央权威
现在在党内非常流行一个词叫做“问题导向”。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我们党传承下来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毛泽东同志指出：“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今天我们再次回看和关注请示报告这份决议，必定要了解的就是当时中央政治局为什么在会议上要专门就请示报告制度进行讨论和通过决议，这可以称为当时的问题导向意识和方法。该决议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就是必须克服党内军内存在着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最终要实现的目的就是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树立中央权威。
当时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转入战略进攻，许多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许多城市已经解放或即将解放，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正规性程度大为提高。然而，在党内和军队内部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却严重存在着，这显然和新形势下要求大兵团作战、要求全党全军进一步正规化的发展不相适应。当然，这些情况可以理解，无纪律无政府主义主要是由我党我军长时期处于游击战争环境、处于被敌人分割围剿的环境造成的，这种情况的弊端就是形成了各自为政和各行其是的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为了最有效地解决中共各个组织系统中严重存在的地方主义、经验主义、自治权过大、擅自修改政策、决定事项等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中央决定建立请示报告制度。从1948年初到1949年3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进行党内请示报告制度的建设。一年多的时间内，党内不断发出指示，要求建立并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直至中央形成最终完整决议。
在这份《决议》中，多处字眼非常突出地显示了中央要求权力集中的坚定性。前六大项结尾处都有明确说明，第一条至第五条的决定权“完全属于中央”，第六条至第八条“决定权仍归地方，但必须事先请示中央，经中央批准后，才能公布施行。”第七项又再次列段重点强调：“凡决定权完全属于中央的事项，中央已有决定的，各地必须严格遵守并正确执行。凡在执行中遇到困难及特殊情形或有不同意见，均可向中央说明理由，提出意见等候中央批示，但不允许擅自修改。”①还有其他的情况必须向中央“备审”“追认”等。可见，为了适应革命新形势的发展，中央要求实现集中统一领导，在全国树立中央权威的坚定性。
三、目的――政令统一
政策制定的是否得当，是一个政党基本能力的展现，而好的政策能否被执行、能否被正确地执行则直接关系到一个党能否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基于这一点，毛泽东对于政策的认识非常深刻，早在1948年《关于情况的通报》一文中，他就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②在请示报告的决议中一再出现“必须严格遵守，正确执行”，完全可以执行必须严格遵守，“在客观许可的范围内，力求执行”等字眼。
西柏坡时期，中共中央就新形势制定了包括土地改革、工商业、统一战线、新区工作等方方面面的具体政策和策略。但是，在具体实行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具体表现为：对于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不细心研究，不认真执行，对于带政策性、原则性的问题，粗率地不细心地擅自处理，以至在某些行动和宣传中违反党中央和上级的决定，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就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曾经严厉地批评这些做法。比如，1948年4月，针对山东兵团对“罪大恶极之敌”宣布宽大政策并粗率地修改了党中央政策一事给予了严厉的批评，称其为“自由地迫不及待地粗率地冒险地规定及执行明显地违背中央路线和政策的某些政策。”③在当时，对于没有完全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的批评，比较典型地突出在新闻宣传方面，如，1948年1月，毛泽东针对新华社晋冀鲁豫在电讯批语中竟然只强调依靠贫农、雇农、工人，而不提中农、独立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及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等而大为恼火，这样宣传严重地违背了中央对当时各个阶级、各个阶层态度的新政策，很容易将自己推到孤立、失去广大群众基础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