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萨鲁辛茨基认为，“澳大利亚散文创作总是围绕一些恒定的主题，通过反复探讨来揭示深度。” “恒定的主题”指具有浓郁国别色彩与现实意义的创作话题。从《十年集》来看，当代澳大利亚散文家对土著民境况、民族身份、环境与生态等问题表现出了持续关注。
澳大利亚虽国土广袤且具有很高的生物多样性，但过度放牧、捕捞与砍伐，频发的灌木大火以及大量原生物种濒临灭绝等问题也多有存在。在《来自红土地》一文中，阿兰？弗罗斯特（Alan Frost）对澳大利亚农场主曾经“靠山吃山”生活的描画令人印象深刻，“20世纪50年代，总是农场主戴最大的宽檐帽，穿最好的衣服，开着轿车进城，给孩子们请家庭教师，送孩子们上城里昂贵的寄宿学校。”彼时，澳大利亚以“骑在羊背上的国家”自居，扩张牧场、开发植被资源成了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的捷径与象征。而随着人们节源意识的提高，当代澳大利亚已不再倨傲于富庶的土地。相反，人们常公开斥责那些不计后果的掠夺行为。理查德？弗拉纳根（Richard Flanagan）的《失控了：塔斯马尼亚森林的悲剧》就将凭借大规模工业化运作及政府暗箱支持来牟利的私人财团描画成环保路上的一大“毒瘤”。蒂姆？温顿（Tim Winton）的《安静的土地：在重获新生的景观里穿行》则针对由于过度放牧而导致的生物多样性锐减现象展开追踪，在此问题上诘问政府，直指政府环保举措之不力。当然，除却人为因素，澳大利亚也为客观自然地理条件所困扰，尤其在应对灌木大火方面，澳洲人可谓进退两难。2009年蔓延了大半个维多利亚州的“黑色星期六”灌木大火在《十年集》中频频露脸。克里斯蒂娜？肯尼利（Christine Kenneally）的《火海》一文详述了澳大利亚独具特色的“火灾计划”，“准备充分”的澳洲人虽说拥有丰富的火灾应对经验，但在面对自然灾难时，“弃家”抑或“守家”的价值抉择仍让人左右为难。自然、地理条件的特殊性让澳大利亚散文创作者们始终紧绷着一根“问切环境”的弦。
三、多样的风格
奥尔德斯？赫胥黎曾尝试将散文分作三类：
一、个人的、自传性的亲切叙写；
二、关乎文学、科学或政治主题的客观阐释；
三、理论性的抽象叙述。早期澳大利亚散文创作（尤以默多克的作品为代表）与英式经典相近，主张“散文是极个人的。它既不用来陈述事实，又不应落入冰冷抽象的议论或是慷慨激昂的陈词。散文应是一席安静的谈话，用来承载创作者个人的好恶爱憎”。步入当代语境的澳大利亚散文在文体风格方面早已不受经典桎梏。1998年出版的首辑《最佳澳大利亚散文》熔“报导文学、分析文章、故事类散文、书评、体坛轶事、访谈”于一炉，选稿视野开阔，文体风格高度开放。在《十年集》中，我们不时会看到秉承经典的叙事型散文，但读者更多地还会读到一些文风犀利的时弊评述与冷峻的实情记录。 如萨鲁辛茨基所说，澳大利亚散文“虽既无英国散文的严肃，也无美国散文的文雅，但其所具有的民主特性却是读者不容错过的”。“民主特性”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选集中收录的多篇笔调犀利、直露锋芒的时弊评述。弗拉纳根的《失控了：塔斯马尼亚森林的悲剧》一文指名道姓地对塔斯马尼亚州的伐木恶行进行批判，将始作俑者港恩斯公司置于大众视野之下，披露了一系列不为人知的黑幕。文章通篇以就事论事之口吻进行叙写，引证充分，洋洋洒洒近万言，打开了人们被蒙蔽的双眼。参选当年澳大利亚环境大臣的杰弗里？卡森斯甚至将该文加印5000份分投至选区居民信箱，为自己“拉票”。蒂姆？弗拉内（Tim Flannery）的《女士还是老虎》用人类猎捕大型食肉动物的行为影射当今澳大利亚商界、政界内的恶性相争。弗拉内认为，只要建立沟通，彼此熟悉游戏规则，残酷竞争是可以避免的；相反，人类对“食人物种”先消灭后保护的做法正是人文颓败的一种象征。胡珀的《那个高个子》不仅在主题选择上特色鲜明，反映出土著民的“失声”情状，其对于真实事件的批判力度更令人震惊。文章的主要描画对象――徒手打死土著民的白人警察克里斯？赫雷――在文中被冠以“高个子”绰号，土著民形容克里斯时反复念叨的“他高，他高，他高”也成了故事中回声似的背景乐，这充分体现了土著民对白人警察的畏惧心理。胡珀说：“在来棕榈岛前，我顶多因开车没系安全带而被勒令停车，一个土著女人却因没系安全带而被逮捕，警察放狗咬她，还让她当众排便。”白人警察杀人却不偿命、荒唐专横地对待土著民的事实在胡珀看来是“政府期求白人与土著民彼此和解的最大笑话”。
除了大爆脓疮、义愤填膺式的批判，散文创作者们还喜以纪录片式的真实叙写来打动读者。著名记者安妮？曼内（Anne Manne）在《艾博妮：困在房间里的女孩》中记叙了女童艾博妮的悲惨遭遇。艾博妮天生体弱、重度自闭，本就没有责任心且对镇定剂上瘾的父母对她不闻不问。艾博妮被关在房内数年，家人的忽视让她成了人类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弃儿”。被警察发现时，艾博妮已成了浑身散发着恶臭的皮包骨。这篇骇人听闻的报道式散文以一种异常冷峻的笔调书写完成。作者在创作中没有放过任何细节，时而以新闻播报式的笔法讲述艾博妮出生前后的家庭状况，时而以启发式的口吻引入艾博妮的悲剧根源，时而又揭露政府机构在处理艾博妮问题时频换人手而导致滞后的事实。沙恩？马洛尼（Shane Maloney）的《深入内部》一文则讲述了作者本人在2010年6月工党改选前两天深入议院采风的经历。这次的大选见证了澳大利亚第一位女性总理的诞生，意义重大，且作者能如此真实地还原一个历史场景，确属不易。马洛尼在熟人的带领下不仅参观了议院，还看到了竞选团队的幕后运作。与前财政部长林德塞？坦纳的近距离交谈，在党会办公室外的短暂停留，对吉拉德及陆克文的匆匆一瞥，这些“深入内部”的行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独特且有趣，也让读者越过新闻报道与政治评论，真实地观察了一回澳洲政坛。
《十年集》也收录了不少传承经典笔调的作品，只是与早期散文家的创作相比，这些作品少了几分“嘲讽”与“爱憎”，读来更似反映当代生活的哲思小品。因加？克伦迪能（Inga Clendinnen）的《大个子路易斯》围绕作者的肝脏移植经历展开叙述。作者强调，在疾病到来时，性别、阶层、年龄、种族的差别都不再重要，彼此鼓励、保持信心才是生命之爱的最佳体现。戴维？福斯特（David Foster）的《奋斗不止》取题自作者的中学校训。来自中低层阶级的作者讲述了自己早年在公立高中的求学经历，并反复强调个人奋斗的重要性。杰西卡？安德森（Jessica Anderson）的《晚来者》则从作者本人70多岁学用电脑一事谈起，步步回忆早年学习生炉子、劈木头、用熨斗等情景，与读者分享了自己对于探索新事物的看法。安德森认为，充满热情时所学的技能哪怕时隔再久，也能很快重拾。这些娓娓道来、轻柔顿挫的生活小品与文集中的犀利评述、真情实录一起带给读者丰富的文风体验。
美国散文家埃尔文？布？怀特曾打趣说：“散文的种类就像人的想法与姿态，像约翰逊牌冰淇淋口味一样多。”克雷文也说，他十分信奉日尔曼因？格里尔的“散文即非小说，古典的散文形式可能就来自‘最无法想象’的创作实例”这一看法。对创编《最佳澳大利亚散文》具有启发作用的《最佳美国散文》，在克雷文看来“本质上仍描画视生活为故事的个人……是有保留的散文创作，与（柯勒律治的）《老水手之歌》类似”，而文体风格包容多样的当代澳大利亚散文读来则无所保留、血肉丰盈，令人大呼过瘾。
四、多元的创作主体
在澳大利亚散文创作队伍中，专业散文家寥寥。用萨鲁辛茨基的话说，“在澳大利亚，社会主流意识告诉人们，如果你想赚钱，那就别写散文，写评论、写新闻去；如果你想发迹，那也别写散文，写学术论文去。”同时，受众对于散文作品应深入解读各类现实问题的需求也使散文创作群体趋向多元。翻开《十年集》，读者不难发现，参与当代澳大利亚散文创作的主体有小说家、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但也不乏律师、钢琴演奏家、历史学家等在内的各界人士。这样一个多元的创作主体传达了来自社会各领域的“声音”，为当代澳大利亚散文构建起了一个人人皆可参与的交流平台。
在澳大利亚，作为“文人墨客”的小说家、诗人和评论家，其散文创作往往与其小说、诗歌及评论文章密不可分。这些散文创作者们一方面向人们展示着文学的“故事背后的故事”，另一方面也在文学创作主题（例如女权主义）层面勾勒出一幅幅“争鸣”之景。凭借《辛德勒的方舟》（后被改编为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一书获布克奖的澳大利亚著名作家托马斯？基尼利（Thomas Keneally）在《手包工作室》中记叙了其灵感来源。1980年，即将从美国洛杉矶返回澳大利亚的基尼利在当地一家手包店做了短暂停留，在购买手包的过程中，基尼利从店主波特？普菲博格处获知了这个“关于人道关怀的故事”。基尼利写道：“一种无所顾忌的情绪催促着我下笔……让我曲折地走入那个可怕世纪里最不容遗忘的故事。”《辛德勒的方舟》因而也成了基尼利众多历史小说创作中最贴近事实的一部力作。传记作家戴维？马尔（David Marr）在《帕特里克？怀特：最后一章》中以怀特生前同性伴侣拉斯卡里斯的辞世为视点，详细分析了怀特生前遗留手稿中未完成或仅有部分构思的作品残片，让读者再次走入这位伟大作家的精神世界。尤其在介绍怀特遗稿《空中花园》时，马尔毫无保留将其称作是“一位老迈却智慧、踌躇满志的小说家的有力而柔情的书写”。彼得？波特（Peter Porter）的《好老书》、克莱夫？詹姆斯（Clive James）的《澳大利亚诗歌的伟大一代》分别就“经典阅读”与“澳大利亚诗歌传统”展开阐述。波特引用自己的阅读经历来说明阅读才是创作者最根本的蜕变方式。詹姆斯则从澳大利亚著名诗人霍普和赖特的辞世入手，认为“澳大利亚文化得以自足生成民族自豪感全应归功于那伟大的一代（诗人），是他们赋予了澳大利亚文化以表达方式，让其赢得了尊重”。在文学创作的主题探讨方面，海伦？加纳（Helen Garner）的《新娘试装》与杰西卡？安德森（Jessica Anderson）的《晚来者》一方面书写着两位女作家细腻的生活感触，另一方面则巧妙传达出作家各自的女权主义思想。海伦？加纳早年是一位激进的女权主义作家，她的作品常围绕“性欲与家庭”展开叙述，她善于刻画情感，语言自成特色，富有个性。在非虚构作品《指责》一书中，加纳“记录”了发生在墨尔本大学奥蒙德学院一起大学男教师被控性骚扰女学生的争议事件。由于事件中的女学生拒绝接受采访，故全凭男教师“一人之言”完成的作品出版后立刻广受质疑。未采访女学生即理所当然地展开叙写，在不少人看来是加纳对自身女性身份的过度依赖与沉溺。加纳的女权主义思想真是自我标榜的伪装吗？在《新娘试装》中，加纳开篇便说：“尽管我已结过三次婚，但还从没做过‘新娘’――我？穿婚纱？戴面纱？”随友人踏入婚纱店的作者被新娘试婚纱的各种情景深深吸引。当一位新娘因反复试装而表示歉意时，加纳在心里甚至偷偷回应道：“厌倦？怎么会呢！我恨不得整天泡在这儿，靠着镜子，沉浸在这愉悦的氛围里。”显然，加纳并没有以一己之声来操控他者之声，她乐于聆听，善于感知女性的声音。在加纳看来，当代澳大利亚新一代的女性主义显然已经偏离了正确轨道，有失公允。安德森的《晚来者》虽可归为亲切易读的随笔式散文，但字里行间却体现着一种对激进女权主义的温和抵抗。与倡导激进女权主义的左翼人士不同，作为与伊丽莎白・乔莉（Elizabeth Jolley）等女作家相似的“大器晚成”者，安德森并不介意将写作作为“女性第二工作”来看待。她说：“结婚后，我在家写作（写作是第二工作，首要任务还是做家务）。”安德森用自己对于新鲜事物的积极学习态度来证明女性在生活与事业中求得平衡的可能性。激进女权主义者在强调权利的同时更该认清女性固有身份（为人妻、为人母）的必然要求，女权主义运动的重点或许不在“颠覆”，而在求取安德森笔下的“平衡”，以全面实现女性价值。可以说，上述这些散文作品让读者跳出了对于某一作家、诗人和评论家的既定认识，而透过一种别样的视角重新认识这些创作者及其主要作品。正如利昂尼？克莱默教授在撰写《牛津澳大利亚文学史》时所说，“略去包括文献、回忆录、散文、日记、信件等在内的非小说创作是最为困难的决定”，因为“它们影响着别种文学样式，对于澳大利亚文学发展史具有特殊意义”。 当代澳大利亚散文有一个包括本业为律师、历史学家、钢琴演奏家、喜剧演员等非专业创作者的创作群体。在《十年集》中，律师出身的M.J.海兰（M.J. Hyland）在《当一回摩门信徒及别种疯癫》一文中讲述了自己的儿时阴影：生在爱尔兰移民家庭的作者从小居无定所，父亲的酗酒、粗暴对她产生了无法磨灭的影响；虽然从一个偷盗、饮酒、吸烟的不良少女最终转变为一名律师、一个看似脱离了家庭负面影响的成功者，海兰却说自己“是个势利鬼，是个憎恶受害者、憎恶穷人的越界的孤独者”。她甚至说自己讨厌做律师，只想一心写作。这种“坦言”让读者看到了人心的挣扎，看到了拥有律师经历的作者的独特从业感受。阿兰？弗罗斯特是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历史系荣誉教授，他的散文《来自红土地》不仅描画了富有农场主的财富积累之法，也回顾了澳洲羊毛业的发展历史。安娜・戈兹沃西（Anna Goldsworthy）的散文《像婚姻里的爱情》从自己17岁时失败的三重奏比赛经历谈起，主要记叙了第五届墨尔本国际室内乐比赛的台前幕后。获胜组合成员间的默契与信任让作者认识到，“三重奏是心灵的完美合奏”，“就像婚姻里的爱情”。戈兹沃西不仅作为钢琴演奏家来为人们解读室内乐比赛，更将自己对于音乐的认识上升到了对人与人之间相处方式的探讨。巴里？汉弗莱斯（Barry Humphries）的散文《亚瑟？博伊德的一生》回忆了作者与澳大利亚著名画家亚瑟？博伊德相处的几个片段。汉弗莱斯是喜剧演员、艺术家兼讽刺作家，朋友无数，但他却写道：“在我这一生所结识的朋友里，我最想念亚瑟？博伊德。他走得太早了。”艺术家笔下的艺术家形象吸引了读者的目光。作为科学记者的克里斯蒂娜？肯尼利以及作为政治学教授的罗伯特？曼内也分别在《火海》和《皮尔逊的赌博，斯坦纳的梦想》等散文中展示了各自专业与文学素养的绝妙结合。《着了魔的城市》的作者约翰？伯明翰（John Birmingham）虽是一位作家，但曾任澳大利亚国防部研究员的他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注异常透彻。他以自己在悉尼竞拍房产的经历入手，描述了悉尼房地产交易“异常”火爆的现状。“房产热”的到来不仅体现了悉尼作为新兴大都市所面临的经济挑战，也指出了当下人们重“物质”而轻“精神”的价值扭曲。
澳大利亚小说家罗伯特？德鲁曾说：“我对那些尝试探讨自己领域之外事物的作家作品尤感兴趣。”在当代澳大利亚散文界，专业散文家的缺失并没有影响该文学样式的发展，相反，那些来自“外领域”的创作者们给散文创作注入了不少活力。在澳大利亚，散文创作或许已不再为谋生和求名而存在，而是一种参与国家和社会重建的方式，更是不同领域的作者共同参与文学实践的重要途径。创作者们通过散文传达自己的思想，读者则借此了解自己，了解彼此，了解世界。
五、结 语
在《十年集》中，我们看到，当代澳大利亚散文表现出特色鲜明的国别主题，多样的文体风格，以及多元的创作主体。从主题上说，它生动展现了南半球的那片红土地，将其社会、民族、文化、政治、经济等风貌尽现于读者眼前；从风格上看，它时而犀利，时而客观冷峻，让读者充分看到了澳大利亚人敢于直言、针砭时弊的作风；就创作群体而言，当代澳大利亚散文家们来自社会的各个领域，他们立足自己独有的生活阅历和知识结构，针对澳大利亚人所面对的共同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如果散文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具有“便利，短小，不受文学传统的束缚”的特点，那么，当代澳大利亚散文自由开放、不为样式所限，是人人都可参与的文学实践。尤其对文人墨客来说，撰写散文是他们得以酣畅淋漓地就国家社会问题书写“我之所见”、引导群体及个人认识的绝佳路径。澳大利亚小说家尼古拉斯？乔斯曾说：“澳大利亚文学是颇具特色的年轻文学，它能让人在阅读过程中发现一个有着独特历史的社会。”的确，关注当代澳大利亚散文创作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当代澳大利亚文学，也让我们得以更好地了解澳大利亚社会。阅读当代澳大利亚散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阅读澳大利亚小说、诗歌、戏剧作品全然不同却同等重要的文学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