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保这一牵涉面最广的社会阶层晋升之阶公平有效，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每年6月的7、8号两天，既不是传统佳节也并非历史纪念日，但是对于多数国人而言，却是个十分特殊的日子。在这两天，工地停工、学校周边车辆绕行、就连大妈们都不跳广场舞了。“我家孩子高考”很容易成为压倒一切的理由。时至今日，很多人依旧习惯以“状元”这种科举时代的功名称呼高考中取得骄人成绩的学生，某些地方的高考状元甚至还会戴着红花巡游。有人认为，这是带有科举制度的残余影响。
当然，科举制与高考有着本质上的差异。科举中第意味着具有入朝为官的资格和在社会上的某些特权，而高考中取得好成绩只是迈入大学门槛。我们习惯将二者相比附，其实在于高考与科举在某种实质层面的相似性。
中国社会曾有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以家世背景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而始于隋的科举制度则逐渐打破了这层藩篱。“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相对公平的科举制度为平民社会阶层晋升提供了有效的渠道。美国华裔学者何炳棣先生在考察了近1.5万位明清进士、两万多位晚清举人贡生的三代履历后发现，明清两代的进士中，平民出身者占有很大的比例，但随着清代中后期以金钱捐纳功名的风气日盛，平民出身的进士与前代相比有很大下降。
由此反观高考制度，这种历史教训是值得警惕的。诚然，除了高考以外，经济发展为社会阶层的流动提供了更多的渠道。很多人认为农民工的收入都比大学生高，与其花那么多钱去念大学不如早点出去打工。但我们仍能看到，高等教育对青年人整体素质的提升作用是其他渠道难以实现的。
高考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社会各阶层能够以较低廉的成本获得较公平竞争。无怪有的中学会挂出“考过高富帅，赢过富二代”之类的标语。而高考也因一考定终身和考试内容程式化受到批评。近年来，高考考试制度和内容都做出了较大的调整革新。各大名校的自主招生制度打破了高考的垄断地位，也提供了更多选拔人才的标准。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许多知名院校的自主招生其实存在很多隐性门槛――父母受教育程度、经济水平等因素对子女能否在自主招生中胜出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此外，去高校面试的各种交通食宿费用也使很多农村子女难以承受。当然，许多名校也开始尝试在招生上对农村子女有所倾斜。不过，从宏观角度看，学校的单方面调整效果是有限的。高考依旧在其中发挥着最根本最全面的作用。
高考的改革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而关涉到社会阶层的流动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创新人才选拔模式时，注重社会各阶层晋升通道的公平性也是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
1905年，当饱受指责的科举制度被光绪帝下诏废止后，世人没有预料到竟会诱发社会动荡。我们在指责应试教育和高考制度时，或许还应该多一份对历史的警惕，运行多年的高考制度面对着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挑战。我们固然不能再像帝制时代那样固步自封，却也应该在教育改革方面做全局性的考虑。在高考制度改革创新的各种努力和尝试中，如何确保这一牵涉面最广的社会阶层晋升之阶的公平有效，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