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是实施管理的有效工具，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自然产生的。为了使各项工作更加规范化，更加高效，更加科学，人们在实践中自然而然地使用了公文。公文的产生，是随着文字的出现，社会生产的发展与国家(部落)的出现而逐步产生的，是人类由个体信息阶段进入社会信息阶段，出现了官方信息需要后的产物。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经典著作《尚书》就是一部公文作品集，其中《甘誓》即夏启讨伐有扈时发布的军事动员令。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写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见古人非常重视公文写作。
现代社会人们也非常重视公文写作。现代公文写作要求写作者具有极强的政策意识、严密的思维能力和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这样写出来的公文才有实践意义，才能达到为现实服务的目的。公文写作从古到今都不容忽视，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上的公文写作那里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本文通过对历史上一些具体公文的分析，试图从中找出一些对现代公文写作有益的原则，并进一步佐证现代公文写作的一些固有原则与方法，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公文文本
（一）用词力求准确
现代公文写作认为准确是公文语言的核心和关键。实现公文语言的准确性要认真辨别词义，选用贴切的词语；注意词语的感情色彩。古代公文写作在这点上与现代公文写作是极其相似的。
据《隋书潘徽传》载，隋文帝杨坚受禅后，派遣魏澹为聘陈主使出访陈朝。完成使命后，魏澹致书陈后主，表示感谢，里面有敬奉一词。但是陈朝负责接待工作的客馆令潘徽却以魏澹的感谢信用词有问题为由，拒绝接受和转奏。他认为应把敬字改为伏字，这样才能表达出对陈后主深刻的敬意，而用敬字是无法表达出来的。双方为此引经据典，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因澹不能对，遂从而改焉而结束。陈朝占据了上风。尽管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他们争论的用意只是为了妄自尊大，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双方这样做实则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本方的利益。
（二）语句应明白简洁
现代公文写作要求公文应当做到内容简洁，文字精炼，内容上不可枝枝蔓蔓，要直奔问题的核心，同时在文字表达上要做到点铁成金，一字入公文，九牛拔不出。古代优秀的公文在这一点上做得极好。
诸葛亮《街亭自贬疏》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个字，却写出了对于丢失街亭这一重大事件的处理过程。第一句写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皆因自己授任无方，写出了请求自贬的原因：丢失街亭；第二句写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则分析原因，直言己罪，主动承担责任：自己用人不当；第三句写自贬三等，以督厥咎，提出惩罚自己的措施。这份公文逻辑严密，行文流畅，写得明白简洁，实在令人赞叹。
（三）不应过分使用典故
公文不是不能使用典故，但是一定要使用那些普通人都能理解的典故，以达到雅俗共赏的效果。如毛泽东同志的公文中写过的如来佛祖、愚公等人物，可以说只要粗通文墨就可以理解。公文写作最忌隐晦含蓄，提倡开门见山，态度明确，这样才不至于产生歧义和误解。
古代一些优秀的公文给我们提供了较好的例子，欧阳修上宋仁宗书论及朋党时所用典故极为精当，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他知道宋仁宗非常想做一明君，所以就举上古时期的名君做例子，论述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区别，打动了宋仁宗，此处恰当用典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二、公文写作过程
（一）写作过程应该又快又好
现代公文处理工作有两条重要原则，即准确规范和精简高效。其中精简指要尽量少发文，准确规范指的就是公文应该写好，这样才能真正做到高效。古代一些优秀公文可以说是做到了又快又好，理应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
据《旧唐书房玄龄传》载，初唐贤相房玄龄才能出众，办事办文能力均极为出色。唐太宗李世民未登基前曾为秦王，为唐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房玄龄曾在秦王府辅佐其十余年，掌管文书机要，每当有军书表奏，往往驻马立成，且文简意赅，连草稿都不用打。唐高祖李渊曾对左右说：此人深识机宜，足堪大任。每为我儿陈事，必会人心，千里之外，犹对面语耳！又据《旧唐书岑文本传》载，初唐名臣岑文本，唐太宗时曾任中书令，博考经史，多所贯综，美谈论，善属文。他在中书省值班时，如果事务繁剧，多种公文需要拟发，他就随口传授，六七个书童依次抄写，须臾之间，繁多公文都被拟好，无不切中要旨。
（二）写作过程应该严格保密
公文写作是代集体立言，为公家办事，自然应注意保密。在写作过程中，不论事情重要与否，保密制度还是应该严格遵守的。
据《唐语林校证》载，唐德宗时韩皋由中书舍人改任新职，很想知道自己将任何职。当时中书省有严格的禁令，不能向文书起草者打听消息。但由于事涉自己，实在忍不住，就向文书执笔者吕渭打听自己将任何新职。吕渭作为中书舍人，当然不会告诉他。韩皋就威胁吕渭说：你不告诉我，我就当场把诏书抢过来，我们两人就一同被降职。吕渭被逼无奈，只好告诉他将被升为御史中丞。韩皋听后非常失望，马上要去找宰相反映自己的意见。吕渭不让他去，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别人就会知道是自己泄漏消息，于是就扯着韩皋不让他去，把他的朝靴和记事笏板也抢夺下来，两人为此一直吵嚷到午后三刻，韩皋最终没有去成。据《新唐书韩皋传》记载，韩皋为人正直，敢作敢为，有大臣器。上任后工作做得相当不错，最终官至尚书左仆射。在这件事上，韩皋知法犯法，私下打听消息，违犯了文书保密制度和文秘人员工作纪律。并且威胁吕渭，在工作场所与其争吵，影响非常不好。所幸的是，吕渭最终没有让韩皋出门，没有让此事扩散出去，表现还是值得称道的。现代公文处理工作要求公文处理工作应当坚持安全保密的原则。在这一点上，两者是一致的。
三、公文写作主体
（一）应结合实际，立论高远
公文是为现实服务的，这是它的实用性的具体体现。但是，公文写作主体却不能过于现实，见山是山，而应有一定的预见性，这样才能更好地为现实服务。
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李斯是楚国上蔡（今河南）人，年少时为郡小吏。后由于才能出众，成为秦王赢政的长史。公元前237年，秦王发布了驱逐在秦国为官的他国人的命令。李斯由于是楚国人，自然也在驱逐之列。但他在离开之前，给秦王写了一封信，即《谏逐客书》。他从秦国一统天下的高度立论，用精练而又富有气势的语言，列举大量历史事实，说明客卿辅佐历代秦王的功绩，反复阐明驱逐客卿的危害，力劝秦王为成就统一大业而广揽人才。文章词强理壮，雄辩滔滔，秦王读后深受感动，于是取消了逐客令。李斯也因此得到了秦王极大的器重，他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施展，为秦国扫清六国一统天下立下了赫赫功劳。可见，自古以来，文章知己即知音。要与领导人建立起知己知音的关系，一要依靠个人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二要依靠历史时代赋予的宝贵机遇。这两点李斯都具备了。
（二）有所不为，执道而行
公文写作主体不只是为所服务的领导办文办事，同时还要发挥其参谋作用，为领导和自己所处的组织做好智囊。要从长远来考虑问题，不计毁誉，坚持真理，行大道，办正事。
唐末天下大乱，冯道投靠河东监军使宦官张承业，由于能力强，张承业把他推荐给了晋王李存勖，他被任命为河东节度掌书记。李存勖率军与后梁夹河对垒时，大将郭崇韬要求其裁撤闲散人员，精兵简政。李存勖认为此议不可行，非常生气，叫来冯道要他马上起草文告，请求避贤路，自己回太原去，让郭崇韬在这里指挥算了。他们二人是军中主要统帅，发生不和，闹到如此地步，对于晋军是很不利的事。冯道执笔久之，始终无法写下一个字，李存勖在旁边催促他快写。冯道徐起对曰：道所掌笔砚，敢不供职。今大王屡集大功，方平南寇，崇韬所谋，未至过当。阻拒之则可，不可以向来之言，喧动群议，敌人若知，谓大王君臣之不和矣。幸熟而思之，而天下幸甚也。不久，郭崇韬亲自来向李存勖道歉，两人和好如初。当时许多人都十分佩服冯道的胆量。我国历代都把立言视为与立德、立功相提并论的不朽之事，公文写作主体之言可以影响时局变动，圣贤大儒之言可以影响思想人心，某种程度上公文写作主体之言与圣贤大儒之言几可相提并论。
公文写作是为现实服务的，这是它的短期效用；但是同时还要考虑做人的大道，即真正地忠诚与负责，即使受到不公正待遇也要如此。就像许多地下工作人员一样，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信仰，即使同时受到自己人和敌人的攻击，也仍然努力地去完成任务。如果冯道老老实实地为李存勖写了这篇公文，势必会收获一时的成功，取得公文写作的一时的效果。但是从长远来看，这却极不利于自己所处集团的发展，他甘冒生命危险，以不写而收写之长远之功效，为我们公文写作人员正确处理公文写作的短期效用与长期效果树立了优秀的楷模，值得我们学习。
综观上文，我们可以发现古代公文写作的某些原则与现代公文写作是一致的。有研究者认为现代公文写作的语言一般要平易朴实、准确严谨、简要详明、庄重大方、明确得体。古代公文写作在文本上用词力求准确，反对过分修辞和用典故；在写作过程上强调严格保密；在写作主体上强调结合实际，立论高远，这些几乎都与现代公文写作相同。
但是也有一些原则是我们现代公文写作所不具备的，如写作过程应又快又好，写作主体应有所不为，执道而行。作为现代公文写作者，我们应在思想上、材料上、文字能力上等早做准备，这样一旦有写作任务，就会保质保量地及时完成，真正做到又快又好。同时，我们还应不断提高个人政治修养和业务水平，既为组织的现在殚精竭虑，也为组织的未来早做谋划。有人认为现代公文写作者一要加强政治理论素养，二要提升创新思维品质，三要增强语言表达能力。其实还应加上一条，即要做一个真正的大写的人不计个人毁誉坚持真理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