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全中国精英向北京汇聚的时候，一个美国人也来了，他叫司徒雷登。现在知道这个名字的人，大多数是从毛泽东那篇《别了，司徒雷登》开始的，他的形象一直和“送别”联系在一起，而实际上，他的“来”比他的“走”要有趣得多。
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幼年咿呀学语时，学的就是杭州话，但当他以43岁的年纪从美国回来时，汉语几乎被忘得一干二净了，不过这并不妨碍他迅速和中国的各色人等建立亲密关系――因为他掌握了中国人好“面子”的社交关键。
司徒雷登之所以到北京来，是因为北京有两所基督教教会学校正在为“面子”问题争得不可开交。这两所学校，一所是卫理公会办的“汇文大学”，一所是长老会的“北通州协和大学”。这两所“大学”，虽顶着“大学”的名头，实际上却是小得可怜的神学院，因为都快办不下去了，才决定联合成立新大学，司徒雷登就是这所大学请来的新校长。
两所学校的争论焦点是合并之后叫什么名字。双方都坚持自己原来的名字，互不相让，且都坚持新校址不能离自己的学校太远。这两所学校想出的折中方案竟然是把学校命名为“北京大学”。司徒雷登告诉他的教会同事，1917年之后，“北京大学”再也不是一个谁都有资格叫的名字，因为蔡元培、胡适的“北京大学”已经是北京城里乃至全中国最好的大学了，那个名字已经无可替代。争来争去，人们决定叫新大学为“燕京大学”。这是一个富有诗意和古意的名字，同时也能稍稍弥补一些不能叫“北京大学”的遗憾。
学校有了名字，司徒雷登要选个地方来建造学校。他骑着毛驴或自行车，一次又一次在北京的城里城外寻找建校地址，但结果却让他相当失望。那时，北京城里已经没有可供他使用的土地，而北京城外，到处是达官贵人几百年来置下的坟地，要买任何一块地都会涉及迁坟问题。守旧的中国人对任何迁坟建议都会暴跳如雷，哪怕美国人开出让他们很动心的价钱也难以说服他们。
但是，机会还是来了。一天，失望的司徒雷登被邀请参加清华大学的一个聚会，当朋友们知道他的烦恼时，马上建议他买下清华大学对面的一大块地，这块地曾经是清朝大贪官和|的花园，如今属于陕西督军陈树藩。
司徒雷登看了这块地，顿时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买下来。这里风光优美，紧邻颐和园、西山，而且交通便利，如果建大学，将是世界上最优美的大学校园。他当机立断，到陕西找这块地的主人陈树藩。要知道，在当时，从北京到西安的交通极不便利，要乘遍火车、汽车、木船、骡子等所有的交通工具。只要能买下园子，作为传教士的司徒雷登是不惧这些艰辛的。
陈树藩是靠投机革命起家的前清军械官，他没想到美国教会竟然会对北京城外那片几乎没用的荒地动心，他热情接待了司徒雷登一行。这是一个既能赚钱又能赚面子的好机会，于是陈树藩先以六万大洋的价钱把园子卖给了司徒雷登，然后又宣布把其中的三分之一捐给未来的燕京大学。这个精明的举动为陈树藩赢得了友谊，在他下台后，司徒雷登仍然经常去这位前地主家探望。
六万大洋是多少钱？大约相当于现在3000万元人民币，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但仍然是一个划算到了极点的好买卖――只要想一想现在的北京大学，那美丽的未名湖、博雅塔，这块地就已经是无价之宝了。
司徒雷登得到了心目中的好地块，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盖房了。他要求燕京大学的所有建筑都要有中国传统风格，就连自来水的水塔都建成了佛塔的形状，取名“博雅塔”。这一切和周围的建筑是那么协调，让人以为这个美丽的校园好像一直都存在着一样。
就这样，燕京大学以非常优雅的姿态出现在了北京，并在司徒雷登的经营下成了中国最有名的大学之一。让人慨叹的是，1957年，原址在北京城内的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合并，成立了新的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也迁到燕京大学，成为现在世人熟悉的模样，冥冥中似乎暗合了两所教会学校当初的原意――他们本来就想让自己的学校叫“北京大学”，结果竟以这样的方式实现了。
