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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城管与其行政相对人（流动摊贩、各沿街商户、违章搭建者等）管理与被管理之间的矛盾俞显突出，广州城管当众被小贩桶7刀的新闻还没降温，湖北英山就传来了城管队长被村民用锄头砸死的不幸消息。常见这样的现象：“城管队员一声吼、违法违章人员先动手”，城管队员经常遭遇有关职能部门的传唤和讯问，正义的执法行为往往以民事纠纷事件处理；法律没有设定城管部门拥有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遭遇暴力抗法时没有刑事拘留权，行政相对人拒绝履行行政处罚决定时，只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过程繁锁、漫长、往往达不到执法效果；由于缺乏法律保障，丧失了城管执法的刚性原则，法律的权威性大打折扣；导致顺畅而又和谐的城市管理无法实施。奉法者强，就是说奉公守法者特别是执法者应该成为社会的强势群体，城管沦为执法的弱势组织，这一反常现象令人深思。
电影《耶稣受难记》那些呼喊着判处耶稣死刑的人充满激情，那些法国大革命中汹涌的人群也是觉得自己如此的正当，甚至就在刚刚看过的《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中，当电影中人们把好人一个个推上审判席，也有过激动的呼喊。
社会文明中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自认正义的去做违背道德的事情。也许不是每个人都会遇到成为城管执法对象的机会，但每个人都有机会陷入“乌合之众”的环境之中，比如说，几乎每天我都能在各种不同的QQ群上或者SNS网站上看到，人们分享转发的各种很不理性的反日、反党言论，其中固然有不少是“是中国人就转发”的脑残模式也有其他模式，但其中都不会缺少这样的暗示：转发这个东西是正义的。这便是典型的人群中的暗示，随手一个转发，对于每个人来讲成本极小，却能从群体中获得极大的满足。以至于让人们有理由忘了去独立思考自己是否在自认正义。
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一本《菊与刀》点出了东方人耻感文化的特质，事实上，与日本相比较，中国人的耻感文化的基因更加深入与根深蒂固，中国人的耻感文化是建立在中国人对于人格的定位上的。而中国对于人格最基本的定位在于“仁”，对于这个字，孙隆基曾做过十分精辟的论述——“仁，即‘二人’”，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相处，这就直接决定了中国人在文化性格中缺乏他律的性格。
东方的耻感文化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一个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先验性的思维，简单地讲，西方的良知是一种对于上帝的负责，而中国人良知则是被感情化了的“良心”——这种感情化，最直接导致的后果便是没有一个更高的导则准则，而是处处以他人为参照，最终变成了一种泛道德主义。简单地讲，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唯一的标准就是“跟大家一样”。就如孙隆基所说，惩恶扬善的时候搬动的不是法律，只是说“群众很愤怒”。
在现代社会更需要的是对于法治的认同，然而，耻感文化在客观上阻碍了民众对现代法治观念的认同。法治的核心观念是权利，而权利这个概念本身就有先验性，所谓“天赋人权”不是谁说他有权利，他本来就有——这就是先验。
中国人自古讲究“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但在现代法治理念中更该强调的是“不以权利小而侵犯，不以权利小而放弃”，一个人不该放弃自己的权利，更不该侵犯别人的权利，这是一种最基本的法治观念。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谈到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时评价，蔺相如大喊“我的头跟和氏璧同碎”，赵国那么大，为何舍不得一块玉得罪强大的秦国？赵国真的舍不得和氏璧，又为什么要把他打碎呢？因为他们有更重要的东西需要去捍卫——权利。该是我的，一分也不让给你，不是我的一分也不要拿走。
这些例子所告诉我们的皆是，一个人要捍卫自己的权利，即便他看上去很小。但反过来讲，一个珍视自己权利的人同样不该侵犯他人的权利，即便没有政府的管制与监督，即便这个权利暂时是无保障的。如果没有对权利的这种最基本的尊重。当我们默许自己侵犯别人权利的一个恶行时，又何尝不是默许了对自己权利的放弃呢？
有些人觉得法治观念只有在整治贪官的时候才用得上，事实上，法治何尝不是体现在每个人生活的细节上？当人们不能从每一个细节上保守自己的权利，不能从每一个细节上呵护别人的权利，就谈不上“用权利来制约权力”——托克维尔将这评价为美国民主成功的最可贵经验，这，或许也是我们最缺少的法治理念。
城市管理执法工作需要群众的理解、支持和参与。我们在执法实践中遇到的很多纠纷，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相对人对城管法律法规不了解，对城管执法工作不理解，而部分执法人员又缺乏耐心细致的讲解、劝导而引起的。由于多种原因，城管法律法规建设滞后。特别是实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以后，这一现象尤为突出。但是，由于体制和地域差异等原因，要想从全国、全省的层面出台和完善城管法规体系，难度较大。城管执法由于缺少强制手段，许多案件依法处罚了，得不到执行，有的只好不了了之。既损害了城管执法的严肃性，又形成了不好的示范效应，导致了一些违法当事人十分嚣张。现阶段，一方面要积极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些典型的城管执法案件，化解城管执法执行难问题；另一方面也不能指望马上形成“城管开罚单，法院来执行”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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